北大红楼与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丛书建党伟业起点_黄黎，黄修荣著，杨胜群，李良，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_9787530005231

胸怀千秋伟业，恰是百年风华。为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深入挖掘北大红楼与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历史渊源及其内涵，丰富和深化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研究，更好传承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地方志编制委员会办公室组织编写“北大红楼与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丛书”。
本册讲述了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以北大红楼为革命起点，面向全国孕育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培养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骨干和领导者，推动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共同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故事，深刻揭示北京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前　言辛亥革命失败后，中国的先进分子沉浸在极度的苦闷和彷徨之中。吴玉章回忆说：“在辛亥革命以前，我们曾经抱着一个美丽的幻想，以为革命后的中国一定是一个民主、独立、统一、富强的国家。但是现实嘲弄了我们，中国人民所碰到的不是民主，而是袁世凯的专制独裁；不是独立，而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欺凌、蚕食和鲸吞；不是统一、富强，而是军阀们的争权夺利、鱼肉人民。”a原有的梦破灭了，中华民国的成立并没有给人们带来预期的民族独立、民主和社会进步，军阀势力继续利用封建传统思想来禁锢人民的头脑，维护自己的统治。面对严酷的现实，包括北京大学进步师生在内的先进知识分子、广大青年学生深深感到，要反对封建主义的腐朽统治，必须大张旗鼓地批判封建思想，大力宣传科学和民主思想。在这种形势下，倡导新文化的杂志《新青年》应运而生。《新青年》是陈独秀于1915年9月15日在上海创刊的，原名《青年杂志》，从第2卷第1号（1916年9月）起改名为《新青年》。《新青年》的问世，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兴a　吴玉章：《回忆五四前后我的思想转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52页。《新青年》002建党伟业起点起，《新青年》代表的新思潮很快照亮了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沉闷夜空，使20世纪的中国开始经历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陈独秀在创刊号上发表的具有发刊词性质的《敬告青年》一文，鲜明地提出民主与科学口号，向封建思想文化发起挑战，是新文化运动第一篇纲领性文献，揭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他无情地抨击中国的封建伦理道德和极其落后的社会制度，满怀激情讴歌，“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他以进化论的观点，论证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a。新文化运动的另一个主要倡导者是李大钊。他对封建军阀的黑暗统治深恶痛绝，早在留日期间，即开始从事反对袁世凯称帝的革命活动，与《新青年》杂志建立了联系，并在《新青年》第2卷第1号上发表《青春》一文。他回国后，在各报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宣传民主政治和思想自由。1916年5月，他在他主编的《民彝》杂志上发表《民彝与政治》一文，大声疾呼：“民与君不两立，自由与专制不并存，是故君主生则国民死，专制活则自由亡。”对那些“敢播专制之余烬，起君主之篝火”的“复辟之辈”，应一律视为“国家之叛逆，国民之公敌”。b表达了与封建专制统治势不两立的政治立场，也反映了中国人民反对封建主义的强烈愿望。1917年1月，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1918年8月，北大红楼落成。蔡元培富有学术素养和民主精神。他以“学诣为主”，罗致各类学术人才，搭建了一个自由且自治的平台。他提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北京大学的办学方针是“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c他在海内外广揽人才，充实北大教师阵容；容纳异己，尊重学术自由；鼓励办刊，提倡社团活动；大刀阔斧，进a　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b　《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56页。c　蔡元培：《致〈公言报〉函并答林琴南函》，《公言报》1919年4月1日。003前　言行体制改革。从此学校面貌焕然一新，呈现百家争鸣、生动活泼的局面。北大红楼，涌起了太多风云激荡的历史浪花。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和一些早期的著名活动家，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和一批著名的进步学者，都曾在这里工作或学习过。鲁迅说过：“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a蔡元培为北大罗致了一批英才，他力排众议，邀请陈独秀到北京大学任教，担任文科学长。1917年初，陈独秀正式就任北大文科学长，把《新青年》从上海迁到北京。当年8月，年仅26岁的留美学生胡适被蔡元培聘请为文科教授。1918年1月，李大钊进入北大，接替章士钊担任图书馆主任。在胡适、李大钊进入北大的前后，周作人、刘半农、沈尹默、高一涵、陶孟和、蒋梦麟、刘师培、马叙伦、刘文典、梁漱溟等也相继到来。在教育部任职的鲁迅，也被蔡元培聘为国文系讲师（按北大规定，到北大兼职只能被聘为讲师）。虽然参加新文学运动稍晚，但鲁迅在这场反封建主义的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刊登在《新青年》第4卷第5号。鲁迅在《新青年》《每周评论》等杂志上连续发表上百篇文章，他把自己这一时期的作品称为“遵命文学”。他说：“这些也可以说，是‘遵命文学’，不过我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新青年》是个综合性的学术刊物，每号约100页，6号为一卷。从第1卷第1号（1915年9月15日）到第3卷第6号（1917年8月1日），由陈独秀主a　鲁迅：《我观北大》，《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58页。北大红楼004建党伟业起点撰。从第4卷第1号（1918年1月15日）起，《新青年》由陈独秀个人主编改为同人刊物。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都参加编辑并成为主要撰稿人，陈独秀仍负主要责任。1918年12月，陈独秀和李大钊在北大红楼里创办《每周评论》杂志，用陈独秀的文科学长办公室作为编辑室。《每周评论》在内容上弥补了《新青年》“不谈政治”而无法密切配合政治斗争进行宣传的不足，成为五四运动时期重要的发声渠道。北大红楼一时人才云集，社团杂志荟萃，学风自由平等，曾经暮气沉沉的老北大被注入了一股活水，成了思想争鸣、引领时代先声之地。与此同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和文明的冲击，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欧亚革命浪潮的高涨，则为新的人民革命的兴起提供了必要的时代条件和国际环境。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先进分子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并建立中国共产党，就具有了现实的可能性。而将这种可能性转变为必然性，则是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实现的。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是五四运动的直接导火线。1919年5月3日晚，北京大学1000多名学生和北京十几所学校的代表，集会于北大法科礼堂，报告巴黎和会的情况。会场上群情激愤，一位学生当场咬破中指，裂断衣襟，血书“还我青岛”4字。与会者声泪俱下，热血沸腾。大会当场1919年5月4日下午，北京大学示威游行的队伍向天安门进发005前　言议决：（一）联合各界一致力争；（二）通电巴黎专使，坚持和约上不签字；（三）通电全国各省市，于5月7日举行游行示威；（四）定于5月4日（星期日）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大示威。5月4日下午，北京大学等13所学校的学生3000余人，不顾北洋政府教育部代表及警察的阻拦，到天安门前集会。他们提出“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等口号，强烈要求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并惩办北洋军阀政府的3个亲日派官僚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接着，学生们前往日本驻华使馆抗议。受阻后，游行队伍不顾军警的阻挠，转奔位于赵家楼胡同的曹汝霖住宅。学生们在愤怒之下冲入曹宅，虽没有找到躲藏在暗室的曹汝霖，却遇到另一个卖国官僚章宗祥。他们痛打章宗祥，火烧曹宅。北洋军阀政府急忙出动军警镇压，逮捕示威学生32人。五四运动的爆发，标志着一场新的伟大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开始，并由此引起一场广泛的深层次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运动。在五四运动中，涌现出一批为追求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而积极探求救国救民真理的新的先进分子。运动爆发前，北京等地成立的以研究新思潮、探索救国救民道路为宗旨的社团，如学生救国会、国民杂志社、新潮社、平民教育讲演团、少年中国学会、新民学会等，其成员大多参加了这场运动，成为运动中的骨干。陈独秀、李大钊等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同许多社团组织和进步青年密切联系，积极指导和推动运动的发展，成为这一运动的著名领袖人物。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在北大红楼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过程中，在实际斗争中，在进步的团体组织中，不断砥砺和丰富自己，一步步成长起来。抛弃资本主义的建国方案，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指引的道路，是相当多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共同做出的历史性选择，这也是五四以后新文化运动的最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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