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房地产税改革_何杨著_9787567802452

　　《中国房地产税改革》尝试从制度起源、税基选择、经济效应、配套制度等方面进行不同经验的总结和评述，有助于我们理解不同房地产税税制设计的利弊得失。在此基础上，《中国房地产税改革》对中国房地产税收的历史、制度设计、实施步骤等进行了探讨，提出了改革房地产税的整体思路。

　　土地和房屋作为一种财产成为课税对象，最早可以追溯到古代的埃及、巴比伦和中国的夏商时期，不过那时的财产税主要是针对占有的土地面积以及土地上的农业产出。本书中所探讨的房地产税为现代意义上的房地产税。由于受到欧美发达国家的影响，这种房地产税具有以下特征：（1）税基较宽，绝大多数房产和土地都需缴纳；（2）实行从价税，按照房地产市场价值的一定比例征税；（3）收入弹性低，在经济繁荣时期增长幅度低于平均经济增长幅度，在经济衰退时期减少幅度也低于平均经济缩减程度；（4）属于一种地方税，是基层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5）属于一种受益税，主要用途为基础教育、公共安全、辖区道路等公共服务，缴纳税款的纳税人是享受相应公共服务的人；（6）收支通过直接民主机制实现，较为公开透明（侯一麟等，2014）。可以说，这一房地产税改革的提出寄托了完善税收体制、增强基层财政自治、提高公共服务提供效率、改善政府治理等诸多理想，但同时也受到了调节房价、改善收入分配等过多目标的干扰，使得房地产税的改革始终处于争论的风口浪尖。
　　房地产税改革在中国面临的阻力是来自多方面的，纳税人担心税负增加，地方政府并不积极，税务机关也不情愿开征。作为直接税，纳税人对于房地产税的征收往往是抵触的，即使在美国也发生过抗税事件；从简单的收入测算来看，如果按照房地产评估价值的30%计税，人均25平方米设定免征额，全国住宅房地产税收入最高才能达到1859亿元；如果按照人均60平方米设定免征额，全国住宅房地产税收入最低仅为580亿元，难以满足支出职能已经膨胀的地方政府需要；我国的税务机关缺少征收直接税的经验，房地产税的征管成本也将高于其他税种。
　　那么，中国能否建立现代房地产税制度并且对基层政府治理起到改善作用？能否打破房地产泡沫甚至引发社会动荡？很多学者已经从各个层面进行了探讨。由于这些问题的解答过于复杂，鉴于本人有限的能力，尽力在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尝试：
　　第一，对于所谓“国际经验”的借鉴。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英美国家比较成功的房地产税经验是经常被提起的范本。但是英美国家和我国在经济发展、社会制度、历史渊源等方面存在的差异是不容忽视的，中国能否完全借鉴这些经验还值得探讨。实际上，房地产税的实践也远不止英美国家一类。这里，本书将国外房地产税制度的发展至少分为四种类型。一是在英式的财产税基础上直接移植发展起来的，大多曾经在19世纪成为英国的殖民地，包括美国、新加坡、马来西亚以及中国香港等。它们是以英国的财产税为原型，土地和房屋合并征税，以评估价值作为税基，实行比例税率，房地产税作为地方政府的收入来源，主要遵循着“量人为出”的原则，但是有成功也有失败。二是与亨利-乔治提出的“单一土地税”理论有关，影响到了德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以及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等，按照“涨价归公”的理念，这些国家要么只对土地征收单一的土地税，要么对土地和房屋分别征税的时候通过区别税率，强调对于土地或房屋增值中来源于政府公共投入的部分进行征税。三是包括日本、韩国在内的东亚国家，它们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遵循着自身对房地产的征税方式，但是近代以来受到西方制度的冲击，它们引进了一些西方的征税方式，但又无法完全取代过去的制度，房地产税除了作为基层政府的收入，还发挥着流转税或者资本税的功能，制度设计中希望通过房地产税调控房地产市场，税制变动也较大。四是包括俄罗斯、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转型国家，它们的房地产税制度改革伴随着土地的私有化和经济上的市场化改革，在房地产税改革进程上也具有较大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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