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鲁迅，我们还能研究些什么？
（代前言）
对于我们这一代[ 2015年两次鲁迅研究青年论坛的召开和一部《70后鲁迅研究学人论文集》（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版）的出版似乎宣告了以70后为主的鲁迅研究新生代学人的崛起。但在笔者看来，所谓代际，似乎不能单纯以出生年龄为划分标志，而更应参考其进入高校的具体时间与从事研究的历史语境，即所谓学术年龄。如果真的存在所谓鲁迅研究的新生代学人，大约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考入大学，在世纪之交陆续开始从事学术研究。这代学人的年龄跨度可能超过20年。这样看来，所谓崛起，大约更应解释为由学术年龄而造成的研究者的自然更替。]相对年轻的鲁迅研究者而言，倘若抛开职业、成绩、荣誉等功利性因素（如发表论著、谋职和评定职称、获得奖项和知名度，等等），鲁迅和鲁迅研究带给我们的可谓成就感与挫败感并存，而后者似乎尤为深切。对我而言，一直困扰并促使我反思的是：关于鲁迅，我们还能研究些什么？
2004年秋，由业师王富仁先生推荐，我参加了在聊城大学举办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第三届青年学者研讨会。蒙会议组织者不弃，给我这个还在读书的年轻人一次大会发言的机会。我发言的题目是1990年代以来学者鲁迅的评价问题。因为是次在学术会议上发言，紧张万分，内容夹缠不清，毫无头绪，还超了时。只是在临近结束时有感而发，倚小卖小童言无忌般地提出我们这一代与前辈学人如王得后先生、钱理群先生、王富仁先生诸位有所不同。和他们相比，我们是被学院的研究与教学体制训练出来的一代，我们这一代至少是我个人接触中国现代文学也好，接触鲁迅也罢，是通过阅读前辈学人的著作而获得的初体验，学术研究中属于个人的生命参与因此先天不足，也许我们能够成为专家型的学者，但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特别是鲁迅研究所必不可少的生命底色很可能极为苍白、承担意识也相当薄弱。大约一年后，在我的博士论文答辩会上，这段发言被钱理群先生戏称为一个宣言。当然，聊城会议上的发言并不是要表达一种超越前辈的勇气与豪情，而是我对于自身学术短板的一分担忧和一点反思。这一担忧和反思，一直萦绕在我十余年来的学术经历中。使我每当提笔，特别是撰写有关鲁迅的文章时，立刻感到压力陡增，感到与鲁迅、与鲁迅研究的前辈学人之间的巨大落差造成的不自信。
至今仍记得一位我极为尊重的师长的谆谆告诫：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以鲁迅为起点和以其他作家为起点，是不一样的。这段话饱含着对于后辈的殷切期望，也道出了一个事实，即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特殊性鲁迅是那种可以凭借一己连接起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甚至现代文化的人，以鲁迅为研究对象，可以观照并了解中国现代文学的方方面面。[ 这样的研究对象不止鲁迅一人，至少还应包括胡适和周作人，但考虑到20世纪后半叶中国（尤其是内地）的历史语境，似乎只有鲁迅和鲁迅研究实现了这一点。] 从鲁迅出发，较之其他研究对象确实更具普遍性与穿透力，更有助于把握中国现代文学的高度、深度和广度。前述几位鲁迅研究的前辈学人在这方面做出了表率。然而，我们这一代研究者，由于自身和鲁迅、以及鲁迅研究的前辈学人之间的明显距离（姑且不使用差距、落差一类词，但这一距离不仅是知识的，还是经历的和精神的），既体现出相对独特的问题意识与研究趋向，因而找到自身的学术立场，又明显感受到对鲁迅不易把握、难以穷尽的隐忧，感受到来自前辈学人的影响的焦虑，陷入在精神上、在视野上、甚至在表达上难以超越前辈的困境。特别是对我个人而言，可以说没有前辈学人的积累和指引，也许我不会选择鲁迅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我们这一代中的多数人，自从进入学院体制后就不曾脱离（至少在身份上不曾脱离，而且在进入前也缺乏体制外生存的经历）。这是我们的幸运，可以在相对平稳（也可能是平庸）的环境中阅读和思考，获得相对扎实系统的学术训练。但也可能成为我们的不幸，至少是短板，缺乏生命的历练与沉淀，仅仅把鲁迅作为纯粹的学术对象。这或许能够避免主观的肆意妄言，但也可能抽空鲁迅和鲁迅研究的生命力。
至今也仍记得一位与我私交甚好的同行不无揶揄的表达：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有两种人：研究鲁迅的和不研究鲁迅的。抛开其中的情绪化因素，这段话也部分地道出了一个事实：鲁迅研究由于其所处的特殊时代背景和历史语境，曾经凌驾于其他中国现代作家的研究之上，本身也成为一种权力表达。这不是指曾经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居于统治地位的鲁郭茅巴老曹的排序，而是指在部分研究者看来，鲁迅是一个可以自足的存在，与周遭世界无关，可以超越中国现代文学而进行独立的自我阐释与自我呈现。[ 当然，任何研究对象都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立性，但这一独立性无疑是相对的，与其周遭世界相联系，才能对其进行更有效的阐释。] 这曾经造成个别研究者以鲁迅之是非为是非，甚至只许肯定，不容质疑，因此遭至诸多反对的声音。一时间，拥鲁者只读鲁迅，反鲁者不读鲁迅，彼此在对话过程中的隔膜与脱榫形成当代中国思想界的一大奇观。[ 事实上，绝大多数反鲁的声音基于对拥鲁的逆反心理，而其中一些有见地的观点质疑的则是对鲁迅的刻意拔高，而不是鲁迅本人。] 甚至在鲁迅研究界内部，也曾有人将鲁迅学视为一座肃穆的古堡。[ 汪晖：《鲁迅研究的历史批判》，《文学评论》1988年第6期。] 这样看来，鲁迅研究自身包含的权力表达无疑成为一把双刃剑：在特殊时期可能悬于反对者的头上，逼迫其噤声；但同时也构成对于试图摆脱权威、独立思考的鲁迅研究者的警示与威慑，使其放弃自身的努力，收归政治正确的标准阐释之账下。对于我们这一代研究者而言，尽管笼罩在鲁迅研究上的权力阴影已逐渐淡去，但历史的惯性仍在，现实的纷繁犹存，无论是努力为这座古堡添砖加瓦，还是试图破除障壁，都很难彻底摆脱由此带来的困境与压力。毕竟有一座几代人建造的恢弘建筑在前，我们为它做些什么，才是有意义的？
现在可以回到本文开头提出的问题了：关于鲁迅，我们还能研究些什么？这里当然不包括学术研究的自然生长。尤其是对于鲁迅这样内涵丰富的研究对象而言，每一代人都有条件、也有必要做出新的阐释。这是学术发展的必然，也是研究者的职责所在。否则，本文开头提出的就是一个伪命题。因此，这一问题的提出，并非意在探讨新的学术生长点，而是在思考我们这一代研究者应该以怎样的立场和姿态面对鲁迅和鲁迅研究的前辈学人，为当下、甚至将来的鲁迅研究奉献有价值的学术成果。20世纪80年代的学人开始对个人鲁迅的研究，并由此实现了鲁迅研究的个人化。与之相比，我们这一代研究者的立场和姿态则可以用私人化来概括。学术经历与环境的近似、特别是训练方式的日趋规范，使我们在表面上呈现出相近似的知识结构、研究思路和学术规范意识，但这丝毫不能掩盖彼此之间超越环境的内在差异。我们在从事学院化的知识生产的同时，关注的问题以及关注问题的方式存在明显的不同。对于鲁迅研究自身的丰富性与开放性而言，这本来是正常的。然而，我们对于鲁迅的理解和阐释，却缺乏一种属于自己时代的内在的共同性价值。这也是我一直认为70后作为鲁迅研究的新生代并未真正崛起的原因。内在的共同性价值的缺失也许顺应了这个价值多元（或价值缺失）的时代，有助于实现鲁迅研究的多元化，但存在的问题也很明显，即造成不同研究者之间难以形成有效的对话，造成鲁迅研究和鲁迅研究者内在价值的迷失。可见，相对于前辈学人面临如何走出鲁迅，我们这一代所要面对的则是如何走进鲁迅。这对于研究者而言是一个至为关键的问题，甚至比学术思路、方法和规范都重要。走进鲁迅的立场和姿态决定着我们能否找到与鲁迅、与鲁迅研究的前辈学人之间的精神血脉，进而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鲁迅，找到属于自己时代的思想和价值的出发点，并终通过鲁迅找到自己。只有这样，鲁迅才不是一个被学院体制设定的冷冰冰的研究对象，不是一个令人亦步亦趋或刻意反对的历史人物，而成为我们这一代研究者与时代、与世界、与前辈和后辈开展对话的精神坐标。钱理群先生曾将学术研究中的后辈与前辈的关系精辟地概括为：一是学习，二是反叛，三是在更高层面上相遇。[ 钱理群：《30后看70后读〈70后鲁迅研究学人论文集〉》，《鲁迅研究月刊》2014年第11期。] 我以为，这一概括同样适用于我们与鲁迅之间的精神联系。
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关于鲁迅，我们还能研究些什么这一问题，并非意在探讨鲁迅研究的学术生长点，也无意于关注我们这一代研究者还能奉献出哪些精彩的论述和独到的发现，而是借此追问我们作为鲁迅研究者，如何成为可能。这里想借用英国诗人托·斯·艾略特在其名作《传统与个人才能》中的一段论述：诗人，任何艺术的艺术家，谁也不能单独的具有他完全的意义。他的重要性以及我们对他的鉴赏就是鉴赏对他和已往诗人以及艺术家的关系。[ [英]托·斯·艾略特著、卞之琳译：《传统与个人才能》，[英]戴维·洛奇编、葛林等译：《二十世纪文学评论》（上册），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30页。] 这段论述对于学人也同样适用。作为喜爱鲁迅的人与文、有志于从事鲁迅研究的学人，能否发出自己的声音、实现一个学术群体的崛起并不是多么重要的事。在中国现代文学和鲁迅研究的学术史上，也许我们注定只能是一群匆匆过客，能否作为历史中间物，连接前辈与后辈的学术血脉，使鲁迅研究薪火相传，并借此凸显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价值，实现对自己的生命承担，才是作为一个鲁迅研究者重要的责任和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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