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研究：理论、实证与政策_田巍，余淼杰_9787543232778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经历了曲折前进、不断上升再到稳步增长的过程，特别 21世纪之后，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开始快速增长。本书立足中国国情，运用当代经济学规范系统的方法，融入21世纪以来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前沿的经济学理论，力图通过结构建模的方式得出可供理论实证的理论预测，再使用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中国海关进出口全样本数据进行严格的经验实证研究，分析改革开放以后影响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原因，诠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新时代的发展，旨在为今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领域的政策制定提供帮助的同时，彰显中国历史事实与政策实践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长远发展的借鉴价值。

1979年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经历了曲折前进、不断上升再到稳步增长的过程。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开始快速增长，2005年对外直接投资指导方案出台之后，增幅尤其显著，2012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占全球总投资流量的6.5%，是世界第三大对外直接投资国。2016年投资额甚至达到了1961.5亿美元，占全球投资流量近10%。通过40多年的发展，中国现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的对外直接投资输出国。一些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成功实现了走出去，在提升自身生产效率的同时也扩大了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影响力。在中国，从经验事实与学术研究来看，成功参与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能够有更好的经济表现，该现象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尤为明显。此外，企业所有制、汇率变化、融资约束、中间品贸易、技术溢出等因素都对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产生了一定影响。而中国促进贸易与投资的相关政策也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

在研究范式上，本书研究坚持立足于中国国情，运用当代经济学规范系统的方法，特别是一般均衡理论，融入21世纪以来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前沿的经济学理论，力图通过结构建模的方式得出可供理论实证的理论预测，再使用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中国海关进出口全样本数据进行严格的经验实证研究，分析改革开放以后影响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原因，诠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新时代的发展。本书研究旨在为今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领域的政策制定提供帮助的同时，彰显中国历史事实与政策实践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长远发展的借鉴价值。

本书总分10章。第1章介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制造业企业基本特征。研究发现，中国参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制造业企业的经济效益明显好于非对外直接投资制造业企业。整体来说，相较于非参与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参与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生产率更高、盈利能力更强。部门分析显示，该现象在劳动力密集型行业尤为明显。此外，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终将促使该行业内其他企业生产率水平的提高。参与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在一个行业中的占比越大，该行业内所有企业的整体生产率就越高。因此，这一章建议中国企业应当制定全球战略，并根据不断变化的投资环境，重新配置企业资源，充分发展海外市场，积极参与跨境投资，从而在获得更广大的市场的同时获取新技术。这一章是本书两位作者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张帆教授合作的成果，相关英文论文发表于China Economic Journal。

第2章则是对现有的国际投资理论进行系统的介绍。研究围绕以下问题展开：为什么要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什么样的企业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这一章将首先介绍所有权区位内部化（OLI）这一经典理论，其基本主张为，企业在海外设立子公司从而成为跨国公司，将拥有所有权区位和内部化这三方面优势。在此之上，该章结合企业异质性的前沿学术研究，以Helpman、 Melitz和Yeaple（2004）为例，通过严格的模型推导，介绍高生产率企业在服务本国市场的同时，向海外市场扩张、成为跨国公司的背后原因。

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如日中天，每年出口大量汽车到美国，造成日本巨大的经常贸易顺差和美国经常贸易逆差。因此，美国汽车工人协会游说美国国会，准备对日本汽车进口进行贸易制裁。为免于制裁，日本政府主动承诺，每年出口到美国的汽车不超过一个限额。但事实上这件事没有影响到日本对美国的出口，因为日本汽车公司开始在美国大量建厂进行直接投资，从而替代了正常国际贸易，规避了政府的限制。许多跨国公司为了逃避关税而在不同国家投资办厂，这种现象被形象地称为关税跨越（tariffjumping），第2章将介绍解释这种现象的国际资本流动模型。

随着中国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日益增长。第3章通过采用浙江省制造业企业生产和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层面数据，在准确衡量走出去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基础上，考察企业生产率及其直接对外投资的关系。在控制了回归分析可能的内生性及其他影响因素后，我们发现：，生产率越高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概率也越大；第二，生产率越高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量也越大；第三，目的地国收入水平的高低对企业投资与否的决定没有显著的影响。此外，行业的资本密集程度对企业的生存环境没有显著的影响。所以，第3章的发现为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微观层面的经验证据，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方面研究的空白。第3章的相应论文发表在《经济学（季刊）》上。

第4章是本书的关键一章，相关研究成果已发表于国际经济学期刊The Economic Journal，主要考察中国对外投资企业中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要素市场、企业所有制和投资方面的差异。我们使用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通过证实两个令人迷惑的现象来探究国内的摩擦如何影响企业在海外的生产决策。，民营跨国公司的生产率比国有跨国公司的低，而民营跨国公司比国有企业整体的生产率高。第二，与民营跨国公司数目相比，国有跨国公司的比例更低。我们通过证实国内对民营企业的歧视性待遇激励民营企业在国外生产，并建立模型来证实这些发现。模型显示，对民营企业歧视性越明显的产业，逆向选择的现象就越明显。该发现得到了实证的支持。第4章是本书两位作者与原在香港大学工作的陈诚教授合作的成果。

汇率波动对异质性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有怎样的影响，一直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在中国更为重要，其中一方面原因是过去这十几年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腾飞、人民币逐步放开的黄金年代。从2005年开始，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经历了大约30%的升值，对欧元、日元和其他世界主要货币的汇率也处于波动状态。不仅对外直接投资的激增和人民币波动都始于2005年，更有意思的是，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和人民币波动的关系还呈现出了与大部分国家迥异的现象：在对大多数国家的研究中，学者们发现母国货币贬值会促进出口，由于投资通常是出口的替代品，从而母国货币贬值抑制了对外直接投资。但是中国的数据却显示出了相反的现象，即人民币贬值不仅促进了出口，同时促进了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

因此，在第5章中我们开始考察汇率变化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我们发现和大多数国家不同，人民币贬值时不仅促进了出口，同时也促进了对外直接投资。这个现象和文献中普遍记载的投资与出口的就近集中替代关系不一致。这一章从贸易服务型投资的角度阐释了这种现象。贸易服务型投资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的特点是辅助出口而不是替代出口，因此人民币贬值在促进出口的同时也促进了贸易服务型投资，这也是为什么宏观上显示出与文献相反关系的原因。该章将详细描述贸易服务型投资的特点和在中国的现实情况，并进一步分析为什么贸易服务型投资在中国如此普遍的原因。我们从逻辑上拓展已有的对外直接投资异质性企业模型，分析企业如何在出口、出口并辅助贸易服务型投资和生产型投资三者中进行决策。我们将论述贸易服务型投资具有降低跨境交流成本和境内配送成本等贸易中可变成本的特点，同时和生产型投资相比，又具有较低的投资固定成本。因此对于生产率不是特别高的企业，进行贸易服务型投资是利润化的选择，也即为什么大多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会选择贸易服务型投资的原因。第5章拓展汇率和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和实证文献，为理解人民币变化对中国对外投资的影响提供了更具参考价值的研究框架。这一章的相应论文发表于《国际经济评论》。

接着，我们在第6章中进一步研究汇率变动对异质性出口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及机制，尤其是对贸易服务型投资的出口传导效应。近一半的中国对外投资是以贸易办事处和进出口公司为代表的贸易服务型投资，以往研究只关注汇率对制造业投资的出口替代影响，忽略了出口与贸易服务型投资的互补关系。本章从理论和实证两方向考察汇率对贸易服务型投资的影响，理论上拓展异质性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模型，实证上基于微观企业样本，处理了内生性和稀有事件等问题，发现当汇率上升10%时，贸易服务型投资上升4个百分点，结果对不同计量方法稳健。本章首次通过理论和微观数据研究中国贸易服务型对外投资，为理解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了更具参考价值的研究框架。第6章相应论文发表于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Markets，Institutions and Money。

在第4章中，我们注意到，对外直接投资的中国民营企业面临着较高的融资成本。在第7章中，我们进一步考察融资约束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这一章采用浙江省制造业企业生产和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层面数据，构造包括内源资金约束、外源资金约束、投资机会等在内的融资约束综合指标，考察融资约束对中国民营企业海外直接投资决策的影响。基于Heckman两阶段选择模型的研究表明，融资约束一方面抑制了中国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对民营企业海外直接投资规模的扩张也有不利影响。本章进一步研究发现，融资约束对于不同类型的对外直接投资具有差异性影响。第7章是王碧珺、谭语嫣、余淼杰、黄益平四位作者合作的成果，相应论文发表于《世界经济》。

在今天的国际贸易中，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不断提升，各国进行着全球价值链不同环节的分工。国际贸易中，除了进口大量的终品外，也进口大量的中间品。所以，在第8章中，我们研究进口中间品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概率的影响。研究发现：，进口中间品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概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第二，进口中间品能通过提高企业生产率和降低对外投资固定成本来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第三，进口专用化或高技术加工产品的生产率提升效应比初级产品更强；对生产率较低企业，进口中间品的固定成本降低效应更显著。本章还进一步研究了产品差异化程度与特定目的地进口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概率的影响。本章为提升企业生产率、帮助企业克服走出去过程中信息不对称的政策制定提供了支持。第8章的相应论文发表于《世界经济》。

接着，在第9章中，我们考察中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反向技术溢出。基于20022008年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和对外直接投资的数据，本章考察了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公司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并着重考察母公司特征和子公司进入策略在其中的作用。本章运用扩展的OP（Olley and Pakes， 1996）方法来估算企业生产率，并运用倾向得分匹配的方法考察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生产率效应，得到了如下结论：，总体而言，企业生产率确实能够从对外直接投资中获益，从首次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后一年开始，其生产率会显著高于无对外投资的企业。这种生产率效应会因母公司特征和子公司进入策略的不同而存在异质性。第二，对于吸收能力强的企业，其生产率提升效应从投资当年就开始显著，且这种生产率效应对非国有企业更加明显。第三，投资到经济与合作组织（OECD）国家的企业生产率获益会高于投资到非OECD国家的企业。绿地投资能显著促进企业生产率提高，而兼并收购会给母公司带来更大挑战，但会给能够在较长期成功应对挑战的母公司带来更大的生产率获益。后，本章还运用不同的生产率度量方法和实证估计方法检验了本章主要结论的稳健性。这一章是余淼杰和高恺琳合作的成果，相应论文发表于《经济学（季刊）》。

后，第10章研究讨论了中国贸易和投资促进措施。在过去的40多年中，中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促进贸易和投资，主要集中在降低进口关税、建设区域间自由贸易区、签订双边投资协定、开放自由贸易试验区、简政放权、提供土地和税收等优惠、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这些措施带动了企业生产率的提升，提高了消费者的福利，并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未来中国在区域间自由贸易区、自由贸易试验区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这一章是余淼杰和崔晓敏合作的成果，相应论文发表于《国际经济评论》。

本书的出版得到了格致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并且，感谢我的博士生王吉明、郭兰滨和陈卓宇认真细致的助研工作。我们也感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基金项目（编号：71625007）、面上项目（编号：72073005）、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委重大项目（编号：20ZDA050）和重点项目（编号：16AZD003）的资助。后，衷心感谢我们的家人对我们工作的大力支持！没有他们无私的付出，我们很难完成本书的写作。

后，由于成书匆促，本书肯定还存在着一些谬误和不足，请读者朋友多提宝贵建议。联系邮件：田巍（weitianpku@163.com）或余淼杰（mjyu@nsd.pku.edu.cn）。

田巍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学系长聘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和应用微观经济学，主要研究方向对外直接投资、国际贸易、贸易自由化和企业进出口。曾在Economic Journal、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The World Economy、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经济研究》、《管理世界》、《世界经济》等国内外和一流期刊发表文章数十篇。主持并顺利完成1项国家自科青年项目，主持国家自科面上项目，参与国家社科、自科重点、重大课题、企事业单位课题近十项。曾先后获得第17届安子介国际贸易研究奖学术鼓励奖和第18届安子介国际贸易研究奖优秀论文三等奖。

余淼杰

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北京市卓越青年科学家，美国戴维斯加州大学经济学博士，黄廷芳/信和青年杰出学者。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党委书记；任商务部经贸政策咨询委委员、国际中国研究联盟秘书长，是全球经济管理类前1%高引论文经济学家之一。《国际贸易》《长安大学学报》执行主编，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China Economic Journal 副主编。曾被联合国、亚洲发展银行、财政部、商务部、国务院参事室和多个地方政府聘为专家顾问。曾被专门邀请到联合国总部做中国经济发展报告。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贸易和中国经济发展。曾在Economic Journal、Review of Economics & Statistics、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经济研究》、《管理世界》等国内外一流期刊上发表论文150多篇，出版中英文专著、教材、时评随笔十余部。

独著论文曾获英国皇家经济学会奖，是首位获得该奖的华人经济学家。曾获全国人文社科研究蕞高奖吴玉章人文社科研究奖、全国发展经济学研究蕞高奖张培刚发展经济学奖、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北京市哲学社科优秀成果奖，并五次获得全国国际贸易研究蕞高奖安子介国际贸易研究奖。

著作《加工贸易与企业生产率》获刘诗白经济学奖、胡绳青年学术研究奖、全国贸易发展研究奖、中国青年经济学家奖。同时，教学深得学生好评，曾获北京大学教学优秀奖、北京大学教学教材奖, 为教育部首批中国经济学教材之《中国开放型经济学》主编。为《人民日报》海外网专栏作家，时评《余淼杰谈中美贸易》《贸似如此》曾被评为当*、亚马逊外贸畅销书。

在2018年北大百廿校庆中，作为北大中青年优秀教师代表受到习近平主席的亲切接见。2019年作为国家杰青25周年优秀代表参加由总理主持的高规格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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