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敬重庆
向一座城市致敬的好方式，也许就是为它写一部书。一如当你爱上一个人，就想为他或她写一首诗一样。
三十六年前，我开始在重庆的求学生活，那一年我十八岁。大学毕业后我离开重庆，远走云南。到二〇一四年春天，我为我的部抗战题材的长篇《吾血吾土》到重庆做后的补充采访，在不经意间了解到重庆的抗战历史文化。那时有那么多的大师巨匠在抗战时期都聚居在重庆，作家有茅盾、老舍、巴金、冰心、梁实秋、林语堂等，戏剧家、导演、演员有夏衍、阳翰笙、应云卫、吴祖光、洪深、金山、白杨、秦怡等这样的名单可以开出一长串。他们以自己手中的笔、以舞台上的演出宣传抗战、弘扬一个民族不屈的精神。重庆在抗战时期有名的话剧艺术节和雾季演出，就是在战火的硝烟中粲然开放的文艺之花。没有哪个城市像重庆这样，在大轰炸中将文化的坚守和国家民族的救亡图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文化抗战，正是我愿意在表现抗战的书写中关注的问题。因为我们的国土可以丧失，军事可以失利，士兵和百姓可以牺牲，但我们的文化，却从不曾被征服，也永远不可能被侵略者征服。
二〇一五年我几乎移师重庆，住进渝北区的一个小区里，像一个重庆人一样地生活：买菜做饭，吃小面烫火锅，在拥挤不堪的车流人流中从江北到南岸、从渝中区到沙坪坝四处奔波。我需要重新接上地气，重新找准这座城市的气息和温度，尤其是，需要重新发
在重庆的采访期间，我有幸接触到了重庆大轰炸民间对日索赔原告团的朋友们。中国的民间对日战争索赔运动始自于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从中国劳工索赔案、南京大屠杀、731部队人体细菌试验案、慰安妇索赔案、细菌战受害者索赔案、平顶山大屠杀、到重庆大轰炸受害者索赔案等，共有二十多起对日索赔案直指那个应负起历史战争责任的政府。
战争索赔，这是一个复杂的国际问题、法律问题，可对一个战争受害者来说，却只是讨个说法这样简单的道义问题。在于重庆大轰炸受害者们的接触中，我才慢慢地发现，这群白发苍苍的战争损害索赔者，实际上在向我们这个社会传递着某种久违了的精神气质维护民族尊严的勇气和做一个堂堂正正的胜利者的自信。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这个星球上的和平又还有什么保障呢？文明世界的正义又在哪里呢？
但事实却并不是那么简单。重庆的一个普通的大轰炸受害者，想到不到对日本的战争责任追究与索赔会牵涉到东西方两大阵营的搏弈，并且这种博弈从二战甫一结束就开始了。在美国人的制度设计和军事庇护下，日本成为好的战败者。但这种好只是对西方世界而言，对日本战后的恢复重建而言。今天日本的法庭，绝不会对一个万里迢迢前去打官司的战争受害者表现出处哪怕一点点的好。
实际上许多重庆大轰炸受害者已经看到了这一点，但他们仍然要一次又一次地自费去日本伸张正义和公道。尽管他们中的大多数已经步履蹒跚、白发飘零，尽管一些受害者在漫长的诉讼中含恨地命赴黄泉，尽管所有的对日索赔诉讼都以败诉告终，但是人们没有放弃。一个受害者在接受我的采访时说：我们不去打这个官司的话，那些日本人不会晓得他们在重庆犯下的罪行。
这是一个民族的正义行动，是一座城市的声音跨越了国界的呐喊，是一个个普通平凡的中国人自觉肩负起来的民族尊严和世界正义。它和重庆人当年在大轰炸下仍然要坚持话剧演出，所表现出来的精神气质是一脉相连的。中国人到日本，并不仅仅只有游客和买电饭煲马桶盖的扫货大军，还有这样一群肩担道义的人，他们是历史的见证者，正如本书中一个人物说的那样：只要我们还活着，我们就是历史的证言，我们死去，证言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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