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热血春秋笔，铿锵长短歌
毛佩琦
史学是中华文化传统宝贵的财富之一。历史是写人的，不论采用什么体例，或编年，或纪传，或纪事本末，其核心都是人，都是各色人物扮演的故事。孔夫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他老人家的史笔褒贬，令违礼悖德的人胆寒。司马迁作史记，春温秋肃，以太史公曰评骘人物，臧否故事，让国人对历史充满了敬畏。除了史家以书写历史表达他们的历史观和对历史人物的臧否外，历代又有读史评史的传统，许多学者、政治家通过传注、点评直接表达对历史的意见，这方面也留下了不少名著，如明清时期李贽《史纲评要》、王夫之《读通鉴论》，都是大家习知习闻的。古人称作史要有两大功夫，曰考据，曰义理。精考据，才可以得到严谨正确的史实，明义理才能通晓历史的因果流变。知道史实，仅仅是一种认知，以史实为基础，通过思考明辨其义理，才能使知识上升到智慧层面。所谓以史为鉴云云，实际是以对历史的思考去指导现实。所以，不论写史，还是评史，义理都是其灵魂。章学诚又有史才说，姚鼐又有辞章说，那么，著史又需要讲究文字表达的功夫。孔夫子说，言而无文，行之不远。好的史著，文章都是精彩的。《史记》被盛赞为无韵之离骚，《汉书》至于可用来下酒，亦足以见前人对史著文章的推崇了。
历史写什么人，记什么事，是由执笔者选定的，后世所读之史，即使所谓实录，所谓全史，也都是由作者筛选出来的。史家之学养，史家之识见，决定了他对人与事的取舍和判断。司马迁究天人之际，作陈涉世家、孔子世家，为游侠立传，为刺客立传，都反映出他的历史观。历来有经世之志、有担当之心的读书人，也往往以治史表达他们的理念，在不同时代产生了许许多多的历史作品。然则，选择借助什么人物和事件去表达作者的理念，通过这些人物和事件又要传达出什么样的理念，不同时代、不同史家又是大不相同的。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著名出版家张菊生元济先生①曾选取八位古代人物编写了一部书，题目是《中华民族的人格》，他认为这八个人是足以代表中华民族的人格，而此时中华民族正需要张扬这种人格。他把书稿寄给了胡适先生，请为之序。张先生称自己编写此书的宗旨是：只要谨守着我们先民的榜样，保全着我们固有的精神，我中华民族不怕没有复兴的一日。张先生的宗旨可谓堂堂之阵、正正之旗。当时正值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抗战时期，拿枪的将士上战场了，拿笔的菊生先生挺身担当起振奋民气、团结意志的责任。张、胡交谊素笃，序很快就写成了。适之先生说这些人有的是为尽职，有的是为知耻，有的是为报恩，归根结果，都做到杀身成仁。但适之先生对菊生先生所选人物却不尽同意，甚至为张先生另外开了一个名单。为什么？适之先生说，很赞成张菊生先生用先民的榜样做我们的人格教育的材料，但材料不应限于杀身报仇，要注重一些有风骨，有肩膀，挑得起天下国家重担子的人物。无疑，对于如何解读中华民族的性格，需要培育中华民族什么样的性格，当今时代需要什么样的民族人格，胡适先生看得更长远，更切实。那么，历史读物的作者要向读者展示哪些人物，借这些人物又要去提倡什么、鞭笞什么，其责任、其影响不亦大乎！
现在，我们面前就摆着一部有关历史人物的大作。作者自称其为随笔，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传记，显然，作者为之倾注了更多的感情和思考。
翻开书，篇就是《啊，致远邓世昌其人及沉舰之因》。它带我们再次回到了那个令人耻辱、令人纠结、令人沉思不止的年代。致远舰，北洋海军的骄傲，邓世昌是以身殉国的英雄。本来他们应该叱咤风云、扬威海上，然而他们沉没了，沉没了，沉没了！痛惜之余，令多少人至今在思考其所以成、所以败的原因。作者以独特的角度，带领我们对致远舰对邓世昌做了近距离的观察。这是一个在宏大历史背景下的细节解读。清政府为了跻身世界一流军事强国，下决心要打造一支现代化的海军。致远舰为英国设计建造，各种数据都说明它在当时已经非常先进，北洋水师并非仅仅海战训练和作战条令全部使用英文，甚至高级军官洋化到吃西餐。致远舰多次宣威异域，威慑沙俄、日本。多么有画面感的描述！
邓世昌在腐败的清朝官僚队伍中，是一个另类。邓世昌入北洋水师（含入船政学堂）服役二十七年，一贯处事严谨勤勉，治军严格有方，爱护士弁，而且严格遵守北洋水师管带不得离舰到岸上居住的军纪，不带眷属，也不在刘公岛基地购买宅寓。不饮博，不观剧，非时未尝登岸。众以其立异，益嫉视之，甚至不顾传统礼制，其父逝世时恰逢中法开战，邓世昌顾及海防吃紧，决然不去奔丧。这种有违世俗之举，愈发引起众议。作者说，这正应了人高于众，众必非之的古语。
然而，非常之人乃能为非常之事。就是他，在北洋水师与日本海军的激烈战斗中，在主舰遭到重创时指挥致远舰冲击日军吉野舰。在撞击途中，致远舰中弹沉没，邓世昌以下全舰官兵245人以身殉国。邓世昌落水后，本有希望生还，但他拒绝了水兵们的救援。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日本欲亡我中华灭我种族的狼子野心才不能得逞！作者从海战近景，一下把镜头拉远，勾勒出了伟大的中华民族必将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历史走向。行笔至此，作者的热血情怀喷发而出：为被日本掠去的致远舰上的十管格林炮不能回归而耿耿于怀；为邓世昌的生日竟是殉日而隐隐作痛；为至今也没有竖立甲午烈士纪念碑和姓名碑而念兹在兹；同时作者也深感到了欣慰：邓世昌的后代没有辜负先世的英名，他们中有六人参加了1937年至1945年的抗日战争。读书至此，我们与作者一起唏嘘，与作者一起感奋，与作者一起扬眉。
在本书辑中，还有多篇文字都是关于中国海军的：《永不消逝的军魂》《像蜀锦一样绚烂》《甲午海战中的留美幼童》《煤，煤，煤！》《致命实心弹》等。小平先生，一介书生，为什么用大量的篇幅书写海军的历史，描写海军人物？因为在他的心胸里深深地隐忍着民族的伤痛，饱含着民族振兴的热血。他要通过对海军中各色人物的具体刻画，回顾中国海军成长的艰难惨痛的道路，讴歌中国海军将士们爱国的英雄主义气概。作者凭借一颗炽热凌厉的剑胆侠心，凭借一支传神绘色之笔，织就了一幅幅七色彩锦，让读者享受了历史的丰厚和作者的激情。
文章贵在出新，不仅是故事新、文字新，重要的在于视角新，思考新。作者著文绝不人云亦云。他笔下的一些人物，对读者来说并不都是陌生的，也因此，读者早已对他们有了先入的印象。作者却能在这些习见的人物身上揭示出新的东西。比如人皆云苏曼殊是诗僧、才子，而作者偏偏更看重他还是一个反清的革命志士，看重他睥睨四顾，豪气干云的气概；人们都在楼宇中、在书房里寻觅苏曼殊的踪迹，而作者偏偏挂记着那黑暗的柴房。关心那幼小的精灵，该是如何在柴草上蜷曲待毙。又如，对于苏东坡，人们往往只欣赏传唱他的那些名篇，而作者则注意到他的有关屈原的诗文。在苏东坡之前和同时代，诗人们，班固、白居易、孟郊、贯休、司马光等，对屈原的评价大都突出一个忠字，而作者则拈出苏东坡虽然肯定屈原的忠，但更强调屈原的节操。苏东坡认为屈原的沉江并非自绝，是以悲壮之死警谏君王。苏东坡认定屈原才是真正的君子贤者，又从而反衬出自己就是忠直的表率。还比如，人们读《宋史》张孝祥传，从不怀疑其张浚主复仇，汤思退祖秦桧之说力主和，孝祥出入二人之门而两持其说的评论，作者竟然在《宣城张氏信谱传》找到了《宋史》本传所没有收录的材料，并证以张孝祥《于湖居士文集》，说明张孝祥不仅反对秦桧等人的投降政策，而且对南宋执政赵构因循苟且的姑息政策亦极为不满和愤慨。如此这般，在他笔下的人物形象就从平面变成了立体，思想性格从单一变成了丰富完整。
作者对人物的品评也是极有个性的，在作者行云流水的文字中我们会发现他作为严肃学者的冷峻。比如，在论到清朝李秉衡这位名臣廉吏时，作者说：北洋水师的全军覆灭，李秉衡应负有一定责任。说他是日寇的帮凶，也许言重，但他客观上确起到了瓦解溃散北洋水师军心的作用，应是无疑义的。进而论道：假设李秉衡能够抛弃党派利益、私人恩怨与偏见，在威海保卫战中全力与丁汝昌通力合作，战局或许不致以悲剧收场。当然，他也许会在光绪帝和清流派眼中变成异类，但他会成为真正的名臣而青史流芳！李秉衡一生清廉，追求读书明理，鄙夷李鸿章而不屑与之为伍，痛恨李鸿章唯利是图，他宁死也要追求忠义名节。然而，在大敌当前，需要同仇敌忾的时候，个人名节又在哪里呢？又如，在论到清代学者赵翼时，作者说他对清朝君王极尽奴颜卑躬之能事，俯首帖耳，阿谀奉承以取其欢心，尤其厌恶其诗文每每对宋代大奸贼秦桧褒赞有加，对岳飞则加以贬斥。作者说：须知乾隆不仅对岳飞，就连抗清义士也是大加褒彰的，他所看不起的正是一些软骨头贰臣。作者提出在中国的历史上，类似赵翼这样的人物屡屡出现，值得悉心研究，特别是作者在这里顺便点出了周作人也写过两篇为秦桧鸣不平的文章。其笔锋之犀利，于焉可见。
作者的视野极为开阔，被他罗至笔下的有将军，有诗僧，有名宦，有皇帝，有文士，有才子，有画家，他想要展示的是一幅社会历史的全景图。因为是随笔，所以他的文字可以任情所至，可以汪洋恣肆，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品格，即史笔的严谨和学术的严肃性。正如本文开头所说，他知道史笔的分量，一笔下去，裁量人物，针砭史事，要有不可动摇的把握。在对人物或历史的叙述上，他常常会遇到一些学术问题，比如明代的军户问题，比如明清的漕运问题，他都做了仔细的研究和考证。要保证在制度上、史实上不出错误，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这也足以看出作者用功之勤。同时作者又有很强的驾驭文字的能力。他的文字质朴无华，直抒胸臆，澄澈如水，清丽如风，笔之所到，写心写景，形神俱备。所以，我要说小平先生的文章是考据义理兼善，辞章文采并荟。
中国文人有做笔记的悠久传统。如前辈学者谢国桢先生所言，这种文体肇始于秦汉，盛于唐代，到了宋朝著名的文学家像欧阳修、苏轼等几乎都写笔记。司马光著《资治通鉴》时，曾取材于南唐尉迟偓《中朝故事》、刘崇远《金华子》。元修《金史》，则以金刘祁为蓝本。明清两代的笔记种类尤为繁多数量尤为庞大。明清有许多著名的笔记，《陶庵忆梦》《西湖梦寻》《板桥杂记》《阅微草堂笔记》，等等。它们不仅文笔优美，而且留下了大量为正史所忽略或不能容纳的材料。它们是文学作品，同时也是可以供研究历史之用的材料。关注掌故，穷究故实，也是中国读书人读书写作的习惯。近现代也有不少以掌故名家的，郑逸梅、张友鸾、金受申、邓云乡等，都留下了不少佳作。小平先生是继承了这个中国文人书写笔记关注掌故的传统。本书的一些篇章也可以视做笔记掌故类的文献，特别是第四、第五辑中的一些篇目。笔记之难，在于巨细不遗、庞杂而不乱；掌故之难，在于知之详尽，具体入微，在于别人不知而我独知。好的笔记掌故作品更在于它的以小见大，看似细碎，却成体系且有宏大的关照。比如本书的《秦良玉·四川营·棉花胡同》《铸钟厂和钟杨家》《不熄的窑火》《其人与笔两风流》《从马连良说到清真菜》《觯斋主人与洪宪瓷》各篇，寻微阐幽，解疑发覆，或令人豁然开朗，或令人解颐一笑， 都有很高的阅读价值。在轻松流畅的文字中，作者与你娓娓而谈，给人以知识，给人以思考，给人以愉悦。或丽日闲庭，或檐下久雨，或南窗秋高，或精舍围炉，手边是需要有这样一部书的。
读这些随笔，我感到小平先生真个很像读书人的读书人，我是要说他读的书真多！这不仅从本书的内容广泛可以看出，而且从每篇的写作也可以看出。他写每篇作品都力图穷尽有关材料，一定做到每事都有出处，每句话都有来历，绝不做无根之谈。小平的读书绝不是为了什么功利，不是为了什么目的的。他把读书当做一种享受，读书是他生活不可分离的部分，他把读到的东西写出来，是对读者的分享。小平为什么能读这么多书？在于他不竭的求知欲，在于他把什么知识都当做零起点的精神。他有一颗童心，对什么都好奇；有一双无邪的眼睛，看什么都新鲜，对什么都想去探索。因为一切没有城府，一切没有成见，才可以发现一般人看不见的东西。这是读书人的生命力所在，是进取的活力所在，也就是所谓日新，又日新，日日新的精神。愿好读书的朋友们，随着小平先生的观察去领略那些未知的角落；随着小平先生的认知和思考，去思考那些不曾想到的东西。这也就是我愿意在小平的大作出版之际写下这些话的原因。
是为序。
2020年4月4日
举国哀悼瘟疫死难者之际
于北京昌平之垄上
5月21日改订
（毛佩琦，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明史学会副会长，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历史文化专家委员会主任。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主讲明朝十七帝、郑和下西洋、大明谋臣刘伯温等。主要著作有《明成祖史论》《永乐皇帝大传》《郑成功评传》《平民皇帝朱元璋二十讲》及散文集《无心剩稿》《读史杂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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