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吉思汗原乡纪游：另一种文明的体验_ 陈万雄著_9787108068521

　　这是一部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纪游作品。作者怀着对欧亚草原文明的深厚热爱，从大兴安岭的巍巍森林到额尔古纳河畔的莽莽原野，从长城沿线的边镇雄关到阴山下的土默川平原，寻访匈奴、鲜卑、女真、蒙古等北方部族兴起的源头故地，沐浴风土，览游胜迹，仿佛能听到中国历史长河中的长久回音。
　　陈万雄先生积二十余年的行程，领略塞上风景，亲自考察历史现场，描摹文明遗迹，参阅大量论著，从历史、民俗、地理、考古等角度展开广阔的思考，追寻草原文明诸多失落已久的面向。虽然作者谦称“小著只是一本纪游”，但在当下突破“欧洲文明史观”和“农耕文明史观”，从内陆欧亚的角度重新认识世界历史的学术氛围中，这部横贯草原的游记为这些游牧民族在中国文明史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提供了一个细致入微而亲切生动的呈现方式。

　　迁延了近二十年，这本小著终于写成出版。
　　这只是一本纪游小著，非学术著作。却是自己出版生涯记录的重要一页，亦反映了个人一生倾注于中国历史文化的探索和思考的心路历程。
　　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拓展中国文明史图录的编辑出版，是我出版志业的重心所在，并让我乐此不疲。诸缘辐辏，时代赐予的机遇，像封了尘的中国文明史的一些长卷，让我有幸一卷一卷地打开，一段一段地映入眼帘，太新奇了，太神奇了，亦太迷人了。每一卷、每一段的展开，都让我禁不住要将自己发现的惊叹、喜悦，全心尽意地传递给社会大众。一眨眼间，就过了几十年。翻到内蒙古高原的这一幅画卷，游目其间，令我太陶醉了。它的展现，令我对中国历史和中华文明有了重新的认识和理解。
　　大学时代，我钟爱上王德昭教授的课，因为他所开设的课程，总给我们开拓了历史的视野，提高了历史认识的眼界。他的“中西交通史”课程，不但教导我们认识了几千年来的中西交通和交流史，更诱导我们要从中国史去理解世界史，再从世界史去理解中国史。在那个年代，这种启导，是中国历史认识的新视野，振聋发聩。他的这门课程，曾讲述到欧亚大陆间游牧民族的历史。只是囿于时代认识的局限，或由于自己的忽略，我对他讲授的这段历史，印象并不深。但他课堂上的一段话，却深深而生动地留在我脑海中。他说，欧亚大草原，虽东西逾万里，但欧亚之间通过草原的来往交通，远比后人所认识的，来得早，来得频密。因为欧亚游牧民族，以马匹为工具，在辽阔的大草原上移动，仿如大洋中的海浪，后浪推前浪，一波逐一波，无远弗届。这是我对草原历史的第一个认识。
　　80年代伊始，由于从事编辑出版，得以跑遍塞外江南，目睹风土，览游胜迹，观赏文物。拜识历史学者以外，再得亲炙了一众文物博物家、考古学家，目染耳闻，对中国历史文明，映现了新的图像，遂萌生探究的念头。从过往以文物或艺术为切入点的编辑出版角度，转而以历史文化为切人点，并根据此种新的认识，策划出版了《紫禁城宫殿》《国宝》《清代宫廷生活》《千年古都西安》等大型画册。继之策划出版的《中国地域文化大系》，结合文献研究成果和考古发现，以区域文化为范围，去建构中国文明史的全貌，是另一种新的尝试。《草原文化》就是该系列的一种。我之得以走进内蒙古草原，因该书而起，也因游走内蒙古的体验，而对中国历史文明有意想不到的新认识。
　　得益于欧亚草原地区考古的成绩，世界历史观念为之转变。长久以来根深蒂固的“欧洲中心史观”与“农业文明史观”渐被打破。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草原文明”的学术研究，渐蔚成世界历史研究的显学，世界史新图像也渐次显现。同样，五六十年来考古的丰硕成果，也促进了中国文明史研究新视野的萌芽。《中国地域文化大系》是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适逢其会，酝酿而成的。长期浸淫在因袭已久的中国文化史格局下的我们，因《草原文化》的策划出版，置身其间，过程之新奇、新鲜，感受之深刻，反思之强烈，可想而知。《草原文化》画册刚出版，就承主编之约，在香港《明报月刊》，以纪游形式发文连载。可惜终因工作太忙而中断，前后只刊登了七八篇。其间，虽屡有继续撰写下去的念头，或忙于他事，或恐此类文字为明日黄花，一搁近二十年矣。前年重游大兴安岭和呼伦贝尔大草原，勾起旧忆，焕发了感情，又以退休之身，重新动笔，遂成此著。
　　在策划和进行《草原文化》与《发现草原：成吉思汗崛起的秘密》（电视片）的出版时，首先得到了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厅、内蒙古博物馆（今称内蒙古博物院）、内蒙古考古研究所的鼎力支持和合作。为做好这两项出版，我们双方都动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全力施为。若从出版经营的回报来说，可能不算理想。对此，作为主要策划者的我，不无歉意。但是，作为文化上的影响，不仅在出版，包括在香港举办多次“骑马民族”和“草原文明”为主题的展览，且由此而声闻于外，总算差可安慰。二十年过去了，在内蒙古的朋友间衷心协作、愉快相处所结下的情谊，已溢出工作同伴所限，终生难忘。时过境迁，虽然各自忙碌，少所联系，但对于在内蒙古的一众朋友，赵芳志厅长、苏俊处长、王大方处长、邵清隆馆长、考古所刘所长、塔拉院长、魏坚教授、傅宁先生、黄雪寅女士、满勇先生、摄影师孑L群先生及司机陶平顺师傅等，以及内蒙古地方上的文博界朋友，我在这里衷心地说句多谢，并视之为难以忘怀的朋友。至于在香港，不管是否已离开商务印书馆，那些在不同岗位曾参与的同事，我是不胜感激的。尤其是张倩仪女士，她是这一项目的策划者和执行者，我更要说声多谢。
　　最后，小著只是一本纪游，但曾参阅过大量中外有关著作，领益良多。书中的一些观点和看法，相信得益于合作者和同行者的不少启发，无法一一注明，谨申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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