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如忘破绽：郜元宝文学批评自选集》，是作者近六七年当代文学批评和理论研究新作的首次结集。名为自选集，却并非旧作的选萃，而完全是一部新书。
对作者本人来说，本书论述范围有所扩大，有作者过去熟悉的王蒙、张炜、贾平凹等，也有作者以往论述较少的汪曾祺、路遥、莫言、夏商等，还有作者先前未曾讨论过的柳青、赵本夫、李约热等。范围扩大的主要目的，乃是力求呈现当代文学的全貌。
本书所论作家作品，在时间跨度上也有所拓展。作者过去主要关注当下文学现象，本书则从新世纪延伸至九十年代、新时期文革和十七年，既关注新作的破土，也考释旧作的复活，既有作家论式较全面的评述，也有某些重要作品的细读与再解读。多半还是以点带面的个案研究，但力求辐射整个当代文学，力求把握当代文学的历史脉络，也努力探究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内在关联。
在批评态度上，作者比以往更为审慎，对当代文学更多了一份耐心和虔敬。但这是对文学史本身的尊重，并非刻意追求当代文学的经典化。
在批评语言上，继续探索一种求真务实、朴素自然的风格，架空的理论或多余的文辞能免则免。这是作者想矫正自己过去华而不实的文风的努力，或许对批评界同行也不失为一种提醒。
自序
近十年，我没有再出版新的评论集，因为精力更多消耗在其他方面了。比如，这三四年陆续出版的四本书，《时文琐谈》关注当下中国某些语言现象，《小说说小》不拘古今中外，侧重谈小说理论，《鲁迅六讲二集》收录《鲁迅六讲》之后十多年鲁迅研究的文章，此外还出版了《汉语别史》的修订本。
但我毕竟没有丢开评论，十年里也写了六十余篇。只是忙东忙西，从未想到要按老办法每隔几年编一本集子，就任其全部胡乱堆积在电脑文件夹里，以至于承蒙作家出版社不弃，约我编文学评论自选集时，面对这六十余篇文章，真不知如何来选。踌躇再三，姑且就从中拣出二十八篇：一半是作家作品的重读细读，一半是文学史概观与批评理论的漫谈。
过去出评论集，喜欢用其中谈论某作家作品的某篇文章之标题做书名，如《拯救大地》《另一种权利》《说话的精神》《不够破碎》《岂敢折断你想象力的翅膀》等。这次打破惯例，截取鲁迅杂文《怎么写〈夜记之一〉》的结语与其防破绽，不如忘破绽之下半句来做书名。这倒并非玩什么禅机，而是觉得差不多能借以说明当下的心境。
过了知天命之年，心思识见好像不进反退。许多想法一经反省，便破绽百出。就说为何要从六十余篇文章中选出这二十八篇，自己想到的理由总觉得有许多破绽。不从以往七八本评论集中选取代表作，而只取近十年的新作，是想避免炒冷饭，将来也好理直气壮送人新书。名为自选集，实乃裒辑近十年批评方面的新作。但这些文章都曾发表，也并非时鲜货。何况就内容而言，我之所谓新，安知不正是他人之所谓旧？又安知新作一定比旧作更高明呢？
上编作家与作品聚焦于重要作家作品，强调重读与细读，但方法不尽相同，而且限于篇幅，许多谈青年作家作品的文章都不能选入，结果似乎主要围着几个老作家和乡土文学兜圈子。下编文学史与文学批评关注文学史宏观问题和理论批评的某些症结，但是跟流行的文学史宏观与批评理论的研究往往并不合拍。
这当然都是破绽，也都无可奈何。人无完人，书无完书，文无完文。许多破绽，与其徒劳无功地去防，倒不如一开始就叫它无所容于胸臆之间，这样至少可以免掉无谓的纠结。不如忘破绽，因此还是一个蛮不错的书名。
但真正忘破绽又谈何容易！此处忘了，彼处又会防起来。几十年埋头写文学评论，自以为算是在小事情上有忠心了，但这会不会正是将来经不起试炼的草木禾秸的工程，也就是、难弥补的破绽呢？
总有一些破绽，忘不了，也防不住，只能面对。
2021年1月15日编讫，记于沪上
我怎么做起批评来（代跋）
我于1982年秋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大一、大二的中国文学史必修课，章培恒先生讲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王水照先生讲唐宋，李平先生讲元明清，如果说我还有一点古代文学的底子，完全是拜这几位可敬的先生之赐。
章先生据说本来不修边幅，但那时新从日本讲学归来，衣裳光鲜、皮鞋锃亮，头发理得一丝不苟，金丝边眼镜后面，双目炯炯有神，威仪棣棣，不可选也。每次走进教室，没有任何过门，立刻就以浑厚深沉的男中音滔滔不绝地讲起来。他沉浸在自己的思想中，低头看讲台，不说闲话废话，也不看学生。课后我们整理出笔记来，就是一篇思路缜密、材料翔实、观点新颖的论文。水照先生一贯乐呵呵的样子，十分谦和。他在完成文学史规定动作之余，喜欢讲古代作家和健在的古典文学研究名家（比如他在文研所时期的领导何其芳、余冠英、钱钟书等）的趣闻轶事，课堂气氛活跃，大家兴致很高。李平先生讲元明清，重点在戏曲，唱念做打，都要表演一番，据说是深得他的老师赵景深先生的真传。三十多年过去了，元杂剧和昆曲的一些段落记忆犹新，想忘都忘不了，这不能不感谢李平先生。
选修课有刘季高先生的清诗研究、王运熙先生的《文心雕龙》研究、陈允吉先生的佛教与文学研究、黄霖先生的明清小说专题，都很叫座。这是复旦中文系古典文学专业继郭绍虞、朱东润、刘大杰、蒋天枢诸老之后力量强的组合。我们一进复旦，就受到浓厚的古典文学的熏陶，许多同学很快自动打消了来中文系当作家的梦想，迷上了古典文学。我就是其中的一个，并且有幸在同学们中间博得了老夫子的称号，至今无法卸去。
但到了大三大四，也就是1985年前后，我竟突然冒冒失失地写起文学评论来了。
不用说，这是新时期文学潮流裹挟所致。和中国绝大多数高校一样，复旦中文系的强势学科也是古典文学。但现当代在八十年代势头陡起，现代文学史当代文学史现当代文学作品选都是同学们喜欢的课程。贾植芳先生、潘旭澜先生不常上课，陈思和先生本科毕业留校，做班主任工作，课也不多，但在线授课的王继权、鄂基瑞、邓逸群、唐金海等先生们都专心致志、意气风发，虽然不像古代文学那样名师荟萃，但在爱好现当代文学的学生们眼里，也未遑多让。更何况整个社会对现当代文学的兴趣与日俱增，受大环境影响，我的兴趣很自然地也就从过去爱读的历代文学名篇和相关研究论著慢慢转到现当代了。
走进中文系阅览室或学校图书馆报刊厅，让我流连忘返的不仅有现当代名家名作，还有全国各地一口气冒出来的专登文学评论的报刊，如甘肃《当代文艺思潮》、陕西《小说评论》、山西《批评家》、黑龙江《文艺评论》、辽宁《当代作家评论》、山东《文学世界》（后改名为《文学评论家》）、四川《当代文坛》、福建《当代文艺探索》、天津《文学自由谈》和北京的《文艺报》、山东的《作家报》、河北的《文论报》以及上海本地的《文学报》《文汇报·文艺百家》。后来我在这些刊物上都发过不少文章。其他如《北京文学》《上海文学》《福建文学》《当代》《花城》《钟山》等文学杂志也有评论专栏，我几乎每期都看。那时对现代文学兴趣不太大，只是惊喜地发现在古典文学研究之外，原来还有当代文学评论这片神奇的天地！文思喷涌、神采飞扬的评论文章和正襟危坐严谨求实不尚辞华的古典文学研究，味道毕竟不同，但对我都有很大的吸引力。
文学评论的崛起是新时期文学复苏的必然现象，也是思想解放的副产品。文学评论那时大家更爱讲批评充当思想探索乃至社会运动的急先锋，这在世界范围屡见不鲜，但八十年代中国的批评热又有其特殊性。文革结束，环境宽松，上上下下精神面貌昂扬舒畅，长期积压的地火与暗流纷纷冲出地表，而经济领域改革开放尚未全面展开，人文社会科学也百废待兴，青黄不接的关口，历史选择了读书人比较熟悉、容易上手也更能吸引读者大众的文学批评这一表达方式，于是在批评的名义下就迅速集结了大批精英，他们借谈论文学来纵论社会历史文化的一切问题，诚可谓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大有不可一世之慨。
那时候，老中青三代批评家齐聚一堂，挥笔竞写文学评论，盛况空前，但跟我们距离近的还是上海各高校中文系、社科院、作家协会的青年批评家，班主任陈思和先生邀请他们中的吴亮、许子东、程德培、李劼、夏中义、毛时安、蔡翔等多次来复旦讲课，或者与我们面对面座谈，极大地煽动了我们对评论的热情。1985年10月浙江文艺出版社新人文论丛书中程德培《小说家的世界》、吴亮《文学的选择》在我们中间不胫而走。斯文清秀言辞犀利的程德培，敦实健壮、长发披肩、口若悬河的吴亮，简直就是两颗耀眼的明星。
高校文学评论一开始有点落在作协系统后面，所以思和先生经常带我们几个喜爱当代文学的同学一起去上海市作协参加各种文学活动，结识李子云、周介人等作协的评论前辈，同时指导我们选修本系中年批评家潘旭澜、徐俊西先生的当代文学以及陈鸣树先生的文艺学方法论课程。潘先生的研究生称他们的导师为潘公，我的篇关于梁晓声的评论文章就是他课上的作业，得到他的首肯，再由思和先生推荐给《当代作家评论》发表。潘公在我文章后面写了一大段鼓励的话，正文部分也有不少批注修改。他的字刚劲方正，很有个性。我也是次从他那里学到如何使用准确而醒目的修改符号。原稿誊抄过后没有保留，近看李辉先生纪念潘公的文章，附有潘公当时给他的修改记录。他对老师墨宝的敬惜令我惭愧。周介人先生不久主政《上海文学》，本来就颇有影响的《上海文学》评论栏到他手里办得更加有声有色。徐俊西先生后来借调至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做所长，旋又担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这期间他一手创办的《上海文论》很快就继《上海文学》评论栏之后，产生了全国性影响，这使我们颇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感觉。《上海文论》似乎没有正式的编委会，徐先生和他的助手，社科院文学所毛时安先生，以及新从《当代作家评论》转来的顾卓宇先生，不定期在复旦大学教师第十宿舍他自己家里商量办刊事宜，每次总会邀请思和先生和我们几个在评论界刚刚冒头的复旦同学参加。
身处这种环境，没有理由不走上批评的道路。但我大学时代主要兴趣是古典文学，尤其是复旦特色之一的古代文论。虽然发表了几篇评论，但临近毕业，还是想考文学批评史专业的研究生。碰巧那年王运熙先生轮空停招，就准备报考华东师大古代文论专业研究生，听说王元化先生刚开始在华师大担任这一专业的导师，但思和先生劝我还是留在复旦，于是就改考据说与古代文论相通（后来才知道其实区别很大）的文艺学专业。幸亏硕士导师应必诚和博士导师蒋孔阳两位先生都很宽松，他们知道我不喜欢纯理论，总是跟在陈思和先生后面搞评论，心里都有些不以为然，但口头上从不明确反对，所以六年读研，我一边应付学业，一边就用大把时间做批评。至于古典文学，只能偶尔读一点，维持业余爱好的水平。如今碰到某些和古典文学、古代文化关系密切的当代文学问题，很想一探究竟，但储备不足，只能知难而退。这算是我当初选择以批评为主业的遗憾之一吧。
转眼三十多年，自己并不觉得特别懒惰和愚笨，也确实写过不少文章，出过不少批评文集，但到底几斤几两，自己清楚。
我首先不能和前辈（亦即当时那些中青年批评家们）相比。就拿中文系我的老师们来说吧，他们从事批评之前已经有丰富的人生阅历。潘旭澜先生评杜鹏程，徐俊西先生评王蒙，陈思和先生评巴金，都倾注了自己的思想感情，发人所未发，而我以及跟我年龄相仿的青年批评家们则是纸上得来终觉浅。比如我也研究王蒙，还很快得到王蒙先生的称赞，但徐俊西先生论王蒙，更加关注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王蒙复出之后的小说塑造的那些恢复工作的老干部形象，对此我是直到不久前才若有所悟。又比如我很长一段时间对巴金《随想录》的讲真话并不太当回事，对思和先生一再谈论晚年巴金的贡献认识不足，也是直到近，才彻底扭转了一直以来对巴金《随想录》的模糊认识。
从事文学批评，需要多方面修养。首先必须保持大量而快速的吞噬性阅读，否则你就无法对当下创作动态作出及时回应。其次，需要有包括文学史在内的社会文化历史的广博知识，否则你就无法将批评对象放在恰当的框架内予以准确把握。复次，需要敏锐的艺术感觉，不仅知道作家写什么怎么写，还要知道写得怎样，否则即使讲了许多关于写什么和怎么写的貌似聪明的话，却很可能根本分不清你所面对的是杰作，还是平庸乃至失败之作。后，明达顺畅的文字表达无疑也非常重要，好还要有个性鲜明的文体追求，否则文字干巴巴，无法贴近作者，也不能拨动读者的心弦。
但在这一切之上，重要的还是批评家对背负着自己时代特殊社会历史问题的时代精神的理解，否则你不仅看不清批评对象与时代的联系，也无法以你的批评准确而有力地击中时代和文学的要害。恰恰在这点上，我们这一代学院批评家先天不足。这除了因为我们太早太顺利地被批评界接纳，囿于书本知识，生活阅历跟不上，也因为在我们登上文坛的1985年前后，文学回归自身文学向内转文学自律的呼声正高，提倡者们自然有他们的考虑，但不谙世事的年轻批评家们就有可能因此而过分看重文学本身，多少疏忽了文学和社会人生一刻不能分离的血肉关系。批评应该从这种关系中汲取激情和灵感，不能仅仅面对生活，不能仅仅念叨历史，更不能仅仅抓住作品。
但有一得必有一失，反之亦然。前辈批评家们固然不乏清醒的社会意识，相应也都具有开宗立派、舍我其谁、喜欢扯旗帜呼口号的气概，而我们六十年代后期出生的一代批评家们在成长过程中虽然并没有被社会运动的洪流抛在局外，但毕竟也没有一开始就被推抵旋涡中心，因此逐渐也就习惯于软弱迷惘的状态，偶尔也呼两句口号，下几点大判断，事后总感到心虚，只想单单夸耀自己的软弱，正视自己的迷惘，只想在作品和历史的细部寻寻觅觅了。因为积习难改，表面上我写文章似乎颇重气势，其实非常荏弱。不相识的朋友往往误以为我必定人高马大，见面总是愕然。
我的许多评论集往往以某篇作家论或作品论的标题为书名。1994年本《拯救大地》的书名是张炜论的标题，此后《说话的精神》是王蒙论的标题，《不够破碎》是评阿来论的标题，《岂敢折断你想象力的翅膀》是苏童论的标题。作家论和作品论是我的主要批评模式。
我偶尔也会写一点概观模样的文章，但始终提醒自己要少写。并非不想写，更非不懂得欣赏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勃兰兑斯那种高屋建瓴纵横捭阖的大块文章，而是自觉力量不足以扛鼎，所以还是藏拙为妙。
原载《当代作家评论》2017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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