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医疗五百年——1500年以来的欧洲医疗社会史_[英] 基尔·沃丁顿著，李尚仁译_9787552034677

疾病无所不在，这是近代以来的思想中常见的主题。随着人们越发关注医疗，医疗社会史也逐渐成为史学研究的新潮流。但医疗的发展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线性过程，所谓的医疗社会史也并不是某几个英雄人物或某几项技术革新的光荣记录。这五百年来，欧洲医疗深受权力关系的微妙变化以及商业考虑等因素的影响，呈现出曲折多变的态势。

健康护理的发展肇始于宗教所提供的医疗服务？

女性医者主动退出生产领域并邀请男性医者介入？

病人的话语权甚至能决定自己所采用的治疗方式？

以隔离的方式应对瘟疫却遭到了商业因素的干扰？

……

任教于英国卡迪夫大学的基尔·沃丁顿教授作为医疗社会史研究领域的杰出学者之一，在本书中达成了一个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那就是综合了近40年来有关欧洲16—20世纪医疗社会史研究的丰富成果，写成了一部精彩可读的介绍性著作。同时，沃丁顿教授勇于提出自己的观点与判断，全面运用史料和客观分析，探究医疗发展与社会变迁的深远关系，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复杂而丰富的欧洲医疗世界。

译序

医学史常被认为是个新兴的史学研究次领域，然而，著名的医学史学者田京（Owesi Temkin）曾说：“医生研读医学史已经有两千年的历史了。”这句话有多种含义：在19世纪前，西方医生阅读以拉丁文与希腊文写作的医学经典，他们吸收并使用希波克拉底与盖伦等古希腊、古罗马名医的教诲，来解释个人疾病的发生、瘟疫的流行以及预防与治疗之道。这样的情况到了19世纪随着西方医学逐渐脱离此一古典传统而开始改变，许多西方医生研究医学史，不再是为了临床或研究上的直接应用，而是出于历史与人文的兴趣。到了20世纪初，医学史更成为学院研究的领域，开始有自己的研究机构、刊物以及专业的历史学者。同样地，中医至今也仍阅读与使用《黄帝内经》《伤寒论》与《本草纲目》等古老的经典，但在中国传统医学与现代西方医学遭遇之后，中医也以不同的视角重新审视传统医学的历史。

早期医学史研究者多为医生兼史学家，或是医生转为历史学者，其研究主题与兴趣往往是医学（尤其是该研究者本身的专科领域）的进步、医学观念的改变、史上著名医生的传记等，具有相当强的观念史、内部史倾向，有时也不免染上进步史观的色彩。这种情况到了20世纪70年代开始改变，医学社会史（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开始成为研究潮流，强调将医学放在社会脉络中考察，探讨社会因素是如何塑造医疗形态、知识内容与研究方向的，也探讨医疗机构与措施、公共卫生政策如何与社会互动，造成怎样的后果。将医学史视为一般史的一环（而非某种封闭玄奥的专门领域），是医学社会史的重要旨趣。

任教于英国卡迪夫大学的基尔·沃丁顿（Keir Waddington）教授，是医学社会史研究中生代的杰出学者，其重要的研究包括医院史、医学教育史以及食品安全的历史。在《欧洲医疗五百年》这本书中沃丁顿教授达成了一个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那就是综合近40年来对欧洲16—20世纪医疗社会史丰富而大量的研究成果，写成一本精彩可读的介绍性著作，让读者能对现代西方医疗的历史有宏观的理解，进而掌握医疗社会史研究的新发展、新议题、重要的争论与面临的挑战。对医学史感兴趣的一般读者以及医疗专业人员，可以透过本书看到欧洲这五百年来医疗发展与社会变迁的深远关系；对想进一步探究西方医学史的学生乃至医学史的研究者而言，这本书提供了许多丰富的洞见、索引与学术资源。本书既是沃丁顿教授广泛阅读、慎思综述的结晶，也是英语学界医疗社会史研究社群所累积的丰富研究成果的缩影。

尽管这是本综合大量研究成果的著作，但是读者在书中不会看到时髦理论与概念的套用、简化的漂亮说法或是看似完整一致实则以偏概全的立论；而且，本书也非只是事件的叙述或数据的堆砌。社会医学史最吸引人、知识力道最强大之处，正在于以庞大心力与无比耐心将理论、概念与史学潮流放在纷杂的巨量史料中琢磨、检验与修正，进而说出一则又一则具有分析深度与理论意识，同时又立足于坚实史料基础之上的故事。沃丁顿在本书中引用了许多知名学者的研究成果，但他也勇于提出自己的观点与评断，其立场或许可形容为一种持平的折中主义。从沃丁顿如何评价福柯（Michel Foucault）所提出的对医学史有深远影响的两个看法，就可看出他治学的特色。例如，“精神病院的兴起”一章（本书第十六章）介绍了几位重要历史学者对“大禁闭”说的驳斥，在赞同这些批评之余，沃丁顿仔细地介绍了对精神病院之兴起的几种不同解释，包括工业革命、商业社会兴起、医生专业扩张以及现代国家对不正常人群的管控，但也谨慎地提出种种保留意见，指出任何单一因素都难以完整解释此一重要现象。同样，福柯乃至目前医学史学界主流皆认定大革命后的巴黎是“临床医学诞生”的地点，对此，沃丁顿一方面引用持论不同的学者的历史研究，强调病理解剖、临床教学等做法其实在18世纪已经出现于爱丁堡与伦敦的医院与医学校，而巴黎临床医学的革命性地位其实是19世纪下半叶法国医学失去领导地位之后，才由法国医界建构出来的形象。然而，他也强调大革命后的巴黎在政治社会激荡的情况下，以深具活力与前所未有的规模将临床医学的要素整合到医学改革中，因此也不宜因为这些修正主义的史学成果而过度贬抑这段期间巴黎医院医学的重要性。这些细致的史学梳理是本书的重要贡献。不过读者若对这些史学辩论不熟悉或不感兴趣，那么在阅读本书时不妨先跳过第一章，每章开场的史学回顾也可快速浏览即可，待读完后面的叙述之后再回头仔细阅读这些部分，将可更轻易地掌握沃丁顿的论旨。

这本书不是用一般编年史的方式写成，没有古代医学、中世纪医学、文艺复兴或近现代医学与现代医学等断代分期，而是以医学史的个别主题作为写作架构。表面上看来，这似乎使得这本书更为专门，实际上这种写法使本书更容易与一般历史的研究课题结合。例如，对战争史有兴趣的读者可以从“医疗与战争”（第十五章）了解到战争史的一个重要侧面；想进一步探索疯癫史的人可以从“精神病院的兴起”（第十六章）读到对相关史学议题的细致检讨；关心妇女史或女性主义议题的读者不该错过“女性、健康与医疗”（第四章）；对文化史乃至欧洲民众文化感兴趣者则可以从“医疗与宗教”（第三章）、“自助医疗与医疗市场”（第五章）等章节发现许多有意思的历史描述。主题式的写作也特别适合医学人文教学，“解剖与医学”（第六章）、“外科”（第七章）、“医院”（第八章）、“疾病、身体不适与社会”（第二章）等章节都可作为医学院课程的教材。对现代医学兴起的历史感兴趣的不同背景的读者，都可通过阅读此书得到丰富的收获。

李尚仁

2021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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