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词
在张爱玲已被过度符号化的当下，为何还要写这么一本书？这个问题颇难回答。也许因于一种交流的快乐吧。此前四五年，一直在做当代文学制度研究，孜孜矻矻，经年累月地埋头在五六十年前业已泛黄、脱落的报纸杂志之间，那种辛苦、寂寞自非一言可以道尽。所以，写一部谈论张爱玲的书，与那些陷落在各色都市里的现代人交流，在我多少有愉悦精神的成分。兼之十年前写《张爱玲传》的时候较少分析她的作品，此番写作也可谓一次补充或完成。
当然，紧要的，是有些想法需要表达。对于张爱玲，学界给予的讨论，虽不能与鲁迅、茅盾、沈从文、老舍等大家相比，但就实际而言，也算是很多的了。北美的夏志清、王德威，中国的唐文标（台湾）、水晶（台湾）、余斌、万燕、宋家宏、刘川鄂、宋明炜、常彬、林幸谦（香港），日本的邵迎建诸君，皆有专著行世。而赵园、杨义、王安忆、李欧梵、周蕾、刘禾、许子东、刘绍铭等知名学者或作家，亦各有论述，以致迄今借用王德威先生的说法种种张派警句金言成了学界的口头禅，张学已然建立。在这种局面下，若还想申述一些新的想法，委实不是那么容易。谁还相信，后来者能在夏志清之外讲述出另一个张爱玲来？我自己也往往如此持论。我在南方的一所大学任教，讲授20世纪中国文学，又由于出版过受到一些读者喜爱的《张爱玲传》，常被学生目为专家，屡有同学爱屋及乌，因为想做有关张爱玲的论文而希望由我来担任指导教师，或者直接发来文章和我讨论。这种时候，我多少感到紧张。一则因为学生们对张爱玲多近于迷恋，不敢过于拂逆其意；二则他们提交上来的论文，虽多感性体验，但据理而论实在是重复前人居多。所以，我也时常不去做这导师，或者建议他们选择张爱玲以外的研究对象。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认为有关张爱玲研究已无继续深入的空间。恰恰相反，对于这样一个长期以异数身份而存在的小说家、散文家和剧作家，学术界存在激烈却又暧昧的分歧。核心的分歧在于：怎样评价张爱玲的文学成就？若要在文学史殿堂里授予张爱玲迟到的尊荣，那么究竟给她怎样的位置才为允当。对此，海外学人和国内学人之间存在尖锐对立。这种对立，外间自是不甚了了，而这两拨学人之间也可能由于学术资源的相互需要，极少公开彼此质疑。然而观点间的疏离与对立，是再清楚不过了。海外论点，自以夏志清先生为代表。他表示：
我初读《传奇》《流言》时，全身为之震惊，想不到中国文坛会出这样一个奇才，以质而言，实在可同西洋现代极少数流作家相比而无愧色。隔两年读了《秧歌》《赤地之恋》……更使我深信张爱玲是当代重要的作家，也是五四以来秀的作家。别的作家产量多，写了不少有分量的作品，也自有其贡献，但他们在文字上，在意象的运用上，在人生观察透彻和深刻方面，实在都不能同张爱玲相比。
这般判断，有着美国式的斩钉截铁：五四以来所有重要作家都不及张爱玲。这重要作家之谓，指的是钱锺书、张天翼、沈从文等，尤其是指在毛时代被奉为三个伟大的鲁迅。夏志清的判断自然被刘绍铭、王德威等弟子奉为圭臬，然而在国内影响如何呢？实际上，国内重要的文学史家对夏氏意见并不是那么以为然。的确，当前国内任何一本较新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或《中国现代小说史》都有专门分析张爱玲或《传奇》的文字，但极分明的是，没有一位学者和一部文学史承认夏志清对张爱玲的整体评价。仅以北京大学1998年版《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为例。这部由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合著的教材，是国内影响的现代文学史教材。它严格遵守文学史的编撰成规，通过体例设置，赋予不同作家以不同的等级。譬如，获得专章论述待遇的作家有九位：鲁迅、郭沫若、茅盾、老舍、巴金、沈从文、曹禺、赵树理、艾青（其中鲁迅独占两章），而张爱玲呢，出现在该书第23章第3节通俗与先锋中，约占三分之一篇幅。显然，张爱玲未获专章待遇，甚至未获专节待遇，至多被置放在二流作家的位置。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诸先生的案头，当然放着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他们与夏志清的尖锐分歧一目了然。
不过，也许还由于含蓄节制的作风，国内学者并没有直接非议夏志清，尤其是在公众场合。但由于分歧背后文学史观的剧烈冲突，对夏志清权威论述的不满终难长久掩饰。2000年10月，在香港岭南大学举办的张爱玲与现代中文文学国际研讨会上，学人刘再复（1989年后移居美国）明确质疑夏志清有关鲁迅、张爱玲文学史地位的判断。刘再复认为：
他（鲁迅）的作品，是中华民族从传统到现代这一大转型时代苦闷的总和与苦闷的总象征。其精神的重量与精神内涵的深广，无人可比，也完全不是张爱玲可以比拟的。更准确地说，张爱玲作品与鲁迅作品的精神深广度相比，不是存在着一般的距离，而是存在着巨大的距离，这不是契诃夫与普宁（俄国贵族流亡作家）的距离，而是托尔斯泰与普宁的距离。普宁的作品有贵族气，有文采，典雅而带哲学感和沧桑感，但其精神内涵和思想深度远不及托尔斯泰。
这番言论引起了同时与会的夏志清的激烈回应。不过，这场短兵相接只是海外、国内学界歧义的冰山一角。事实上，刘绍铭、王德威等人反复提倡的张学在国内得到的回响，也非常有限。除陈子善等人在上海认真考订张爱玲的佚作旧篇，国内并无重要学者认同张学之说。至于张腔张派，国内作家更不买账。被王德威硬加上张派头衔的王安忆直接说：我可能永远不能写得像她这么美，但我的世界比她大。
剧烈分歧的背后，掩藏的不仅是地域性的意识形态差异，而且还有不同代际经验和话语背景的疏隔。围绕着对张爱玲的评价，还有相关联的系列重要问题：张爱玲既熟读中国旧小说，又在香港大学学习英国文学，那么，在张爱玲的古今杂错、华洋杂错的写作风格中，古/今、中/西两种文学经验之间的关系是平衡的呢，还是一方从属于另一方呢？她的荒凉与虚无，是切近于卡夫卡、艾略特的世纪末情绪，还是另有所源？张爱玲为什么那么物质主义，甚至被人名为恋物癖？此外，她的家族认同、爱情观念，乃至不断被裹挟的政治选择，她对衣饰、色彩、饮食以及意象的迷恋，也包含诸多复杂问题，甚至与她的虚无主义深相纠葛。
这许多问题，有的已经有人谈过，有的则尚未被注意。不过在我，都多多少少有些不能满足。正好在写这本书的时候，黄子平先生自香港来中山大学讲演，讲演题目即是《张爱玲：世纪末的华丽……与污秽》。黄先生借取王德威世纪末视景的概念，认为张爱玲怀有一种来自基督教文化时间观念的盛年不再、事事皆休的颓废绝望情调。黄先生以张爱玲有关基督教、威尔斯等阅读，尤其是其文本中克里斯蒂娃所谓的卑贱物（abject）的存在作为论据。对黄先生的论点和论据，我在演讲现场向他提出了商榷意见。其实在我看来，自夏志清先生以降，文学史家在处理中国现代文学时，都有依照西方文学经验进行认知、判断的惯例。这对大部分作家自然是适宜的，但对于张爱玲、萧红一类小说家则不能不说有些失效。其间涉及学术观察点的基本分歧，当然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因此，这本书的一些内容，也可以视作对黄先生观点的回应。
这是写什么的问题，还有一个怎么写的问题。作为一部重视学术史与论证逻辑的学术著作，我还希望写得不那么面目可憎，能够让熟悉张爱玲的朋友愿意阅读，甚至喜爱。所以，我在语言与文体规范上有意回避了学术著作必会有的八股文风，尽量减少注解，如对张爱玲的小说原文，以及胡兰成、张子静等人的回忆文字，就仅在文中标明，而未采取严格的含作者、出版版次、页码等信息在内的学术注解。同时，也使用了较为散文化的语言。这或许会引致同行的訾议，但于我自己，倒是心甘情愿的。倘若张迷朋友对书中的一二论述产生反对或认可的意见，那自会感到莫大欢喜。一箭之入大海的寂寞，在张爱玲的话题上，不啻是一种失败。在写法上，我另外避免的一点是传奇化。张爱玲曾经感叹说：中国观众难应付的一点并不是低级趣味或是理解力差，而是他们太习惯于传奇。（《〈太太万岁〉题记》）何谓传奇？是指我们因着自己对生活中缺少的事物的过分向往，而往往无意识地强调、夸大甚至虚构对象的某一部分事实，而从中获取某种想象性的替代性的满足，因而对对象的另外一部分不那么合口味的事实加以忽略、遗忘，甚至改造。旧的中国大众文学都是这么叙事的，张爱玲熟悉并且警惕，然而她又怎能抵挡生前身后人们对她自己的传奇化叙事呢。譬如，中国自宋以后即无贵族，但后人多习以后的贵族来谈论张爱玲；譬如，一个女作家，未必就生得美，但人们乐于从各方面夸大张爱玲的惊艳；譬如，像所有遭受始乱终弃命运的女子一样，张爱玲也经受过内心的剧烈痛楚，但人们一定要想尽办法从那段沉痛旧事上翻出、创造出倾国又倾城的绝世浪漫；又譬如，张爱玲天分极高，但人们动辄把天才之类的冠冕加到她的头上，甚至不允许有才华更甚于她者，尤其是同时代女作家。几年前，我为广州的一家报纸写了一篇谈张爱玲的稿子，文中有一句大意是说萧红在表达人世的荒凉上比张爱玲更透彻，发表出来后这句给删了。我推测编辑的顾虑在于可能有太多读者不能接受这种观点。毕竟，有许多看书的人对萧红已不甚了了。然而我对传奇缺乏兴趣，更不会为了以某种方式讲述张爱玲的文字和生活，而有意识地悄悄地放弃某部分事实。我更愿意将张爱玲看成一个以文字为生的普通人经受着一份与别人并无大异的命运，却能以惊人心力将自己的阅读经验，将自己对世界的经历与感受，转化为一篇篇璀璨至美的文字。
这意味着，作为这部书的作者，我更愿意成为一个交流者，与张爱玲，与那些喜爱她的文字的，熟悉的和陌生的朋友交流。这种角色，极符合我读张爱玲作品的感受。说到底，我之于张爱玲，感慨的成分居多。《半生缘》中有段描写，给我极深印象：这两天月亮升得很晚，到了后半夜，月光蒙蒙的照着瓦上霜，一片寒光，把天都照亮了，……鸡声四起，简直不像一个大都市里，而像一个村落，睡在床上听着，有一种荒寒之感。某年返乡，途经武汉大学，夜里睡在山下的一个房间里，久久不能成眠。人若系恋之物大半丧失，大概都会有此类与世界脱离、浮生若寄的荒凉之感吧。张爱玲时时在不相干的地方生出此类荒凉，这使我对她深感亲切。这些年，在些不相干的瞬间，我也时不时地会想，张爱玲为什么要写小说呢，文字，包括文字中的意象、衣饰、色彩之类于她意义何在呢？于是有了一些零零碎碎的想法。现在我把它们以一种较为系统的面目汇成了这本书。这在我也可说是一种交代，一种对于张爱玲的个人敬意。当然，亲切与尊重之中也包含一些不甚认同的成分。这大约是因为我无幸运生于簪缨望族之家，不期然地耳闻目睹了太多的不义和恶，因而对力图将张爱玲符号化的中产阶级文化终究不能亲近。
还有一点点曲折。书写到大半的时候，原定的远行的时间也到了。而行程结束后，我又不能即返广州，而必须到北京住上一段时间，书的写作却又不能停止下来，所以，只好拖着一箱书上路。张爱玲作品集，所有能找到的张爱玲研究著作，都跟着我，在国内国外七八个城市、南北四五个省份辗转月余，后才回到广州。弄得同行诸君误以为我是把别人喝牛奶的时间都用来做学问的那类人，格外费了多番解释，不提。行程两万余里，也算是这些书的一些游历。
以后可能再难有时间集中写一些关于张爱玲的文字了。手边的一套1997年花城版的《张爱玲作品集》也已圈点得不成样子。张爱玲的作品印行版次已经极多，但这套作品集一直收在身边。它是多年前许冬梅小姐送给我的一件礼物。岁月迢遥，无数的人、事终将为时间的风卷刮而去，因此特别地值得铭记。
张均
2019年10月7日改定于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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