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唐诗之路视野下的柳宗元研究集成_杨再喜，吕国康著_9787506888660

　　《湖湘唐诗之路视野下的柳宗元研究集成》收录柳诗一百多首，其中包括雅诗歌曲十余首。书中将柳诗按写作时间排序，分为早期长安诗、永州十年诗、奉诏往返诗、晚年柳州诗四部分。每首诗由题解、原诗、校勘、注释、集评五部分构成，为欣赏、推介柳诗提供了一个较为全面的平台。题解部分——写作时间地点及相关背景，该诗主旨及艺术特色，综合性评价意见，要求短小精悍，通佫易懂；原诗部分——注明选本；校勘部分——按照选本原文、另本异文的顺序列入，佚文汇录，勘别正误；注释部分——部分字、词的注音及解释，各家释疑之说按时间顺序列入，提出作者的倾向性意见；集评部分——列举历代注家的点评，以古代为主，收集完备，当代的为辅，择要选辑。该书是对柳宗元诗歌研究史料的系统整理和在此基础上较为整体的研究。

　　柳宗元是唐代文学史上少有的诗文兼擅的诗文大家，明代的江盈科曾言：“从古以来，诗有诗人，文有文人，譬如琴者不能制笛，刻玉者不能镂金。专擅则独诣，双骛则两废。有唐一代诗人，如李如杜，皆不能为文章。李既为文数篇，然皆俳偶之词，不脱诗料。求其兼诣并呈，自杜樊川、柳柳州之外，殆不多见。韩昌黎文起八代，而诗笔未免质木，所乏俊色秀色，终难脍炙人口。”（《雪涛诗评》）柳宗元诗歌和散文的文学地位虽然可以并驾齐驱，在整个唐代也“殆不多见”，但这两种文体却经历了不同的传播接受之命运，有着不同的传播接受之轨迹。
　　在中晚唐和五代时，柳宗元的文学作品主要以散文闻名，其诗歌处于默默无闻的境地。众所周知，柳宗元是中唐“古文运动”的重要倡导者，在当时就享有盛名，同为“古文运动”的领导者韩愈曾评其文日：“雄深雅健，似司马子长。”到晚唐时，杜牧进一步提升了柳宗元的散文地位，在其给侄儿的诗中说：“李杜泛浩浩，韩柳摩苍苍。今者四君子，与古争强梁。”（《冬至日寄小侄阿宜》）在此，把韩、柳的散文成就同李、杜的诗歌相提并论，成为唐代古文的典范。对此，一方面说明柳宗元在晚唐时取得了较高的文学地位，但我们同时也发现，当时柳宗元的文学地位主要是凭借其散文的传播接受，而对于具有同样文学成就的诗歌却鲜见有人提及，所以文名掩盖了他的诗名，其诗歌还处于默默无闻的境地。柳宗元诗歌在这个时期传播接受的境遇主要体现在：其一，评论者甚少。第一家为后晋刘昫的《旧唐书·柳宗元》所载：“宗元少聪警绝众，尤精西汉诗骚。下笔构思，与古为侔……既罹窜逐，涉履峦瘴，崎岖堙厄，蕴骚人之郁悼，写情叙事，动必以文，为骚文十数篇，览之者为之凄恻。”在此将柳诗的艺术风格与其贬谪生涯相联系；第二家为晚唐司空图对柳诗艺术风格的评论，他说：“今于华下方得柳诗，味其深搜之致，亦深远矣。”（《题柳柳州集后》《司空圣表文集》卷二）根据文中交代，司空图是在华山之下避难时，偶然发现柳宗元诗歌的，在当时情况下就是司空图这样的大诗学家也是在一定年龄之后在不期而遇的情况之下才见到和研读柳诗的，如果是普通百姓就更难有机会见到了，这也从一个侧面揭示出柳诗在当时的落寞境地。其次，柳诗在唐五代时的寂寞还体现在当时诗歌总集编撰时对于柳诗的取舍上。诗歌总集的编撰是诗歌繁荣兴盛一段时期之后的理性总结，也是一个作家的文学作品在一定时间里传播接受状态的客观反映。唐人编选诗歌总集根据陈尚君先生的《唐人编选诗歌总集序录》考及137种，今存者十余种。纵览当时代表性的诗歌总集，如令狐楚的《御览诗》、顾陶的《唐诗类选》、张为的《诗人主客图》、韦庄的《又玄集》、韦毂的《才调集》等，对于这些诗歌总集，虽然收集的诗歌比较繁复，却都对于柳宗元的诗歌没有入选一首。柳宗元诗歌在唐五代时的这般境地，正如清人陈衍所叹：“柳州……其诗世所谓寂，其境世所谓困也。”（《石遗室文集》卷九）
　　在两宋时期，柳宗元的诗歌和散文一样，迎来了接受史上的第一次高潮。相对于散文而言，柳宗元的诗歌有着明显不同的传播接受的轨迹，呈现出自身的特点。这主要表现在，柳宗元的散文在北宋初期由于柳开等人的倡导较早就迎来了接受的高潮，而他的诗歌直到北宋中期的苏轼才“发明其妙”，由此苏轼被公认为柳诗接受史上的“第一读者”。苏轼在柳诗接受史上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次把柳诗与陶渊明和韦应物之诗相提并论，揭示出三者共有的艺术特色，他在《书黄子思诗集后》中说：“柳子厚诗在陶渊明下韦苏州上。退之豪放奇险则过之，而温丽靖深不及也。所贵乎枯淡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到南宋时，诗学家们已经习惯了“陶、韦、柳”并提的称呼，诗话艺术的兴盛促使了对柳诗的历史定位在理论上的成熟。其中严羽的《沧浪诗话》首次从诗学角度探讨了柳诗与屈骚之关系，提出了“唐人惟柳子厚深得骚学”（《沧浪诗话·诗评》）的著名论点；他以人论诗，首提“韦柳体”和“柳子厚体”，将当时“韦柳”并称的习惯通过理论的总结变成了一个诗歌流派。刘克庄的《后村诗话》在把柳诗同韩诗的比较中，称誉柳宗元为“本色诗人”，认为“韩”不及“柳”，他在三个方面把柳诗同韩诗进行了对比：“唐文人皆能诗，柳尤高，韩尚非本色。”（刘克庄《后村集》卷二十三）“柳子厚才高，它文惟韩对垒；古律诗精妙，韩不及也。”此外，《后村诗话》在苏轼“陶、韦、柳”并提的基础上，突出柳诗“悽怆”的情感特点；对柳宗元政治操守和人品道德的全面肯定；通过纵向比较，将柳宗元位列诗歌史上的“百世之师”。所有这些标志着宋人接受柳宗元诗歌在理论上的成熟和接受上的全面兴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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