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德纳多元智能系列总序]
1980年，我次来中国访问，从那时算起，时间已经过去了40余年。那时的中国刚刚经历了一段艰难的岁月，百废待兴。在那之后不久，我开始与中国从事音乐和视觉艺术教育的同行广泛地开展起学术交流活动。往返中美的多次旅行对我的家人和与我一同参与交流的同事来说，都是十分美好的回忆。
在 1989 年出版的《打开视野：中国对美国教育困境的启示》（To OpenMinds: Chinese Clues to the Dilemma of American Education）一书中，我记录了在中国访问期间的所见所闻和由此增长的见识。直到今天，有个难题仍然困扰着我和中国的众多教育家同行，那就是，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如何才能让学生在获得他们一生所需的必要技能的同时，培养出创造力以及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帮助他们为自己所处时代的文化和知识发展做出实质性的贡献。
当然，在我写作这篇序言的时候，中国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的进步和发展速度几乎超过了当代所有的国家，也许这在人类历史上也是的。目前，中国在许多科学技术领域都处于地位。中国的美术、音乐、文学和电影更是在世界范围内广为人知并深获赞誉。
我接受过发展心理学和神经心理学的学术训练，基于前者，我研究儿童的心理如何发展，尤其是他们如何学习；基于后者，我研究人类的思维和大脑如何随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以及当大脑受到损伤时会发生什么。正如我在自己的回忆录《从多元智能到综合思维》一书中对自己的人生和学术道路进行梳理和回顾时所说，我倾毕生之力提出并持续不断深耕于其中的广为人知的学术成就，就是多元智能理论。
简单地说，多元智能理论是对人的智能是单一的这种观念的批判。如果传统的智力理论是正确的，那你要么在每件事上都很聪明，做什么事情都很能干，要么就很愚蠢，什么都做不好。也就是说，只需要花费一个小时的时间进行一场智力测验，你就能向全世界展示你的智力水平。
然而每一位教师、家长以及每一位视野开阔、善于思考的公民都知道，这一结论不可能正确。在 1983 年出版的《智能的结构》一书中，我凭借多种学科的论据证明：每个人都拥有多种各自独立的智能；智力测验所能测量的，主要是语言智能和逻辑 - 数学智能，有些测验也能测量空间智能。但是我认为至少还有另外4种智能，即音乐智能、身体 - 动觉智能、人际智能和自我认知智能。后来我又提出了第8种智能即博物学家智能，并对其他可能成立的智能，包括存在智能、教育学智能等进行了推测。
我的这些观点在心理学界存在争议，主要是因为所有这些智能都不能在一个小时或更短的时间内测量出来。不过，多元智能理论的主要思想已经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大多数人所接受。如今，当我们说一个孩子聪明的时候，实际想说的是这个孩子在学校里能够取得成功，然而大家都知道，当这个孩子离开学校，成年后走上工作岗位时，作为公民和家庭中的一员，所有种类的智能对他来说都会变得非常重要。
多元智能理论目前主要应用于教育和培训领域，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工作场所，情况都是如此。在《智能的结构》一书出版后的几年里，世界各地的教育工作者都开始将多元智能的理念引入他们的课程、评估手段和教育目标，这让我感到非常惊讶和高兴，甚至在 2009 年专门编撰了一本论文集《多元智能在全球》（Multiple Intelligences Around the World），其中收录了几位中国教育工作者的文章。
起初，我并未就多元智能理论对教育的意义提出什么观点，毕竟我主要是一名心理学科研工作者，而不是一名一线教师。那时我的选择是让多元智能理论在教育的广阔领域里百花齐放。
多元智能理论应用在教育上的大多数实例都很有意思，其中有一些特别有价值且极富想象力，但也有一些让我十分反感。对于后一种情况，我会直言不讳地表示反对。例如有人试图通过检查一个人的指纹（即应用所谓的皮纹学）来确定他的智能状况，这一做法没有任何根据。此外，
在澳大利亚还有一个教育项目将学生按照种族分类，认为不同种族的人智能强弱也不同。同样，没有任何证据可以支持这一说法，我对此给予了强烈的批评。
同时出现的还有一些对多元智能理论的有趣解释，或者说是误解。2004 年，我在中国旅行时，人们对多元智能理论的浓厚兴趣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有一天在上海，一位记者向我解释了中国人对此理论感兴趣的原因。她说：这是因为我们现在知道了，应该让我们的孩子在这 8 种智能上都表现优异！
10多年后，我决定就多元智能理论在教育领域的应用提出自己的观点。首先，我发现了更多关于多元智能的错误认识，对此我在 2006 年出版的《多元智能新视野》一书中给予了澄清，随后提出了多元智能理论对教育领域的两方面启示。
，教育应该更加个性化。我们应该尽可能多地了解每个人的智能状况。只要有可能，我们应该以充分利用学生各自智能强项的方式来教育他们。当然，这在科技发达的时代相对容易实现，因为在当今的科技时代，人们更有条件为每个学生提供更适合其个性的学习材料。
第二，教育应该更加多元化。无论何时，当教师教授一个概念或某种操作过程的时候，都应该以多种不同的方式表述，以便激活学生的不止一种智能。这种教学方式可以同时适用于更多的学生，因为学生们的学习方法也各不相同。此外，多种方式的教学可以提高学生的理解力，因为当用多种方式思考同一个问题时，我们能够更全面地理解它。同样，在科技发达的时代，以各种不同的媒介和不同的方式安排授课内容，要相对容易。
虽然我为大众所熟知的主要原因是我在多元智能理论上所做的工作，但我也探索了人类思维的许多其他领域。我在《大师的创造力》（Creating Minds）中探讨了大 C创造力 A 的根源；在《领导智慧》（Leading Minds）中研究了领导者运用语言智能和人的认知智能的方式；在《决胜未来的 5 种能力》（Five Minds for the Future）中，我提出，21 世纪重要的5种思维方式分别是受过学科训练的善于综合的具有创造性的谨慎谦卑的符合伦理道德的。
在写作《从多元智能到综合思维》这本有关我自己智能状况的回忆录时，我逐渐领悟到，对我自己所拥有的这种思维方式来说，恰切的描述方式大概是综合的思维方式，这本书的书名因此而来。我目前所做的大部分工作都是为了理解综合思维，这是初由 19 世纪的思想家弗里德里希·黑格尔和卡尔·马克思所提出并描述的能力。我相信，中国读者对这种综合思维能力的养成也会非常感兴趣。
就我个人来讲，重要的工作是对优善工作和优善公民的持续 25 年的研究。这里的优善包含以下三个含义：，个人能力优秀；第二，工作富有意义，个人积极参与；第三，工作性质和个人行为均符合伦理道德。
当人们告诉我他们喜欢多元智能理论时，我通常会微笑着对他们表示感谢，随后我会补充说：仅仅开发智能是不够的，我们需要以正确的、符合伦理道德的方式运用智能，并思考我们对他人应尽的责任和义务。我的希望是，我这些书的读者们在开发出自己的智能强项以后，能够以对我们这个小星球上所有居民都有所助益的方式运用它们。
霍华德·加德纳
[1983 年初版序言]
就像附录 3《人类潜能项目的说明》所讲的那样，《智能的结构》有一个不寻常的起源。这本书之所以能够完成，在于一家基金会的远见和恩惠。这家基金会寻求澄清人类潜能的概念及其特征。它的执行理事威廉·韦林（Willem Welling）和理事会主席奥斯卡·范·利尔（Oscar van
Leer）创建了一个研究人类潜能的项目，邀请在哈佛大学教育研究生院工作的我们几个人，迎接他们提出的令人畏惧的挑战。这个项目聚集了来自不同专业背景的同事，我们利用这个机会，在过去的4年里开展了充分的合作。我们一起合作的故事将留给其他著作讲述，但是有必要现在指出的是：这种合作使我能够就各个方面的问题进行更广泛的探讨和更深入的反思；相形之下，如果没有伯纳德·范·利尔基金会（Bernard van Leer Foundation）提供的灵活支持，我一人是不可能达到这样的广度和深度的。我首先要向威廉·韦林、奥斯卡·范·利尔和他们在伯纳德·范·利尔基金会的合伙人致以谢意。
我希望在此向人类潜能项目中的资深同事杰拉尔德·莱塞（Gerald Lesser）、罗伯特·莱文（Robert LeVine）、伊斯雷尔·舍夫勒（Israel Schefflfler）、梅里·怀特（Merry White）表示感谢，是他们给了我持续不断的启发、建设性的批评和支持。我们之间的交流协作的确改变了我对于很多问题的思考方式，为我写作和修改这本书提供了实质性帮助。工作一开始，我就有幸得到了若干研究助手的协助。他们不但拥有惊人的天赋、深刻的洞察力，而且工作十分勤奋。我愿逐一向他们表示感谢，介绍他们在各自专业领域对这项研究的贡献：丽莎·布鲁克（Lisa Brook，遗传学），琳达·莱文（Linda Levine，心理学），苏珊·麦康奈尔（Susan McConnell，神经生物学），苏珊·波拉克（Susan Pollak，历史学和哲学），威廉·斯克雷兹尼亚兹（William Skryzniarz，国际发展）以及克劳迪娅·斯特劳斯（Claudia Strauss，人类学）。在奖学金数量很少的那些岁月里，这些天才的年轻人表现出堪称典范的独立性和奉献精神。我为他们全都在学术界追求理想而感到高兴。通过不同方式帮助过我的项目成员还有利奥妮·戈登（Leonie Gordon）、玛格丽特·赫齐格（Margaret Herzig）、弗朗西斯·凯佩尔（Fracis Keppel）、哈里·拉斯克（Harry Lasker）和洛伊丝·谷内（Lois Taniuchi）。另外，对于哈佛大学教育研究生院前任院长保罗·伊尔维萨克（Paul Ylvisaker）、布伦达·威尔逊（Blenda Wilson）以及现任院长帕特里夏·格雷厄姆（Patricia Graham）、杰尔姆·墨菲（Jerome Murphy）等人在管理方面的大力支持，我也表示感谢。
首先要说明的是，这本书是一份以心理学视角研究人类潜能的报告，也代表了整合我过去十多年间两个方向研究成果的努力。这两个方向的研究，一个是关于正常儿童和超常儿童符号使用能力发展，特别是在艺术领域符号使用能力发展的研究，这是我依托哈佛大学零点项目（Project Zero）完成的；另一个是关于脑损伤患者认知能力障碍的研究，这是我在波士顿退伍军人管理局医疗中心和波士顿大学医学院进行的。在我以智能的结构为名的本书中出现的智能概念，代表了我经过对人类认知能力发展和障碍的研究，为将这种能力进行恰当、全面概念化所做的工作。我很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在这本书中提出一个由多年努力合成的理论框架，并尝试提出这个理论框架对于教育的意义。我愿借此机会，感谢在过去10年里真诚地支持我研究工作的各家机构：退伍军人管理局A，是它提供学术假期使我能够完成合成理论框架的工作；波士顿大学医学院神经病学系，退伍军人管理局医学研究分部，美国国家神经系统疾病、交流障碍和中风研究所 B（National Institute of Neurological Diseases, Communication Disorders, and Stroke），所有这些机构，支持了我在神经心理学方面的研究工作；斯宾塞基金会（Spencer Foundation）、卡内基基金会（Carnegie Foundation）、马克尔基金会（Markle Foundation）、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和美国国家教育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Education），它们都支持了我和我的同事依托哈佛大学零点项目开展的对于正常儿童和超常儿童的研究。我还要极大地感谢麦克阿瑟基金会（MacArthur Foundation）这家创新性机构，在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极具风险的阶段，它为我提供了我非常需要的安全保障。
后，我想向那些为这本书做出特殊贡献的个人表示感谢。我的许多同事阅读了全部手稿或者其中大部分，提出了很有帮助的意见。我要感谢汤姆·卡罗瑟斯（Tom Carothers）、迈克尔·科尔（Michael Cole）、亚丁·杜达伊（Yadin Dudai）、戴维·费尔德曼（David Feldman）、诺曼·格施温德（Norman Geschwind）、琳达·莱文、戴维·奥尔森（David Olson）、苏珊·麦康奈尔、悉尼·斯特劳斯（Sidney Strauss）、威廉·沃尔（William Wall）和埃伦·温纳（Ellen Winner）。多利·阿佩尔（Dolly Appel）负责本书文字处理和手稿管理，其工作非常熟练、很有裨益，令人
感到愉快，我对此极为赞赏。贾丝明·霍尔（Jasmine Hall）慷慨大方地为我制作了索引。琳达·莱文还在手稿的方方面面帮助过我，并以其聪明才智和充沛精力承担了文献注释的准备工作。没有她的智慧，我真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与新近出版的两本书一样，我在美国出版社的合作伙伴们也给予了持续不断的支持：特别感谢本书英文版的编辑简·伊赛（Jane Isay）和她的助手玛丽·肯尼迪（Mary Kennedy），以及朱迪丝·格里斯曼（Judith Griessman）、珍妮特·霍尔沃森（Janet Halverson）、菲比·霍斯（Phoebe Hoss）、洛伊丝·夏皮罗（Lois Shapiro）、文森特·托尔（Vincent Torre），还有校对帕梅拉·戴利（Pamela Dailey）。
我还要感谢许多作者和出版社允许我使用他们的版权材料。
1983年7月于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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