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序
最近这十年，我和《论语》结下了不解之缘。读之，学之，讲之，注之，循序渐进，步步为营，曲径通幽，乐此不疲。
这份缘，似乎来得有点迟。但，毕竟还是来了。我深知，不是任何一个人都能拥有这份缘。特别是经受过近百年反传统思潮的强势侵袭，领略过欧风美雨无孔不入的浸润洗礼，扮演过或主动、或被动的各种新锐角色之后，完全乱了方寸、失了方向、画不成方圆的现代人，已经在思维方式、话语形式、学术范式、处世模式诸方面，发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基因突变，自以为是、且自以为新的我们，怎么可能会向故纸堆里的经典示好？向被扫地出门的传统示弱？向充满道德教训的《论语》示爱？向被泼了一百多年污水的孔夫子示敬呢？
这个弯儿，对于言必称革命、行必道先锋、理必称平等、学必标自由的左右两派新青年们，尤其难拐。
不过，于我而言，这似乎不是拐弯儿，而是一次命中注定且又自然而然的回正。回到源头活水，回到祖宗家法，回到母语和故园，回到仁本和中道。
因为说到底，每个中国人都是儒家，不过程度、深浅、自觉与不自觉、认可与不认可，情况各不相同而已。那些经常批判儒家的人，事实上也是潜在的儒家，因为自古以来，儒家士大夫就是最敢对强权和无道说不的人。
为此，我不得不感恩造化，感恩生命，感恩经典，感恩圣贤。冥冥之中，或许真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为我这样一个资质驽钝却又不甘平庸的问津者，指引一条路，打开一扇门，点亮一盏灯。
我想，不该只有极少数人拥有这个缘。孔夫子，早就坐在那20篇泛黄的竹简里、500章鲜活的章句里、16000多个蹦跳的汉字里，虚席以待，翘首以盼。斯文在兹，吾道不孤，百世以俟，来者不拒！
他等来了三千弟子七十二贤；等来了子思、孟子和荀子；等来了毛亨、孔安国和董仲舒；等来了司马迁、扬雄和班固；等来了马融、包咸和郑玄；等来了王肃、何晏和王弼；等来了刘勰、皇侃和王通；等来了杜甫、韩愈和柳宗元；等来了周濂溪、张横渠和邵康节；等来了欧阳修、范仲淹和胡瑗；等来了二程、朱熹和陆九渊；等来了吴澄、王阳明和刘宗周；等来了顾炎武、黄宗羲和王船山；等来了颜习斋、戴震和阮元；等来了刘逢禄、曾国藩和张之洞；等来了廖平、康有为和梁启超；等来了熊十力、马一浮和梁漱溟；等来了王国维、陈寅恪和钱宾四；等来了徐复观、唐君毅和牟宗三……
我知道，孔夫子还在等，并且还会等下去。等你。等他。等我。等世世代代的华夏儿女，等前赴后继的炎黄子孙。
夫子的耐心足够好。不管你怎么看他，他都那么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威而不猛，气定神闲。他把自己坐成了一道云卷云舒的风景，坐成了一座仰之弥高的山，坐成了一汪浩瀚无垠的海，坐成了一场可以说走就走、且没有终点的生命漫游和精神旅行！
夫子其人，大概是数千年中国历史上，记载最丰富、细节最生动、面目最清晰、气象最宜人的伟大圣哲，也是华夏文明之学统和道统的重要奠基者，他不唯是千古一圣的不二之选，更是中国文化的最大恩人。
《论语》其书，几乎是中国古代最早的私家著述，其取法之高、化人之深、流传之广、影响之大，绝非一般经典之可比，即便称其为中国人的圣经，亦毫不为过。窃以为，凡有血气、通文墨、思进取、求良知、明善道的中国人，皆应在有生之年阅读此一圣经，而且，起始年龄越早越好，阅读次数多多益善！
其实，只要是读书人，都应该寻找这个缘，把握这个缘，扩充这个缘。我素所敬仰的史学大师钱穆先生说：今天的中国读书人，应负两大责任。一是自己读《论语》，一是劝人读《论语》。诚哉是言也！
我因读《论语》而受益，久而久之，不免技痒心动，必欲加入劝人读《论语》的行列而后快。本书之撰写，盖缘于此。
作为有竹居古典今读系列的一部，本书计划甚早，而动笔甚晚。最早的想法，是延续《今月曾经照古人：古诗今读》和《一种风流吾最爱：世说新语今读》（二书均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的路子写下去，甚至书名都想好了《风乎舞雩咏而归：论语今读》。然而，当我终于完成现在这部《论语新识》时，却不由得暗自庆幸：幸亏当时没有率尔操觚，信马由缰，否则岂不唐突圣贤、误人子弟？盖《论语》非一般文学经典，稍有玩赏甚至赏析之心，便有可能乱其肌理、泄其元阳、散其真气！故此书写作暂且搁置起来，而且一放就是七年。
这七年，我在等待，在沉潜，同时也经历了学术及思想上的一次蜕变。简言之，即由西而中，由文而玄，由玄而佛，由佛而儒。十年弹指一挥：弥望中，山重水复疑无路；猛回头，轻舟已过万重山。之所以转换如此迅速而自然，盖因西学、文学、玄学、佛学四端，哪一样我都未曾精研深究，哪一样都谈不上根深立定，惟其如此，反而易于辗转跳脱，另辟蹊径。当我囫囵吞枣地读过可以读到的大量儒书之后，终于发现，原来风景这边独好，大有柳暗花明、相见恨晚之感！
前辈学者徐梵澄先生在《孔学古微·序》中说：过往的历史显示出中国人非常保守，在某种程度上完全可以说，中国人之所以能够战胜所有内乱和外侵，主要是因为在2500年的历史中我们一直坚守着儒家的道路。公元6世纪上半叶，曾经有人试图用佛教统治一个大帝国，但是失败了。除此之外，道家是这个民族思想中的巨大暗流，但从未显著地浮上过表面。又说：流行的观念认为儒学在本质上是世俗的，或以为儒学仅为一堆严格的道德训诫或枯燥的哲学原则。事实却恰恰相反，儒学在本质上是极具精神性的，亦有难以逾越的高度和不可测量的深度，有极微妙精细处乃至无限的宽广性和灵活性，甚或遍在之整全性。徐先生也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大师，其写于1966年的这段话之所以毫无那个狂躁年代的语言印记和思想症候，除了因为彼时其人侨居印度，未受世俗之侵蚀，还因为其学殖深厚，精通多种语言，会通中、西、印三种文化，视野开阔，信道诚笃，故能超越一时一地之我执，登高望远，吐纳古今。半个世纪过去了，其对儒学和孔子的精微体贴和无上尊崇，犹如一面质地优良而一度封尘的铜镜，甫一出匣，便光芒四射！
近读吴学昭所写《吴宓与陈寅恪》一书，吴宓先生下面一段自白，又让我眼前一亮：
但在我辈个人如寅恪者，则仍确信中国孔子儒道之正大，有裨于全世界，而佛教亦纯正。我辈本此信仰，故虽危行言殆，但屹立不动，决不从时俗为转移。彼民主党派及趋时之先进人士，其逢迎贪鄙之情态，殊可鄙也。
至此，我终于了悟：为何标举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陈先生，竟以三纲六纪为中国抽象理想最高之境。这是那种为此一文化所化之文化托命者才会产生的一种民族身份识别、文明本位认同和文化价值信仰。在西学东渐、新旧磨荡、咸与维新和革命之年代，唯此一种屹立不动，决不从时俗为转移的文化信仰，方能使人格挺立，风骨刚健，慧命延展，理想不磨，斯文不灭！
儒学，绝非不切实际的高头讲章，而是守先待后、躬行践履的生命学问。陆放翁诗云：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工夫老始成。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冬夜读书示子聿》）王阳明亦云：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某今说个知行合一，正是对病的药。（《传习录》卷上）
儒学，更是百姓日用而不知的人需之学，其良知良能、全体大用，真可谓放诸四海而皆准、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也。
儒学，又是大人之学、君子之学。《礼记·中庸》说：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盖此之谓也。
儒学的刚健与仁厚、理性与诚敬、通达与包容、变革与批判、精进与坚守，皆非一时、一地、一人、一家之所独有，而应该、也一定会薪火相传、继往开来、永垂不朽！
孟子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此言素为我所深喜，真可谓践行为己之学、反求诸己的方便法门。
所以，这本小书只能算是我这些年求放心的一张答卷，尽管私心颇不满意，但还是愿意以此表明心迹，确定坐标。下一站，我已知道在哪里。
2016年5月18日初稿，6月4日改毕
选自刘强《论语新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9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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