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家荣年谱长编_张立生编著_9787313242945

本书取材资料丰富、全面。有许多是从尘封已久的旧报刊、旧档案中辑录出的珍贵资料, 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内容丰富, 真实可信。作者对谱主的研究, 立论客观, 实事求是。本稿属老科学家资料长编丛书之一张立生, 中国地质科学院老牌研究生, 治学严谨, 著有《李四光与中国石油大发现》《轮大庆油田发现真相》《中国石油的丰碑--纪念谢家荣教授诞辰110周年》等。

序

中国有着悠久灿烂的文明。但近代以来，由于封建制度和旧式教育的桎梏，中国的科学技术远远落在了世界的后面。20世纪初，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终于被辛亥革命的熊熊烈火埋葬，西方的科学技术得以逐渐传入中国。先有留学日本、欧洲的章鸿钊和丁文江积极筹划创办了地质研究所，后有留学欧洲归来的翁文灏加入其中，培养了我国自己的第一批地质学家，其中贡献最为突出的有谢家荣、王竹泉、叶良辅、李捷、谭锡畴、朱庭祜和李学清等，进而建立起了中国地质调查所。由于师生的共同努力，地质科学走在了中国科学事业的最前列，成为旧中国科学的一枝奇葩，担当了现代科学学科在中国本土化的先锋。地质调查所的成立开启了中国现代科学的发展。以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谢家荣、李四光、孙云铸、杨钟健、裴文中、尹赞勋、黄汲清、李春昱为代表的为数不多的地质学家，为着祖国的富强，在极其艰苦恶劣的环境中，奋力拼搏，用他们的智慧与血汗，取得了世界公认的优秀成果，创造了中华民族那段历史上的辉煌。

中国地质调查所最初的地质调查工作一开始就有谢家荣的加入——他从地质研究所毕业当年就被任命为地质调查所的调查员，同叶良辅等人一起进行了北京西山的地质调查。正是由于他的出色表现，工作一年多后（在地质研究所毕业的学生中第一个）被派赴美留学，先进斯坦福大学，后转入威斯康星大学，并于1920年获理学硕士学位。丁文江称赞谢家荣是“中国地质学界最肯努力的青年”。正是由于勤奋与努力，他在50年的地质生涯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中国地质事业做出了堪称伟大的贡献。

谢家荣一生从事地质调查，创办了江华矿务局，开创了我国的矿产测勘事业，又做过地质矿产的科学研究工作，其涉猎面之广，在中国地质界独一无二：普通地质学、区域地质学、地层学、构造地质学、大地构造学、矿物学、岩石学、古生物学、陨石学、水文地质学与工程地质学、地震学、岩相古地理学、地文学与地貌学、土壤学、煤岩学、煤地质学、石油地质学、矿相学、矿床学、经济地质学、岩心钻探学、地球物理学和地球化学等。所有这些学科，他都有过研究或应用，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并在许多方面都居于第一和开拓者的地位，是现代中国地质学领域当之无愧的拓荒者。

谢家荣对于中国矿产地质的研究迄今无人能够与之比肩。他一生中亲自勘查研究与指导勘查研究过的矿产资源包括燃料、黑色和有色金属、稀有金属、贵金属，主要的非金属资源和水资源，涉及煤、石油、天然气、铁、锰、铝、铜、铅、锌、锡、钨、锑、金、汞、银、稀土金属、水泥原料、耐火黏土、陶土、石墨、膨润土、蛭石、地下水等矿种和沉积、接触变质、区域变质、岩浆分异、岩浆热液、热水、风化淋滤、残坡积与冲积等成因类型。

谢家荣一生从事地质教育多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他曾在中国几所著名大学的地学系担任过教授和系主任，培养了众多人才。中国很多老一辈的著名地质学家，像黄汲清、程裕淇、李春昱、王鸿祯、杨遵仪、张文佑、王嘉荫、卢衍豪、叶连俊、董申保、郭文魁、赵家骧、袁见齐、朱熙人等，都是他的学生。南延宗赞誉谢家荣“桃李植盈千”实在是非常贴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全国各省区地质部门有将近一半是由他培养出来的学生担任地质勘探工作重任的；他培养的众多专家分别被任命为地质部系统黑龙江（王承祺）、吉林（董南庭）、辽宁（沙光文、马子骥）、河北（申庆荣）、山东（曹国权）、山西（王植）、江苏（周泰昕、刘汉）、浙江（朱安庆）、湖北（杨庆如）、贵州（燕树檀）、青海（王万统）、陕西（张有正）、宁夏（胡信姬）等省区地质局的总工程师或主要技术负责人；石油、冶金、煤炭与核工业等系统的骨干地质力量有许多也都是他的学生。他们都曾经是中国地质界的脊梁，为民族的振兴、祖国的繁荣昌盛贡献了自己一生。南京刚一解放，谢家荣在随大军进入上海协助接收的途中，就急国家之所急，与中共华东区领导商定创办南京地质探矿专科学校，任校务委员会主任并授课，为国家培养急需的地质人才——包括刘广润、袁道先、闵豫、张文昭等在内的共110名学生。

因此，中国地质学家毕庆昌先生在谢家荣百年诞辰时评价谢家荣：“中国有地质学迄今大约九十年，在前半期的四五十年间，对中国地质学术有直接、具体、多方面的贡献的真学者应以谢先生为第一人。”这是非常恰当的。

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谢家荣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几乎被人遗忘了。他对现代中国土壤科学，尤其是铀矿地质与勘查的大量开拓与奠基性工作更是被人遗忘得一干二净。

已故中国科学院院士孙枢先生生前曾经中肯地指出“中国地学界欠谢（家荣）先生一个公道，对谢先生没有给予充分的肯定”。2019年9月30日，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主管主办的《中国矿业报》以头版整版和第2版五分之四的篇幅发表巨著《中国矿业与新中国一起成长》，以资纪念。文章在说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地质工作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有着重大意义的石油普查和大庆等油田的发现时，却不可思议地将谢家荣彻底“忘记”了。这应该是中国地学界欠谢家荣一个公道的最新表现。

谢家荣的一生与直到20世纪60年代的现代中国地质事业密不可分。谢家荣不应该被忘记。少了谢家荣，“忘记”了他的成就与贡献，中国地质学史就会变为一部不够完整的历史。

中国不少老一辈科学家都有传记或年谱，这是好事。但谢家荣没有，这非常遗憾；有传记或年谱歪曲历史，很不应该。这是作者当初提议将谢家荣纳入老科学家采集工程项目的初衷之一。作者原本打算为谢家荣撰写一部传记作为谢家荣资料采集的成果，但采集工程专家委员会要求编撰谢家荣的年谱长编。这实在是太好了！这本长编从资料采集到编撰完成，断断续续持续8年多，由于可以访谈的对象只有谢学锦院士、宋天锐研究员、陶惠亮（教授级）高工等极少的几位，谢家荣一生留下的真实足迹，即各地档案馆保存的原始档案资料、谢家荣当年发表的文章或虽未发表却保存在全国地质资料馆等地的油印本，谢家荣自己保存的日记、手稿便成为本谱基本的素材和依据。有人瞧不起这些被称为“故纸堆”里的东西，但恰恰是它们有助于还原和正确书写历史，澄清那些受到歪曲的真相，还历史的本来面目。读者从这本长编中，不仅可以了解谢家荣的家庭生活、求学经历、献身中国地质事业的精神及重要贡献，还可以从中了解地质学在中国的产生与发展脉络，了解与他同时代的中国地质学的先驱们为国家的富强、学科的进步而不断求索的献身精神。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谢家荣亦然。编写这本年谱长编，作者始终遵循尊重历史的原则，对于那些对谢家荣本人有所谓“负面”影响的文字，也都纳入而不愿舍弃，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真实地反映历史，不做文学创作。

谢家荣不但是一位杰出的全方位地质学家，为开拓与发展中国的地质科学与地质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还非常热心于中国地质学会的工作与活动。一百年前，正是谢家荣联络袁复礼共同提出了成立中国地质学会的动议，并受委托起草了《中国地质学会章程》；学会成立后，谢家荣担任了中国地质学会的首任秘书长、两任理事长，并在大部分时间里担任理事，还与葛利普等人设计了中国地质学会的会徽，为中国地质的学术交流与发展做出了莫大的贡献。中国地质学会成立100周年之际，谨将这本《谢家荣年谱长编》献给中国地质学会百年大庆，祝愿中国地质事业欣欣向荣，蒸蒸日上，为祖国的繁荣富强创造更加伟大的辉煌！

2021年11月21日于成都高新西区

导言

（一）

谢家荣（Chia Yung Hsieh，通常缩写为C. Y. Hsieh），字季骅（季华），1897年8月生于上海。1948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1955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内外知名经济地质学家、矿床学家。他是中国矿床学的主要奠基人，中国矿相学的创始人，中国煤田地质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世界煤岩学先驱之一和中国煤岩学的奠基人，中国石油地质学的先驱，陆相生油理论的倡导者，中国土壤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中国现代陨石学研究的先驱，中国水文地质学与工程地质学及中国地貌学与地文学的开创者之一，中国矿产测勘事业的开拓者与奠基人，经济地质学的先驱，中国地质钻探事业的先驱和倡导者，20世纪50年代中国石油普查的主要指导者，发现大庆油田和中国石油大发现的大功臣，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矿床最多的矿床学家和经济地质学家。

1913年，谢家荣进入由我国地质事业和地质科学的奠基人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创办的地质研究所攻读地质学，并于1916年毕业，成为农商部地质调查所的调查员，是史称我国地质界的 “十八罗汉”之一。1917年进入美国斯坦福大学地质系，1919年转入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地质系，并于1920年获威斯康星大学理学硕士学位。回国前夕，即在《科学》杂志发表系列论文《矿床学大意》，第一次在中国系统阐述了矿床学的理论与实践，开我国矿床学研究的先河。

1921年春回国后，谢家荣重入地质调查所工作，旋即与翁文灏等人一起进行了现代中国的第一次地震考察——甘肃大地震考察，随即又进行了现代中国的第一次石油地质考察，撰写了中国第一篇地震地质考察报告《民国九年十二月甘肃地震报告》和中国第一篇石油地质调查报告《甘肃玉门石油报告》。1923年，谢家荣所著中国第一部煤地质学专著《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系统地论述了煤之成因与分类，煤之地质，采煤、选煤及炼焦方法，中国煤矿说略与世界煤矿之储量、产额、运销等情况。在《科学》第8卷第8期发表《中国陨石之研究》，对甘肃导河陨石的矿物成分和结构进行了显微镜研究，开中国现代陨石学研究的先河。192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其《地质学（上编）》——中国第一部普通地质学教科书，丁文江为该书作序，称谢家荣“又好读书，能文章，所以他做的这一部教科书……不能不算是教科书中的创著了”。1923—1925年，谢家荣和刘季辰、赵亚曾一起，进行了湖北全省的地质调查，发表了一系列湖北地质矿产调查的文章。1925年，他与同学叶良辅合著的《扬子江流域巫山以下之地质构造及地文史》对长江三峡的成因和鄂西地文期有独创的见解，明确提出长江三峡的形成，首先由于河流的袭夺，而后是复幼深切的论断，并倡议建立鄂西期准平面、山原期壮年地面和峡谷期的三个著名地文期，此文是我国地貌学和地文学的名著和奠基作之一。1924—1927年，谢家荣任教于北京大学地质系，黄汲清、李春昱都是这一时期的学生。1927年7月，谢家荣奉派前往广州中山大学，协助筹备两广地质调查所，进行广东省的第一次地质调查。

1928年春，谢家荣离开广州前往南京，任教于中央大学地质系，调查南京钟山地质与南京城市供水的关系，开我国城市供水地质的先河。1928年8月—1930年5月，谢家荣以研究员的身份到德国和法国做访问学者，从事煤岩学和矿相学研究工作，开创了我国的煤岩学和矿相学。他拍摄的中国铜矿的精美显微镜照片被著名矿产学家史奈德洪收入其《矿相学教程》中，被国际矿相学大师兰姆多尔收入其名著《矿物学教程》（其英文版更名为《金属矿物及其共生》）中。

1929年，谢家荣发表我国第一部石油地质专著《石油》，全书共11章，论及石油地质的各个方面，并第一次从理论上阐述了陆相生油理论，论述了各种陆相沉积生油的可能性，指出三角洲沉积区域之内，“海陆二相之地层，往往相间而生，于石油之积聚，最为适宜”“产油地层，当以浅海或三角洲沉积最为适合。”

1930年5月，谢家荣回到中国。7月，地质调查所土壤研究室成立。谢家荣不仅与翁文灏一起筹建了土壤研究室，负责土壤研究室的管理，发表了中国人第一篇系统的土壤学论文《土壤分类与土壤调查》，还进行了中国人的第一次土壤调查，撰写了中国人第一篇土壤调查报告《河北省三河平谷蓟县土壤约测报告》，为中国土壤科学安放了第一块奠基石。同年10月，地质调查所沁园燃料研究室成立，谢家荣任室主任，继续做煤岩学的研究工作。此前所有人的煤岩学研究都是在常光下进行的。谢家荣将偏光显微镜引入煤岩学研究，先后发表了《国产煤之显微镜研究》《华煤中之植物组织及其在地质上之意义》《煤岩学之研究新方法》等，国际煤岩学的早期研究者盛赞他的研究工作，法国的迪帕克、美国的特纳、英国赛勒、德国的哥登等纷纷来信索要他的煤岩学论文，由此奠定了他作为世界煤岩学先驱之一和中国煤岩学先驱与奠基人的地位。

1931—1937年，谢家荣先后任教于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北京大学地质系，并担任各校地质系的主任，程裕淇、杨遵仪、王鸿祯、张文佑、王嘉荫、卢衍豪、叶连俊、董申葆、郭文魁、赵家骧等中国著名地质学家是他这一时期的学生。这个时期，谢家荣还被聘为北京大学的研究教授，先后赴长江中下游地区调查铁矿，赴湖南调查湘中铅锌矿，编著《扬子江下游铁矿志》，将中国铁矿划分为4大类17型，成为长江中下游找矿工作的重要参考资料；他编著的《湖南中部铅锌矿地质》和《华南湘中水口山铅锌矿》，是中国铅锌矿地质的经典文献。1936年，他发表《中国之矿产时代及矿产区域》和《中生代末第三纪初之造山运动火成岩活跃及与矿产造成之关系》，在翁文灏《中国矿产区域论》和《中国矿床生成之时代》的基础上，将中国成矿学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谢家荣还开始着手重测北京西山地质、重修《西山地质志》的工作，发表了《北平西山地质构造概说》。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为了抗日大业的需要，为国家赚取外汇，直接支持抗战，谢家荣离开长期从事的地质教学与地质调查的岗位，到湖南筹建江华矿务局并担任江华矿务局的经理，凭着对砂锡矿的深入研究，创立了湖南唯一用机器采锡的矿厂。在江华矿务局走上正轨之后，谢家荣又奔赴云南筹建叙昆铁路沿线探矿工程处，担任该探矿工程处的总工程师，紧接着任（西南）矿产测勘处处长，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成立。抗战期间，从昆明到昭通，从昭通到贵阳，从贵阳到重庆，在不断迁徙的动荡环境中，在穷乡僻壤的恶劣环境中，在匪徒出没的崇山峻岭中，谢家荣兢兢业业开创着中国的矿产测勘事业，率领只有区区几十人的矿产测勘处，急国家之所急，调查了滇、黔各地的许多煤矿，贵州赫威水的铁矿，东川的铜矿，调查和发现了黔、滇的铝土矿和富铝矿，完成了《叙昆铁路沿线昆明威宁间地质矿产》《云南祥云宾川弥渡蒙化间地质矿产》《贵州水城观音山赫章铁矿山铁矿报告》《贵州中部铝土矿采样报告》《贵阳西部煤田简报》《贵州都匀独山煤田说略》等地质矿产调查报告，发表了《广西西湾煤田地质》《云南矿产概论》《湘桂交界富贺钟江砂锡矿纪要并泛论中国锡带之分布》《滇黔康三省金属矿产述要并特论其分布与地质时代》《中国之煤田及煤矿业概况》《中国铝土矿之成因》《云南鲁甸乐马厂铅银矿之研究》《贵州煤田研究并特论其与古地理及地质构造之关系》等重要论文。

谢家荣是我国地质学家中最早提倡运用地质理论找矿，强调开展应用研究、成矿预测，倡导使用综合勘探方法进行勘探的地质学家，是我国矿产勘查事业的开拓者与奠基人、经济地质学的先驱。他一生研究与指导研究的矿产涉及能源、黑色、有色、贵重与稀有、稀土金属及主要非金属和地下水等。他对所有这些矿产都有渊博的知识和丰富的现场工作经验，他发现或指导发现了许多重要矿床，成为著名的矿床学和经济地质学大师。抗日战争胜利后，谢家荣先后发现或指导发现了淮南新煤田、福建漳浦三水型铝土矿、安徽凤台磷矿等一批重要矿床，在中国第一次使用勘探网勘探了淮南煤田。淮南煤田的发现是中国地质学史上的佳话，他是谢家荣运用地质理论找矿的经典案例。他并依据其对这些矿床的研究，写出著名论文《古地理为探矿工作之指南》，成为指导沉积矿产分布预测和普查勘探的箴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沉积矿产普查勘探中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例如地质部地质矿产司非金属矿产处部署磷矿普查时就曾称其为“箴规依据和导引”。

20世纪40年代后半期，谢家荣还特别关注中国铀（钍）矿地质与勘查的研究：不仅收集国外铀矿资料并加以传播，还在1946年11月指示张宗潢研制成功了中国自己制造的铀矿物检测仪器——盖革计数器，并于同年12月在南京组织通俗科学讲演会，演示该仪器的效果，利用该仪器检测采自南岭和东北的铀矿化标本。1946年5月派出张兆瑾、霍学海动用槽探实施了黄羌坪铀矿化的初步测勘。1948年3月前往调查与研究黄羌坪铀矿化，认定其值得勘探并布置了钻孔，同时考察了富贺钟地区的独居石砂矿并计算了储量。1947年派员考察了辽宁海城的铀钍矿。1948年著文《铀矿浅说》，概述了铀的主要矿物，铀矿物的检测、识别，铀矿的勘探方法，世界铀矿地质，铀的应用和铀矿矿业，开启了中国的铀矿地质研究。1947年11月，谢家荣著文《中国铀钍矿的找矿远景区》（Some promising regions for searching uranium and thorium deposits in China），提出了7个铀钍矿找矿远景区：辽东湾、阴山及山东半岛前寒武纪地块中的伟晶岩脉，南岭地区（从赣南到滇南），湘西黔东，滇中康南地区，玄武岩铜矿区，西南和新疆的中生代红盆以及海滩砂和海岸沉积，指出了中国铀钍矿的找矿方向。1949年6月制定了中国1950年的铀钍矿探矿计划，拟定并派出15人前往黑龙江、辽东、台湾和广西等相关地点，分别进行铀钍矿踏勘、详测或钻探。1954年著文《铀钍矿的找矿须知》，指导铀钍矿产的普查。谢家荣是中国铀矿地质与勘查的名副其实的开拓者与奠基人。

在领导矿产测勘处、开创中国矿产测勘事业的征程中，谢家荣成为最早把地质学与经济学结合起来的地质学家。他将地质知识、地质理论、地质技术和科学方法运用于生产实践，为找矿服务，为社会服务，同时在这种服务中融入经济学，进行成本核算，按照经济规律办事。谢家荣是中国地质矿产经济学的真正先驱。

南京解放前夕，谢家荣毅然放弃了奉派前往新西兰参加太平洋学术会议的机会，留下来积极组织矿产测勘处资料和财产的保护工作，保证了矿产测勘处完好无损地移交到新生的人民政权手中。

南京解放前后，谢家荣又发现了南京栖霞山铅锌银锰矿，指导发现了甘肃白银厂铜、铅、锌多金属矿。在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计划处处长的任上，积极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地质工作计划，尤其是重点矿区勘探的部署，调集了程裕淇、严坤元、王曰伦、路兆洽、郭文魁、宋叔和、王植、李春昱等分别担任湖北大冶铁矿、白云鄂博铁矿、河北庞家堡铁矿、贵州水城观音山铁矿、甘肃白银厂铜矿、山西中条山铜矿和陕西渭北煤田的总工程师，对第一、二个五年计划的矿产勘查任务的完成起了决定性作用。

谢家荣一生从事地质教育多年，不仅在北大、清华、北师大、中央大学等地质系的教学中培养了众多地质学家，更在开创中国矿产测勘事业的征程中培养了一批地质人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全国过半省份的地质局总工程师都是由他培养的专家担任的，冶金、石油、煤炭与核工业系统的骨干地质力量也大都是他的学生。南京刚一解放，他就感觉到了国家建设的新气息，深感地质人员的缺乏，主动向华东方面的领导提出开办地质培训班，为国家培养地质人才的建议，得到领导的大力支持，创办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所高等地质学校——南京地质探矿专修学校，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培养了110名急需的地质人员——相当于当时全国地质人员总数的三分之一强。

谢家荣是我国煤田地质的先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以对煤田地质的长期研究和对中国煤田地质勘探的丰富经验，连续发表了一系列煤田地质文章，对20世纪50年代中国煤田地质勘探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例如《煤地质的研究》《关于煤地质方面的一些重要知识》《勘探中国煤田的若干地质问题》《中国的煤田》《煤的成因类型及其意义》《关于煤田类型》《中国煤田类型及煤质变化问题》等。

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谢家荣特别关注对中国石油地质的研究。1948年他第一次指出黑龙江可能有油。1949年他更指出“中国石油的分布，决不只限于西北一隅”“依据地质理论，并为解决中国石油问题计，我们应该扩大范围，在中国各地普遍探油”“东北还没有发现的矿产，最重要的是石油……在锦州和扎赉诺尔二区对于石油的钻探，虽然没有成功，却是很有理由的，我们将来还应该继续做，并且要扩大范围，彻底钻探”“从区域方面讲，我们将来的测勘工作，要特别注意北满，因为北满到现在为止，还是一个处女地……可能有发现油田的希望”，最早将找油的目标指向大庆地区。1949年，谢家荣更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个石油勘探计划。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地质部总工程师和地质部普查委员会常委、总工程师的任上，谢家荣更全力以赴地担负起了石油普查主要技术指导的责任，提出“在全国含油区和可能含油区内进行大规模的全面的地质普查是十分必要的”“我们必须全力以赴，要有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精神，在祖国广大地区内找出石油资源的基地，以保证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圆满完成。”1954年，谢家荣发表《中国的产油区和可能含油区》，此文成为即将开展的全国大规模石油普查的纲领性文献，为石油勘探战略重点东移和大庆油田的发现，为以大庆油田的发现为开端的中国石油大发现奠定了理论基础。谢家荣全力以赴地指导了3年石油大普查的工作。1954和1955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期间进行的大规模普查工作中，谢家荣与黄汲清一起编写《普查须知》，指导了普查工作的开展。

1956年，谢家荣任新建的地质部地质矿产研究所副所长，主导制定了地质部地质矿产研究所12年（1956—1967）科学发展远景规划，积极参加了12年全国科学发展远景规划的制定工作，在规划的第九（我国矿产分布规律和矿产的预测）和第十（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和其他地质勘探方法的掌握及新方法的研究）两项规划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58—1959年，谢家荣潜心研究中国的矿产资源，撰写了《中国矿产分布规律的初步研究及今后找矿方向的若干意见》《长江流域地质总论矿产篇》《对于福建矿产的若干看法和意见》《云南省成矿区及构造成矿带的研究》《江苏省找矿指南》《大地构造与找矿》等重要论文。

进入20世纪60年代，谢家荣担任了新建的地质部地质科学研究院第五研究室的副主任，深入研究了中国的钨锡矿床、现代成矿理论、花岗岩化和中国大地构造问题，冲破岩浆万能论，与著名矿床学家孟宪民一起提倡矿床同生说，撰写了《中国大地构造问题》《成矿理论与找矿》《近代成矿理论的几个基本问题》《中国锡矿研究》《让花岗岩及花岗岩化的研究为区测与找矿工作服务》《论矿床的分类》和《同生成矿理论在我国的运用》等重要论文。

晚年，谢家荣任地质部地质科学研究院第二研究室主任，潜心从事《中国矿床学》的研究与总结。遗憾的是，最终只完成了《中国矿床学》第一篇《总论》的写作。

谢家荣还十分热心地质学会的工作。他和袁复礼在1921年冬向丁文江、翁文灏提出建立中国地质学会的建议，得到丁、翁的赞同，并受命起草《中国地质学会章程》，与章鸿钊、葛利普、杨钟健一起设计了中国地质学会会徽，建议创办了《地质论评》并任编辑部主任多年，担任了学会的首任书记和第11届及第23届理事长，为学会的发展与壮大，为学会会志和论评的出版做出了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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