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未完成的变革——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乡村地籍整理_李铁强_9787100176088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乡村地籍整理，是国民政府土地政策的核心部分，旨在通过现代地籍制度的建立，加强政府对乡村社会的控制，并解决乡村土地问题。但受制于动荡的时局、落后的测量技术、基层吏治的腐败，以及乡村社会的抵制，声势浩大的地籍整理只取得一些有限的成果，政策预期与实践效果之间存在巨大落差。地籍整理的过程再次表明，国民政府通过集中、分权、制度化来建构国家政权体系的努力显然是失败了。

序

中国近代乡村史的研究已经洋洋大观，很多问题都已有深入的探讨。但仔细阅读这些文献，又总觉得意犹未尽。比如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著述丰富，观点纷呈，有些显然是截然对立的。

歧见源于乡村问题的复杂性。近代中国正处于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乡村社会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工业与城市部门的兴起，不仅改变了小农家庭生产要素的配置模式，也影响到乡村社会结构乃至伦理规范；民族国家的形成以及现代国家政权建设，使乡村社会被更深地嵌入到由官僚所主导的政权体系中。与这一过程相伴随的，是政治腐败、内部纷争与外国入侵。乡村社会不仅陷入旧轨已破而新辙未立的失序与混乱之中，经济上也日渐萧条。乡村问题引发广泛关切，并引致多种实践模式，但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取得了成功。对这一过程的大致勾勒似乎没有什么问题，这一历史进程究竟受制于哪些因素，又见仁见智，莫衷一是。究其原因，首先，晚清以后，现代统计与档案制度逐步建立，学术或政治团体的调查研究也活跃起来，关于近代乡村社会的文献资料十分丰富，而每一项研究所能接触到的资料终归是有限的，这无疑会影响到研究者的认知。其次，研究者所采用的理论与方法不同，对这些资料的解读是会有差别的。最后，也可能是最为重要的，研究者所秉持的价值观不同，其所作的判断也可能迥然相异。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乡村地籍整理，是国民政府土地政策的核心部分，旨在通过现代地籍制度的建立，加强政府对乡村社会的控制，并解决乡村土地问题。乡村地籍整理推行了二十余年，直到国民党政权败逃台湾。这为我们分析民国乡村问题提供了一个视角：在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下，以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并持反动立场的新兴官僚集团为核心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否能形成有效的制度供给能力？这对乡村社会发展有何影响？

这一思路来自《华北村治晚清和民国时期的国家与乡村》一书（以下简称《华北村治》）。《华北村治》是美籍华人学者、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历史系教授李怀印先生所著，堪称中国近代乡村研究的经典之作。我根据这一思路写成的研究计划，获得国家社科基金的资助。在有了一个大致的初稿后，2017年我又幸运地获得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的全额资助，赴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访学一年。在李怀印先生的耳提面命下，我终于完成了本书的写作。

拙著在两方面进行了一点拓展。一是在研究思路上，不再是单一的文献归纳，而是遵循假设检验这一逻辑理路，先根据相关理论，提出基本假设，而后通过对历史文献的梳理，对假设进行检验。二是基于民国时期的统计数据，应用计量研究方法，对几个重要问题进行探析。由于是第一次尝试，不免诚惶诚恐，盼广大同仁不吝赐教。

让我感到万分荣幸的是，李怀印先生同意推荐拙著到商务印书馆出版。业师曾业英先生已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荣休，他不顾年迈，仔细阅读了全文之后，也同意担任推荐人，并写下详细的审稿意见。两位老师的审稿意见，为拙著在出版之前的最后修订指明了方向。在计量分析方面，华中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的涂正革教授、谌仁俊副教授给予了热诚的鼓励与帮助。在商务印书馆责任编辑鲍海燕的热忱襄助下，本书得以付梓。对前辈与同仁的辛勤付出，谨致衷诚谢意！另外，我还要由衷感谢华中师范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吴英杰同学在文献查阅方面所提供的协助！当然，文中的不足之处，由本人负全部责任。

李铁强

2019年4月于武昌桂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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