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豪情书：爱与被爱_萧红、萧军著_9787515920900

《爱与被爱》是萧红与爱人萧军通信的书信集和大部分书信手稿，见证了他们之间的爱恨纠葛。萧红是民国四大才女之一，被鲁迅誉为文学洛神。她一生寂寞，一生倔强，只留下了热烈的三十一年。书中共收录43封萧红写给萧军的书信以及4封萧军写给萧红的书信，是二十世纪值得珍藏的情书。相爱时，大世界再动荡，他们的小世界也曾是温暖的。可是，曾经那么用力爱过的她和萧军，最终还是走散了。读过这些有温度的文字，希望更多的人学会爱与被爱。

一枝永恒美丽的花朵
陈漱渝
○东北作家群的两位代表人物
1931 年秋，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中国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东北三省沦陷，三千万东北人民戴上了亡国奴的枷锁。一群东北青年唱着流亡三部曲逃到关内，在左翼文艺思潮的影响下，以笔为武器，抗日救亡。他们的作品充满了强烈的民族意识，博大的爱国情怀，浓郁的地方色彩，表现出国土沦丧的愤懑和颠沛流离的苦痛，被称为东北作家群。其中有舒群、端木蕻良、李辉英、罗烽、白朗等知名作家，而代表人物则是萧红和萧军。
萧军 1925 年即开始创作，文学生涯有六十余年，不仅数量上超过了萧红，而且涵盖了一些萧红未曾涉足的领域，如历史小说、旧体诗词、报告文学；其留存的大量日记，更具多重价值，可以传世。萧红的文学生涯只有短短十年，作品题材囊括了小说、散文、诗歌、戏剧、书信。二萧初登文坛时，给了文坛以不少新奇和震惊。当年的批评家胡风认为，萧红的作品是有着天才闪光的作品感觉多敏锐是近年来不可多见的作家。鲁迅也认为，就艺术手法而言，萧红比萧军更觉成熟，在写作前途上更有希望。
萧红（19111942），黑龙江呼兰县人。原名张秀环，因与二姨姜玉环的名字相似，后改名张乃莹。笔名有萧红、悄吟、田娣、玲玲等。萧军（19071988），辽宁义县人。原名刘鸿霖，因喜爱京剧《打渔杀家》中的萧恩，又在骑兵营当过骑兵，故以萧军为笔名。其他笔名有三郎、田军等。二萧的笔名联起来跟小小红军这四个字谐音。这原本是一种偶合，但萧军觉得当年国民党在江西一带剿共，就偏叫个红军给他们瞧瞧。
○萧红与萧军：从相识、相恋到诀别
萧红与萧军是 1932 年 8 月相识的，1937 年 8 月 23 日萧军日记中就出现了这样的记载：我以后也许不再需要女人们的爱情，爱情这东西是不存在的，吟（指萧红），也是如此，她乐意存在这里就存在，乐意走就走。那么。他们分手的原因是什么呢？
关于和萧红的相识过程，萧军是这样回忆的：1932 年夏，他正流浪在哈尔滨，替一家私营报纸《国际协报》撰稿维持生计。1932 年夏天，该报副刊主编裴馨园收到一位女读者的求助信，希望能为她寄去几本文艺读物，因为她已被所住的旅馆幽禁。老裴被这封凄切动人的来信感动，便派萧军根据信封的地址哈尔滨道外正阳十六街东兴顺旅馆去了解实情。
出现在萧军眼前的是一条昏暗的甬道，一间没有灯光但散发出霉味的房间，一个模糊的女人的轮廓。细看之后才发现一张圆形的苍白的脸，脸上闪动着一双特大的闪亮的眼睛，目光在求助，声音在颤抖，身材显示出她怀有身孕，这就是萧红留给萧军最初的印象。坐定之后，萧军掏出了老裴的介绍信，证明了自己的身份。萧红这才向萧军坦陈了自己的境遇：被未婚夫欺骗，积欠了房金伙食费，被旅店作为人质软禁，不还清欠款就会被卖到圈儿楼（哈尔滨道外的妓院）。交谈时萧军无意看到了萧红的绘画和小诗，发现了她的文艺才能，马上决定不惜一切代价来拯救这个美丽的灵魂！不过，这种救世主般的想法和姿态，对于二萧之间迅猛产生的爱情也会成为一种消融剂。这是后来为他们的情感经历所证明了的。
1932 年 8 月，松花江突发洪水。数日之内，哈尔滨两万多人丧生，成千上万的民众无家可归，平日的街道呈现出扁舟款行的奇特画面，用木箱当船的也有，用木板当船的也有。萧红趁东兴顺旅馆混乱之际，独自搭上了一艘运柴禾的救生船。几经周折，竟意外地碰到萧军。当时萧军正划着一只小船去找她。两人先寄居在裴馨园家，而后在欧罗巴旅馆开始了同居生活。
二萧在哈尔滨的同居生活，用以沫相濡来形容再恰当不过。很多生活细节，都被萧红写进了小说、散文集《商市街》。
刚住进白俄经营的欧罗巴旅馆时，萧军身上原只有五元钱，又付了五角钱马车费，但那经理却把一月三十元的包租费涨成了六十元，想趁松花江涨水发一笔横财。萧军先付两元的日租金，经理要他们第二天就搬走，逼得萧军从床上取出剑来指着那经理。经理吓得去报警。幸亏来的是中国警察，而不是日本宪兵，只把那把剑扣押了一晚了事。
离开欧罗巴旅馆之后的同居生活，使贫穷与疾病成为萧红笔下的两大主题：穷到从昨夜饿到中午，四肢软弱，肚子好像被踢打放了气的皮球（《饿》）。到家把剩下来的一点米煮成稀饭，没有盐，没有油，没有菜，暖一暖肚子算了。（《借》）黑列巴和白盐许多日子成了我们唯一的生命线（《黑列巴和白盐》）。没有吃的，自然也没有穿的。萧红的鞋带断成了四截，萧军把自己的一条鞋带分给萧红。结果，萧红的鞋上，一只是白鞋带，另一只是黄鞋带（《破落之街》）。萧军当家庭教师挣了二十元票子，从当铺赎出了他当过的两件衣裳：一件夹袍，一件小毛衣。他自己穿上了毛衣，把夹袍给萧红穿。萧军的毛衣很合身，萧红穿上夹袍两手立即被袖口吞没，自己也看不见双脚了，但她仍感到很合适，很满足（《家庭教师》）。
萧红体弱，长期困扰她的还有疾病：时而头痛，时而肚子痛，穷家没有暖水袋，那铁盒子又漏水。萧军将开水倒进一个空玻璃瓶，想让萧红当暖水袋用，不料瓶底一遇到热水就炸裂了，满地流着水……（《借》）幸亏哈尔滨有一家市立公共医院，可以免收穷人的药费。萧红挣扎着去看病，萧军雇了一辆人力车，让萧红坐上，自己跟着车边走边跑……（《患病》）哈尔滨的冬天是漫长的，有火炉无木柴，萧红觉得屋子太冷，恨不得把冰冷的腿放在自己的肚子上取暖，但腿太长，根本放不上去。（《最末的一块木柈》）不过，即便贫病交加，只要萧军在旁边，萧红就感到饿也不难忍了，肚痛也轻了。（《搬家》）
二萧同居期间，最有意义的事情是共同出版了二人合集《跋涉》，其中有萧军作品六篇，萧红作品五篇。萧红署名悄吟，萧军署名三郎。印刷费是舒群、王幼宾等友人凑集的，秘密印行了一千册毛边本。书稿大部分由萧红抄写，书名由萧军题签。萧红在《册子》一文中描写了该书出版的情况：萧红在烛光下忍受着眼痛和蚊虫叮咬抄稿。萧军问：手不疼吗？休息休息吧，别弄坏了眼睛。但萧红抄了三千多字仍不停笔，笔尖在纸上哗哗作响。第二天，两人一起跑印刷局，看到自己的手迹被排成铅字，比儿时穿到母亲缝制的新衣更加欢喜。中秋节前夕，他们自己装订了一整天，腰酸背痛，才装订了一百部。为了庆祝《跋涉》一书的出版，这两位文坛的跋涉者破例吃了一顿俄国点心，还喝了两杯沃特加酒。不久，这本书就成了禁书。这两个苦命鸳鸯侥幸没被日本宪兵逮捕，但送到书店的书没几天就禁止发卖了。1946 年，萧军重返哈尔滨，偶然从旧书店买到一本《跋涉》，感慨他跟萧红珠分钗折，人间地下，不禁悲从中来。
○结识鲁迅：生命史上最温馨的一页
在萧红和萧军的生命史上，最温馨最重要的回忆无疑是跟鲁迅的交往。萧军是骑兵出身，后被擢升为见习上士，受鲁迅《野草》等作品影响自学成才，从事编辑和业余创作。萧红只上过中学，也是一位文学爱好者，但他们都有文学天赋和超越年龄的生活阅历，所以他们在青岛能够写出《生死场》和《八月的乡村》这样的长篇。但在商业化的出版界，像二萧这样的无名作者往往是被冷落的，更何况他们写出的是具有鲜明民族意识和左翼倾向的作品！
生活证明，人的成功既取决于本身的潜质，也取决于看似偶然的机遇。在坎坷的境遇中，萧军遇到了一位朋友孙乐文他是中共地下党员，在青岛经营着一家荒岛书店。此人在上海内山书店见过鲁迅，知道鲁迅一贯提携文坛后进，便鼓动萧军借用荒岛书店的地址写信给鲁迅求教。于是萧军抱着试试看的忐忑心情，给鲁迅写了第一封信。1934年 10 月 9 日鲁迅日记中有一条记载：得萧军信，即复。当时萧红的《生死场》已经完稿，萧军的《八月的乡村》也在赶写之中，但他们不知道这类作品的题材是否跟左翼文艺运动的主流合拍，希望鲁迅能对他们的作品进行指导。鲁迅毫不犹豫地答应替他们审稿，并深刻指出：不必问现在要什么，只要问自己能做什么。现在需要的是斗争的文学，如果作者是一个斗争者，那么，无论他写什么，写出来的东西一定是斗争的。就是写咖啡馆跳舞场吧，少爷们和革命者的作品，也决不会一样。
收到鲁迅的亲笔信后，处于困境中的二萧如在阴云的缝隙中看到了一缕阳光，如在雾海夜航中看到了灯塔的指向。萧红几次流着热泪在反复阅读鲁迅的回信，硬汉萧军泪水也润湿了眼眶。此时，中共青岛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萧军的文友舒群被捕入狱，孙乐文也准备停办《青岛晨报》。他交给萧军四十元钱作为遣散费。萧军花去二十多元买了两张日本轮船大连丸的船票，挤在堆满咸鱼和粉丝的四等舱里，从青岛抵达了上海。上岸之后他手中只剩下了十八元几角余款，再付九元在拉都路租赁了一处亭子间，兜里的零钱就只够买一点糊口的食品了。在生活的艰难中，是鲁迅向这两位素昧平生的东北流亡作家伸出了援手。鲁迅不仅在工作繁忙、体弱多病的情况下认真审读这两部字迹潦草而又细小的稿件，订正笔误，修改格式，亲撰序言，而且借钱帮助他们维持稍微安定一些的生活。萧红接过鲁迅用血汗换来的钱，觉得内心刺痛。鲁迅写信安慰说：这是不必要的。我固然不收一个俄国的卢布、日本的金元，但因出版界上的资格关系，稿费总比青年作家来得容易，里面并没有青年作家的稿费那样的汗水的用用毫不要紧。而且这些小事，万万不可放在心上，否则，人就容易神经衰弱，陷入忧郁了。
最使萧军萧红难忘的是 1934 年 12 月 19 日的一次聚餐。那天下午六点，鲁迅一家三口请二萧到上海广西路 332 号梁园豫菜馆吃饭。因为二萧初到上海，鲁迅怕他们路不熟，特意写信说明广西路是二马路与三马路之间的一条横街，若从二马路弯进去，比较近。同席的还有茅盾、聂绀弩夫妇和左翼作家叶紫。那时候鲁迅 54 岁，萧军 27 岁，萧红 23 岁，而叶紫刚 22 岁。正是这次聚餐之后，二萧跟叶紫成立了一个文学社团，取名为奴隶社。社名是萧军提出来的，得到鲁迅的赞同。鲁迅说：奴隶社这个名称是可以的，因为它不是奴才社，奴隶总比奴才强，因为他们要反抗。
接着，叶紫想出了一个出版单位的名字容光书局，联系了一家民光印刷厂，出版了一套《奴隶丛书》，共出版了三本小说：叶紫的《丰收》，萧军的《八月的乡村》，萧红的《生死场》。鲁迅在《叶紫作 < 丰收 > 序》中说：作者还是一个青年，但他的经历，却抵得太平天下的顺民的一世纪的经历。在《田军作 < 八月的乡村 > 序》中，鲁迅指出：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难的人民，以至失去的花草，高粱，蝈蝈，蚊子，搅成一团，鲜红的在读者眼前展开，显示着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将来，死路和活路。1935 年 11 月 14 日深夜，周围像死一般寂静，鲁迅在灯下看完了《生死场》的原稿，感到萧红这位女性作者以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力透纸背地表现出中国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并特别肯定了萧红叙事和写景的才华。尽管当时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书报检查委员会不允许这部小说出版，鲁迅还是公开署名为萧红写序，希望读者能够读后增添坚强和挣扎的力气。
令人不解的是，前些时候，有些人不知出于什么动机，煞费苦心想把鲁迅跟萧红的关系搞得暧昧化。其依据有两点：一、这些人戴着有色眼镜，从萧红的回忆录《回忆鲁迅先生》中发现了什么也没发生，但什么都有了的心灵之爱。二、把萧红去日本期间没给鲁迅写过一封信，视为不正常的现象，证明萧红跟鲁迅关系不一般，太不一般了。
《回忆鲁迅先生》是萧红 1939 年 10 月在重庆完成的两万四千字的长篇回忆录，也是她纪念鲁迅逝世三周年的一瓣心香。这篇文章共分为长短不一的 45 个生活片段，均为作者的亲历、亲闻、亲见，既具有散文的审美特质，又具备传记的基本特征，以生动可信的细节描写了鲁迅的饮食起居、待人接物、读书写作、休闲娱乐、病中生活……立体化地再现了鲁迅平凡而又伟大的形象。比如，鲁迅平时用餐只有三碗菜，而招待来客大碗上菜，起码四五碗，多则七八碗。鲁迅备有两种纸烟：一种绿听子装的便宜货，自己抽；另一种白听子的前门牌香烟，专用招待客人。跟亲友外出看电影时，因为周边的汽车房只有一辆车，他总让家中的妇女儿童乘坐，而自己走到苏州河大桥去等电车。瞿秋白烈士殉难之后，鲁迅自编《海上述林》以为纪念，当时鲁迅在病中，客人不断，几十万字的校样要看三遍，所以鲁迅有时一边陪客，一边校对，说：眼睛可以看，耳朵可以听……在现存的同时代人撰写的鲁迅回忆录中，萧红的这一篇实可谓一枝独秀，极具史料价值，也是现代散文的典范之作。
鲁迅扶植萧红，一方面是因为萧红有过人的文学天赋，另一方面是因为她跟萧军一样，都带有质朴的野性，坦白率真，不像那种台前幕后面孔不一的洋场恶少。萧红接近鲁迅，一是因为对鲁迅发自内心的崇敬，在朋友圈谈及鲁迅都是以导师相称；二是因为萧红在上海，有一个时期非常烦闷、失望，用许广平的话来形容，就是哀愁笼罩了她整个的生命力（《追忆萧红》），因此经常来找鲁迅交谈，寻求她长期缺失的父爱和母爱。至于她到日本期间不给鲁迅写信，萧红解释得十分清楚，就是因为当时鲁迅的身体状况非常不好，所以他跟萧军约定都不给鲁迅写信，以免除鲁迅的复信之劳。萧军离开上海去青岛期间，也没有给鲁迅写过。病中的鲁迅不了解二萧之间的私下约定，也不了解他们离开上海之后的通讯地址，所以一度中断了联系。想以此证明鲁迅跟萧红的关系很不一般，纯属是一种臆断。
○关于《苦杯》的点滴记忆
研究二萧的情爱史，自然离不开萧红的抒情短诗《苦杯》和《沙粒》。这些都是萧红的直抒胸臆之作，从中可以破译出她的许多心灵密码，比其他任何人的回忆录都真实可信。这些诗作的披露过程，引发了我的一些回忆。
大约是 1979 年底或者 1980 年初，我去鲁迅博物馆资料室（那时还不叫资料典藏部）查资料，无意中看到了一个小皮箱，引起了我的好奇，询问资料室的同事，方知道这是萧红的遗物：离开上海之前委托许广平保存，后来许广平又移交给了鲁迅博物馆。打开皮箱一看，里面有一些萧红的遗物和文稿。文稿中有一个日本印制的稿本，萧红用钢笔在上面工整地抄录了十题七十一首诗歌，无修改痕迹，无前言后记，无创作日期。从内容判断，是写于 1932年至 1937年间，其中有些发表过，如《沙粒》《拜墓诗》《一粒土泥》《春曲》，但《苦杯》从未发表过，让我特别惊喜。
记得初读时，我曾一度把《苦杯》误看成《苦怀》，因此留下了深刻印象。我是鲁迅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觉得擅自发表馆藏资料有近水楼台先得月之嫌，便把这一情况告诉了鲁迅博物馆研究室手稿组的负责人吕福堂，建议由他整理，公诸于世，以推动方兴未艾的萧红研究。后来吕福堂撰写了《有关 < 萧红自集诗稿 > 的一些情况》，经我推荐发表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 年第 3 期。该刊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会的会刊，当时由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学会秘书长吴子敏是我的朋友，责编李志强也是我的熟人，文章发表得非常顺利。
在《苦杯》中，我看到了这样的诗句：往日的爱人，/ 为我遮蔽暴风雨，/ 而今他变成暴风雨了！ / 让我怎样来抵抗？又说：我幼时有个暴虐的父亲，/ 他和我的父亲一样了！ / 父亲是我的敌人，/ 而他不是，/ 我又怎样来对待他呢？ / 他说他是我统一战线上的伙伴。我想，这不正是萧红在上海跟萧军同居时期的真实心境吗？在《沙粒》中，萧红又写道：理想的白马骑不得，梦中的爱人爱不得。什么最痛苦，说不出的痛苦最痛苦。我想，这不正是萧红在日本独居期间对她跟萧军关系的反思么？这样的史料，无论对于研究萧红的诗作，还是撰写萧红的传记，都是太珍贵，太重要，的确应该公之于众，而不应在鲁博的资料库中长期淹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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