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纪念明代思想家王阳明550周年诞辰的论文作品集，包含14篇与阳明心学相关的学术论文。这些论文或研究阳明心学的某一个方面，或探讨阳明心学在国内外传播的现状，或讨论阳明心学在当代的价值。
中国哲学中的王阳明心学
王阳明的道统思想研究
宁波地域文化论域中的舜水学与阳明学
功利·本色·心镜：明清浙东后学对阳明文学观的传承与突破
王阳明对杨简心学的传承与发展
论慈溪王门学派对阳明心学的继承与发展
良知与几：孙应奎对王学的承传与发展
大众文化视野中的王阳明形象与心学传播
阳明心学的互动视角解读
500余年间朝鲜半岛阳明思想传播与发展研究——基于韩国RISS、KISS和DBpla数据库
阳明思想在欧美的传播研究
阳明心学与佛学的亲缘性
王阳明音乐哲学思想研究
王阳明法书文献诠释与研究
后记
《大道人心（纪念王阳明550周年诞辰论文集）》：
王阳明的《重修山阴县学记》与其先前所作的《象山文集序》的前两句极为相似，这两则材料中都强调了出自《古文尚书·大禹谟》的十六字传心诀，将其看作圣人相授受的内容，但阳明又刻意强调了“学以求尽其心”，这表现了相较于“外王”而言，阳明之学对于“内圣”的关注尤甚。王阳明认为，圣人之所以为圣的关键便在此，其言日：“只论精一，不论多寡。只要此心纯乎天理处同，便同谓之圣。”这就是说，只要通过心性上的修养，成精一之德来让心同于天理，便可谓之圣人。王阳明在此刻意强调了“心”上修养的重要性。又说：“非诚有求为圣人之志而从事于惟精惟一之学者，莫能得其受病之源而发其神奸之所由伏也。”似是在此暗讽朱子学过于支离，过多关注此心以外之事，这也能看出王阳明对于程朱道统论的改造。
在王阳明看来，圣人之相授受，不仅是心学之源，更能说尽一切道理，言“此理岂容分析，又何须凑合得？圣人说‘精一’自是尽”。我们可以得知，王阳明论心学之传的具体内涵至少有“自尧、舜、禹、汤、文、武，至于周公、孔子，其仁民爱物之心，盖无所不至，苟有可以长生不死者，亦何惜以示人”的仁民爱物之心，以及“此格致诚正之说，所以阐尧、舜之正传而为孔氏之心印也”的格致诚正之说，这些都是强调“心”上的修养，而朱熹将十六字诀概括为“精一执中”说，并解释成“惟精，是精察分明；惟一，是行处不杂；执中，是执守不失”，可见王阳明与朱熹思想的差异。朱熹在吸取二程关于“《中庸》乃孔门传授心法”和“人心私欲，故危殆。道心天理，故精微”思想的基础上，以《中庸》的“传授心法”来阐发《古文尚书·大禹谟》所谓“十六字传心诀”“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从而完善了二程的道统说。王阳明则把程朱的这一思想加以改造，不仅圣人相传授受之学即道统说被视为心学，而且道统“十六字心传”也成为“心学之源”。朱熹所谓心传，即“孔门传授心法”，是以传道为目的，通过主体之心对圣人之道的体认和感悟，把圣人之道接续传授下来，也就是说，心传作为道统论的组成部分，是为传道服务，以传道为宗旨，道与心虽有密切联系，传道与传心也紧密相联系，但心与道不是一回事，道是本体，心是主体，而不是本体，故心、道有异。朱熹说：“道即性，性即道。”又说：“道即理之谓也。”以道为性，以道为理。然而心与性、心与理却存在着区别。朱熹说：“心与性自有分别。灵底是心，实底是性。灵便是那知觉底。”“灵处只是心，不是性，性只是理。”朱熹哲学心与性、心与理的区别亦体现了心与道的差异，故心道有别。而王阳明则提出“心即道”的命题，在他看来，心、道是一回事，圣人传道也就是圣人传心，故把朱熹的“十六字心传”改造为心学之源，又以陆九渊作为孟氏心学的真传，圣人传道之学也成了心学，从而把程朱道统论一变而为心学。
五、王阳明突破程朱道统论的时代意义
在中华道统思想发展史上，道统思想经二程、朱熹的确立和集大成，已发展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并成为社会指导思想和学术界之定论，得到人们广泛的认同，对宋以后的思想界产生了重要影响。然而其流弊也越发显露，其“言之太详，析之太精”反而造成了单纯记诵辞章，造成“道益晦”的局面。王阳明看到了程朱道统论盛行后产生的弊端，为了挽救当时的社会危机，扭转靠记诵程朱辞章来猎取功名利禄的不良学风，从正人心出发，提出“心即道”“道即是良知”的思想，要求人们从内心去体认道，不要被心外之物所蒙蔽，这对日趋僵化的朱学末流弊端无疑是一支清醒剂。
王阳明还对朱熹道统论提出批评和改造，指出朱熹道统论乃其中年未定之说，其到晚年已悟前说之非而转向了心学。不论王阳明论据是否确切，都已反映出其对旧权威提出的挑战。
他把道统“十六字心传”改造为“心学之源”，便体现了其对道统说的扬弃和发展。在对程朱道统论批评与改造，以及对良知说详尽阐发的基础上，王阳明提出“致良知之外无学矣”的观点，以“致良知”说取代程朱道统论，这可视为对传统观念的突破，具有深刻的时代意义。
王阳明针对朱学末流弊端，勇于探索和创新，提出“致良知”说，以“吾心之良知”作为其哲学体系的最高范畴，取“天理即道”而代之，突破了道统论一统天下的局面，在新的高度重新确立起心的权威，这对于批判旧权威，充分肯定主体的价值和人的主观能动性，具有思想解放的积极意义。他说：“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强调以心为是非的标准，而不以孔子、朱熹的言论为是非的标准，把圣人的权威置于心即良知的权威之下，这正是王阳明良知精神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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