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内容主要是作者在《西北大学报》《朝华夕拾》专栏后期所发文章的集合，另外还将其他几位作者所发文章一并收入。全书共分为“校史拾零”“师友情怀”“夕阳文汇”三章，收录了近150篇文章，内容均与西大、西大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大学是知识的殿堂，更是文化的沃土。自1902年陕西大学堂和京师大学堂仕学馆始，西北大学已经走过了120年的光辉历程，虽历程坎坷，但弦歌不辍、底蕴深厚，是一代代西大人的奋斗之地、向往之地和怀念之地，留下了许多可歌可颂的故事。将其中的大事、故事、趣事记述下来，对建设富有特色的大学文化，增强师生文化自信，在学校百廿历史的熏陶中治学求知，意义重大。20世纪90年代，学校原党委书记董丁诚以千里青为笔名，在《西北大学报》开设《紫藤园夜话》专栏，以随笔形式，撷英式记叙西北大学建设发展中的人和事，受到了师生和广大校友的喜爱和好评。1997年和2002年，应广大读者呼吁，出版社将发表在校报上的文章进行整理，分别出版了《紫藤园夜话》第一辑和第二辑。后来校报又开设《朝花夕拾》专栏，继续邀约董书记撰稿，其间曾有中断，在校报编辑和读者的强烈请求下，作者又克服困难坚持写作，是校报20多年来的经典栏目，也是西大人习惯性等待阅读的经典文章。作者在西北大学学习工作生活66年，从学生到老师、从教授到学校领导，时间跨度长、经历事情多、掌握史料丰富，加上高深的语言文字能力和对学校的深厚感情，每一篇文章都深深打动着西大师生，触动着读者的心灵。这其中的人和事，大部分是他亲身经历的，也有少部分是他搜集整理的，篇篇闪现着传承西大精神、深埋荣校种子的印记，处处展示着大师的爱国之心、学生的英姿勃发，既是学校发展的生动写照，也体现着作者对学校的热爱、对西大人的热爱。学校双甲子校庆深深牵动着所有西大人和关心西大的人的心。藉此之际，出版社将《朝花夕拾》专栏的文章进行了整理，出版《紫藤园夜话》第三辑，并再版第一辑和第二辑。这既是百年老校深厚文化积淀的体现，也是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生动读物。希望给大家带来追忆与启迪的同时，能够进一步厚植文化底蕴、彰显文化特色、凝聚文化伟力，增添认同感、激发责任感，鼓舞全体西大人在西大精神的鼓舞和厚重文化的滋养下不负厚望、砥砺前行，努力书写西北大学的美好新篇章。
李大钊和几位西大学人
西大校史人物中，有多位在早期曾和革命先驱李大钊过从甚密，交情匪浅。
头一位是罗章龙。他和李大钊是志同道合的革命同志，同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张国焘在回忆录中称，毛泽东是受罗章龙的影响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李大钊就发起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罗章龙是核心成员。共产党成立后，罗章龙担任北京大学党支部书记。他们都是20世纪20年代初开辟革命新天地的先锋人物。李大钊牺牲得早，罗章龙因反对王明被开除出党，转入教育界，在西大任教将近10年。
后来做过西大校长的杨钟健，早年在北大地质系上学期间，曾追随李大钊参与革命活动。他组织旅京陕西学生联合会，主编《秦劫痛话》，创办《共进》半月刊，组建共进社。他亲身投入“五四”爱国运动，参加了痛打章贼、火烧曹宅的斗争，后来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杨钟健经李大钊介绍加入了国民党。1923年北大毕业后，杨钟健选择赴德留学，此后走上治学道路。
还有一位卿汝楫，也是李大钊的追随者，差一点与李大钊一起被捕牺牲。1927年4月6日，张作霖违背国际惯例，派军警闯入苏联驻华使馆逮捕李大钊等多人，卿汝楫此前也和李大钊在一起，因他先已离去而幸免于难。李大钊遇害后，满腔悲愤的卿汝楫拟行刺张作霖未果。事过多年，卿汝楫来到西大，于1941年至1944年任历史系教授。
侯外庐早年经他的山西老乡、早期共产党人高君宇介绍结识李大钊，受其影响而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并在李大钊支持下创办进步刊物《下层》（被当局查禁）。当时能够读到的马克思著作译本极少，侯外庐打算自己动手翻译，得到李大钊的热情鼓励。李大钊遇害后，侯外庐也上了黑名单，被迫前往法国避难。侯外庐曾经深情地说：“与大钊的接触，使我的思想发生根本性转变——对我一生都有影响力。”他在法国加紧翻译《资本论》，就是为了祭奠英灵，“以酬他对我的蒙师之教”。侯外庐后来成为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新中国成立初期任西大校长期间大兴马克思主义新学风，寻根溯源，乃是先烈李大钊播下的思想火种。
许兴凯，笔名“老太婆”，青年时期受“五四”新思潮吸引，曾与李大钊多有接触，自称与李大钊的关系是“半师生半朋友”。经李大钊介绍，他做过北京《晨报》记者，参与过《新青年》杂志的具体事务，还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短期工作过。他在自传中坦承，李大钊遇害后，“本人因胆小，退出实际政治运动，而走专门教书著作之路’。许兴凯于1938年来西北联大任历史系教授，学校重组改名西大后，他留在西大，直到1952年病故。新中国成立初期，因他早年有过与李大钊交往的“红色”历史，曾得意一时，自称“三十年的老马列”，宣称“我的时代来了”。
这几位，早期都和李大钊有缘，后来又都和西大有缘。不由人要感叹一声：缘分啊！与李大钊结缘，是思想上的启蒙、理论上的靠拢、信仰上的皈依。与西大结缘，是转入另一战场，在施教过程中，或隐或显、或多或少、或自觉或不自觉地传播新思想、新观念、新文化。侯外庐在西大，正当新的历史时期，又身为一校之长，自然是旗帜鲜明、大张旗鼓地宣扬“主义”了。有这么多新思潮的弄潮儿先后来西大任职任教，是西大之幸、西大学子之幸。
还有一事，与李大钊相关，值得一提。李大钊遇害后，刚从西大结业被组织派到兰州工作的王孝锡，当即发起举行了公开的追悼大会，并主编了一期《追悼北京死难烈士专号》，其中刊有他自己写的一首悼诗：“霹雳一声，／在阴霾沉沉、妖气弥漫的北京，／现出霞光万道——／主义的鲜花，／烈士的血星，／表现在帝国主义的发抖中。／——你们是为党，／为国，／为全人类解放而牺牲。／这是何等光荣！／后死者的我们，恨不能列入诸君之林，／与贼拼命。／——前进！奋斗！杀贼！／才能完成你们未竟之功，／慰你们在天之灵！”真是字字血，声声泪，悲愤之情，溢于言表。一年多后，王孝锡也为革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P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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