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伊格尔顿2022年全新力作——以其盛名、老练笔法与追忆之姿，历数五位前辈师友的思想历程。对早已是著名批评家的伊格尔顿而言，向读者介绍这一曾深刻影响他的文学批评界革命无疑是种应有之义，无论是嬉笑怒骂还是抽丝剥茧，此次皆添上一层回顾初心的意味。
2.艾略特、燕卜荪、雷蒙·威廉斯、F.R.利维斯、I.A.理查兹——本书不仅在一本之内囊括以上几位诗人、学者、批评家的背景、个性、波折经历与关键成就，独树一帜之处更在于：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背景下，将他们作为在剑桥大学英文系中连贯的一脉讨论，以理清五人之间的影响、分歧与传承。
两次世界大战前后文学批评发展的关键篇章——文学批评在二十世纪的震荡开端中发现了自己的道德责任，而承担这一责任则需要批评家们的不断实践。本书讨论的五位批评家来自不同社会阶层，倚重不同的文学史资源，对文学批评的未来有着不同想象，但他们却共同改变了文学批评，也改变了读者思考、谈论书籍的方式。
序言
特里·伊格尔顿
写作本书是因为我坚信，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传统正面临被忽视的危险。某种程度上，在学术界，甚至更广泛的文学界也是如此。如果说今天很多学文学的学生不太熟悉I.A.理查兹（I. A. Richards）或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等人的作品，那么他们的一些老师可能对这些批评家也很陌生。然而，本书讨论的五位批评家都是现代最具独创性和影响力的批评家，这也是我选择他们的原因。
他们还代表了一种特殊的知识形态，这是20世纪英国最显著的知识形态之一。除一人之外，其他人都在剑桥大学任教。T.S.艾略特（T. S. Eliot）是个例外，但艾略特与剑桥大学关系密切，尤其是通过他的朋友I.A.理查兹，作为一名非正式顾问，他对剑桥大学英语学科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些人是这场被誉为批评的革命（critical revolution）的一部分，这场革命改变了文学的学术研究，并使其在英国和其他国家获得了新的重要地位。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人们可能称之为剑桥英语（Cambridge English）的东西从来都不是剑桥英语系（Cambridge English Faculty）的正统信条。相反，尽管它的好斗和福音派①的使命感有时使它的存在与它的规模不成比例，但它始终是一个边缘的、少数人的事务。尽管如此，理查兹、燕卜荪、利维斯和威廉斯的职业生涯之所以得以实现，部分原因是早在1917年，剑桥大学对英语课程进行了彻底的改革，将盎格鲁撒克逊语（Anglo-Saxon）和语文学（philology）边缘化，转而学习一系列以现代、批评和文学（而不是语言学）为导向的课程。
剑桥大学的这一系列新课程名为“英国文学：生活和思想”——最后两个术语是一对荒谬的抽象概念，但这表明文学应该在其社会和知识背景下进行研究。这一系列课程还有一个世界性的维度：期末考试的“悲剧”部分包括了像索福克勒斯、拉辛和莎士比亚这样的剧作家，而“英国伦理学”部分包括了像柏拉图、圣保罗和奥古斯丁这样的荣誉英国人，以及许多其他非本土思想家。
剑桥大学有着深厚的科学底蕴和对创新的开放态度，它成为批评革命的源头并非完全偶然。还有其他因素也在起作用。就像整个英国社会一样，第一次世界大战深刻地动摇了大学文化，这似乎预示着与过去的决裂和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学生群体中有退伍军人，而领取国家或大学奖学金的中产阶级学生在这个传统上由私立学校和上层阶级主导的体制中也已崭露头角。本书描述的批评家中，只有威廉·燕卜荪（William Empson）拥有优越的成长环境，他是约克郡（Yorkshire）乡绅的儿子，曾就读于温彻斯特学院（Winchester College）。老一辈上流社会的人文学者高雅的业余精神受到了一种新的、严格分析文学作品的方法的挑战，I.A.理查兹的“实用批评”（practical criticism）方法就是其中的典型。这包括匿名选取散文或诗歌的段落，对它们进行细致的审读，并对其质量做出判断。价值不再仅仅是品味的问题;相反，它必须得到有力的论证。在英语期末考试中，有份试卷专门考查这种做法，其中包括所谓的“日期”，即为一组匿名文学段落指定一个大致的日期。今天的学生可能会惊讶地发现，在短时间内连续确定几个日期曾经是剑桥英语专业学生的必修课。
传统的文学研究很大程度上是与整个社会隔绝的，而像理查兹、F.R.利维斯（F. R. Leavis）和他的伴侣Q.D.利维斯（Q. D. Leavis）这样的年轻批评家，他们的背景不那么受待见，他们对一般文化更有兴趣，也更忧虑文学研究在其中的地位。利维斯是一个店主的儿子，他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创伤。在这场冲突之后的社会和政治动荡时期，英语学科要么承受社会变革的压力，要么被边缘化。学科开放就涉及将其置于其他学科的背景下，而其中一些先驱者对这些学科已有所把握。理查兹从精神和道德科学转向英语，F.R.利维斯从历史系转向英语，威廉·燕卜荪从数学系转向英语。利维斯对心理学和人类学有着浓厚的兴趣。几十年后，雷蒙德·威廉斯从文学批评转向文化研究，这是他帮助创立的一个学科。
进行改革的英语系早期恰逢文学现代主义的全盛时期，这种大胆和勇敢的实验是其精神的一部分。例如，理查兹和利维斯的剑桥，也是马尔科姆·劳瑞（Malcolm Lowry）的剑桥，他的小说《火山下》（Under the Volcano）是英国现代主义晚期的杰作。当时，世界一流的英语文学作品正在诞生，这与英语系以现代为中心的态度相吻合，而令人肃然起敬的艾略特则起到了连接现代主义和文学批评的纽带作用。这两种潮流还有许多其他的共同特征：两者都意志坚强，少有人情味，拒绝虚情假意，概念上雄心勃勃，对语言敏感。他们也共享某种精英主义，我们稍后会在批评的例子中看到。现代主义是历史危机的产物，剑桥正在进行的全新的批评工作也是如此。其核心是相信，对文学文本的细读是一种深刻的道德活动，这切中了现代文明的核心。定义和评价语言的质量就是定义和评价整个生活方式的质量。正如I.A.理查兹所说：“我们对语言的敏感程度和辨析能力下降，随之而来的必然是我们生活质量的下降。”我们可以将这句话当作剑桥英语系的系训。专注于书上的文字可能听起来像是试图排除更大的关注，但更大的关注已经隐含在其中。
这种说法有个问题。语言能力和道德敏感性在多大程度上是紧密相连的? 如果两者真的像理查兹所说的那样交织在一起，这是否意味着缺乏语言灵活性的男性和女性在日常生活中就表现得习焉不察、麻木不仁呢? 只有雄辩的人才具有勇气和同情心吗? 显然不是。那些能够对拉迪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或安吉拉·卡特（Angela Carter）发表精彩评论的人，在日常生活中并不一定比普通人更敏锐、更有洞察力。事实上，情况有时恰恰相反——饱学之士们在深埋于人文学科的同时，也放弃了那些在日常事务中十分有效的感受与考虑方式。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Dostoevsky）《死屋手记》（The House of the Dead）的叙述者说：“教育有时与野蛮、犬儒主义共存，使人感到厌恶。”相反，那些词汇量不及莎士比亚的人在道德上可能比能言善辩的人更令人钦佩。
剑桥大学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写道，想象一种语言就是想象一种生活方式。英语研究涉及语言的特性，因此与广播、广告、政治宣传、官僚术语和公共话语的性质等问题有直接的关系。如此，也为它所认为的全然不同的错误提供了另一种选择。人们可以走形式主义的道路，将文学当作一个自足的客体，关注它的语言策略和手段;或者，人们可以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看待一部作品，将其视为对人类状况的探索或对文明的评论。通过用文学作品的语言来测量特定文明的道德温度，就有可能超越这两种有限的方法。批评家需要对所谓“书页上的文字”保持警惕，放弃早期美学上的废话，而要对语气、节奏、音调、氛围、韵律、语法、句法、质地等进行严格细致的分析。对其他学科来说，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探究媒介的东西，对批评来说，本身就是探究的对象。然而，在审视这些词语的过程中，批评家也在探索这些词语根植于其中的道德和历史语境。只有仔细考察书页上的文字，才能将它们理解为文明的病态或活力的症状，而这种文明正是它们的源头。
总的来说，剑桥英语代表了对商业化、功利主义文明中生活和语言贫瘠的一种反应，这种文明日益受到电影、广播、大众报刊、广告和通俗小说的影响。同样，现代主义也感到自己面临着语言资源的急剧枯竭。文学批评是诊断这些社会弊病的一种方式，但它也可以提出某种解决方案。它的任务是研究一种完全不同的话语形式的运作原理，这种话语形式将语言从一个粗俗的技术社会所利用的纯粹工具性目的中解放出来。这种话语被称为文学，它指向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在这种生活方式中，语言、人、价值观和关系本身都将被视为目的。
因此，文学批评家承担着与牧师、先知或政治家同样严肃的责任。他或她不仅是学者，而且是现代精神健康的监督者。批评具有重要的道德和社会功能，正因为如此，它的文本分析需要十分谨慎。就此而言，剑桥英语专业的两个特定主题——实用批评和对文学的社会及知识背景的关注——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侧面。这绝不是对社会责任的逃避，揭示一个隐喻或关注语气的转变实际上是对社会责任的演练。这究竟是一种荒谬的自我膨胀，还是对那些被科学技术束缚的人的文学研究的有力辩护，仍存在着激烈的争论。人们可能会注意到，这并不是威廉·燕卜荪特别感兴趣的一个问题，他不愿意将书页上的文字视为一种急需修复的生活方式的征兆。然而，作为最强调细读的人，他是这个部落中真正的成员。
理查兹尤其认为有必要使一个似乎缺乏所有知识规范的学科专业化。正如我们将看到的，他甚至试图将英语研究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印象派的闲谈将被逐出研讨会教室。然而，新批评的力量在于将技术专长与深刻的道德人文主义相结合，后者在利维斯的作品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因此，剑桥英语系可以利用其强硬的新兴专业主义来对抗老派守旧风格的温文尔雅的业余主义，同时从对普通文化的人文关怀的立场来谴责陈腐的文学研究。在面对文学作品时，它的注意力高度集中，但又准备对整个文化的道德品质发表意见，它承诺会收获这两个世界的精华。大多数文学批评家和大多数学者一样，都来自中产阶级;但本书讨论的五个人物中，只有一个，I.A.理查兹，符合这一描述。他父亲来自威尔士的高尔半岛（Gower peninsula），他在英格兰北部的工业地区长大，但就连他一开始也是英国都市文化的局外人。艾略特来自美国密苏里州，用美国人的话说，他更像是上流社会人士而不是中产阶级。威廉·燕卜荪出身于英国贵族。利维斯是一个地方商店老板的儿子，属于中下阶层，而雷蒙德·威廉斯在威尔士长大，父亲是一名铁路工人。这些人不是社会上典型的知识分子，这肯定与他们（除了艾略特，其他人都是如此）渴望创新和蔑视正统有关。其中三人（艾略特、理查兹和燕卜荪）还对东方思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是他们对西方文明持批判态度的标志之一。
这也与剑桥英语和当时文学之间的联系有关，除了一个人以外，所有这些人物都是创造性作家。艾略特和燕卜荪是重要的诗人，理查兹是个较为平庸的诗人，而雷蒙德·威廉斯出版了几部小说，并写过电视剧。对他来说，写小说至少和文学评论一样重要，在他职业生涯的后期更是如此。事实上，他曾经说自己“是个作家，同时又是教授”。只有利维斯坚持从事批评，尽管他也考虑过写一部小说。有人可能会补充说，所有这些人，除了相当理性的燕卜荪，都有强烈的写作冲动——涉及呼吸、内脏、神经系统等——这可能是批评家本身就是作家的标志。
他们也是公共知识分子，而不是与世隔绝的学者，尽管这对燕卜荪来说不太适用。与此同时，虽然燕卜荪不像其他人那样是个公众人物，但他很难被描述为与世隔绝。他们与学术界的关系都很暧昧。艾略特虽然在学术界广受赞誉，但他自己却从未参与其中。相反，他曾是一名压力很大的自由职业记者，也做过教师和银行家，后来进入了当时相对轻松的出版业。理查兹是个心有不甘的人，他很快就开始涉足更有野心的领域;燕卜荪喜欢用他活泼的散文和反传统的判断来激怒传统的学者;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利维斯特别将学术界视为敌人;雷蒙德·威廉斯最初的教学生涯是在成人教育领域度过的，当他回到自己曾就读的剑桥大学担任讲师时，他感到与剑桥之间存在着深深的疏离感。在这五人中，只有利维斯的整个职业生涯都在一所英国大学教书。在这些作者的文体中，言说与写作之间的关系值得略加评述。燕卜荪的写作风格与众不同，对话式的，甚至是饶舌的，而艾略特的写作风格则像是在一座特别能引起共鸣的大教堂里布道。理查兹轻快而平淡的散文与说话的方式截然不同;但这种声音的节奏，强调的模式和不规则的停顿和开始，在F.R.利维斯曲折的句法中发出回响，这位作家经常在句子中插入疑问、子句、括号、重复、补充和限定语来打断自己。和燕卜荪一样，利维斯似乎有意避免学术散文的繁文缛节。雷蒙德·威廉斯的抽象、沉重的写作风格似乎与活生生的声音相去甚远，但认识他的人可以证明，他说话的方式和写作的方式几乎一样。利维斯写作时就像在说话，而威廉斯说话时就像在写作。
正如读者即将发现的那样，本书并不是在向英雄们致敬。事实上，有时对这些人物的批评如此严厉，以至于读者很可能会怀疑这些人是否配得上被赋予的地位。找到答案的唯一方式就是阅读他们的作品。请允许我以个人的经历结束这篇导言：我自己从未见过艾略特，但我认识几个见过他的人，其中一些人讲述他是如何长篇大论而令人不快，他讲的不是关于但丁或波德莱尔，而是关于伦敦公共汽车的各种路线，他似乎学识渊博。在剑桥的一次露天招待会上，我以学生的身份敬畏地注视着理查兹的修长身材;在一次英语系会议上，利维斯谴责在教学大纲中引入一篇关于小说的论文的想法，理由是阅读《安娜·卡列尼娜》（Anna Karenina）需要一个学期。在此之前，我听过他的一些讲座，尽管他当时临近退休，声音很微弱，有时会变成一种听不清的嗡嗡声，但他带有鼻音的剑桥口音仍然隐约可闻。然而，时不时地，奇怪的词语会从他的喃喃声中浮现出来，就像用手在指指戳戳：“BBC”、“《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C.P.斯诺”（C. P. Snow）、“英国文化协会”（British Council）等等。面对这些精心设计的提示，坐在演讲厅前排，训练有素的利维斯的信徒们会以巴甫洛夫式的可预见性发出一阵嘲笑和轻蔑，而我们其他人只是盯着自己的鞋子，等着喧哗声停下来。燕卜荪早就离开了剑桥，但几年后，我听到他用极其别扭的上流社会的腔调演讲，一次也没有从讲台上摔下来，这是他特别容易发生的不幸。雷蒙德·威廉斯是我的老师、朋友和政治上的同道。在本书中，我回顾了过去六十年里帮助我成长的一个批评的环境，以及我希望能有所贡献的之后的历史。
书单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