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武汉的音乐生活_田可文等著_9787539674414

全书运用音乐史学、音乐文献学和音乐社会学等研究方法，对近现代武汉音乐生活进行了全方位的论述，包括对该时期武汉音乐文化的历史变迁、中西音乐格局的发展与变化、音乐活动与文艺理念的碰撞与交融、音乐教育的状况等进行的分析，从而构建出近现代武汉城市音乐生活的历史画卷，并挖掘其文化价值与历史意义。

绪论：撰写之理论前提

一、中国近现代历史分期与音乐断代史撰写

中国近现代史分期问题，是中国近现代史领域中学术讨论的课题之一。

史学界通常认为中国近现代是指从1840年次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段历史时期，这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逐渐形成到瓦解的时期。

1923年，梁启超在他的《五十年中化概论》①中把近代中国的历史过程划分为三个时期：从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从甲午战争至五四运动，五四运动以后。1954年，胡绳发表《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②一文，该文明确地将中国“近代”限定在1840—1919年之间，这一主张引起了近代史学者的极大关注和热烈讨论，许多学者明确表达过不同意见。如范文澜、刘大年、荣孟源、孙守任、金冲及、戴逸、李新、林敦奎等学者提出，应该按照社会性质来划分历史时期，根据这种观点，1840-1949年的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近代史应含1840-1949年的整个时期。范文澜是这一主张的初提出者，他在1947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史》③的前言中，把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都划作近代中国的历史时期。但是，在世纪80年代以前，无论是教学、研究还是撰著中，中国近代历史都是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界的。我们可以看到，1998年以前出版的有关中国近代史的出版物括通史性质的学术著作、教科书以及通俗读物，几乎都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下限；而关于中国现代史的出版物，几乎都以1919年为上限。

上述讨论，对中国近代史学界认识近代中国历史的基本线索等问题，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讨论的结果，得到了多数学者的认可。1957年，《历史研究》编辑部汇集了3年来学者们讨论的文章予以出版。从这时起，中国史学界出现了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的明确分界，那就是1919年发生的五四运动。此后，学术界往往把从1919年上溯到1840年鸦片战争的这段历史称作中国近代史，而把自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的历史，称作中国现代史。学者们认为，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是中国由独立的封建社会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转折点。在此之后，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界标，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后期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两个时期都属于资产阶级革命的范畴。在整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中国的社会性质决定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革命的对象和任务。

世纪60年代，关于历史分期的讨论趋于沉寂，到了世纪80年代后，始又兴起。如台湾史学家张玉法的《现代中国史的分期问题》①、查时杰的《中国近代史与现代史的断代与分期问题》②等，叙述了近始的两个非“1840年”观点：其一，近代史从明末清初开始。这是西方一派汉学家的观点，他们把从明末清初到鸦片战争，直到现代的一大段时间都称为“modem”，中文初的“近代”“现代”是对这个词的不同翻译，“近代”相当于“modern”的前半段，“现代”则相当于后半段。其二，近代史从1860年左右开始。持此观点者认为鸦片战争对中国的影响持续甚小，不啻池塘中的涟漪，很快就淡化了。而1860年之后，中国被迫签订《条约》，设理衙门、派学童赴美、开展洋务运动等接踵而来，实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开近代化的先河的来说，他们不赞成以“1840年”为近代史的上限，认为其不妥之处在于：其一，鸦片战争不是偶然发生的，它有一个漫长的背景，要研究鸦片战争及之后的历史，必须研究其之前的一大段时间的政治、济、社会动态，即便固守“1840年”为近代史起点，书还是不得不用许多的篇幅来介绍嘉道以后的中西形势；其二，若必以转折而论，1860年前后的转折甚于1840年的转折，也更有承接和持续性，假使我们排除16世纪至1840年之前这一段历中为近代史，也可根据相似的理由，排除掉1840-1860年这二十年的“平淡”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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