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稿是一部历史传记类作品, 讲述了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后出走海外的岁月。梁启超虽然被迫离开故土, 但也让他得以走向世界, 不仅在智性上开拓了视野, 更获得人格独立的空间, 从而确立了梁启超之为梁启超的基本内核。作者主要以时间为顺序, 以精神的进展为节点, 围绕梁启超的主要活动和代表性作品, 为我们呈现了一位青年变革者在关键之年的全身像。
接续《青年变革者》，许知远书写“走向世界”的梁启超。不仅呈现一位青年思想者在关键之年的全身像，更着力描摹时代情绪、城市气质、同代人的选择与感受、各地华人社区的面貌。还原一个挣扎多变、活跃于世界舞台的梁启超，折射一部19、20世纪之交的华人海外流散史。许倬云、葛兆光、王笛、马勇、陈冲、罗新、杨念群共同推荐。
许知远笔下的梁启超，超越其所处的时代，与当下产生共鸣。他是全球旅行者，足迹遍布东京、夏威夷、新加坡、悉尼、温哥华、纽约；他和日本首相笔谈，在华尔街拜访J.P.摩根，前往白宫会晤美国总统；他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等事业，将自己塑造成为一座沟通中外的知识桥梁。现代事业与现代思想，锻造出一颗属于现代世界的开放心灵。
1898—1903年是梁启超走向独立成熟的关键时刻。他逐渐摆脱康有为的阴影，也从孙中山的吸引中清醒过来，走向了对中国前途的独立思考。他不再打算倚靠朝廷“维新”，也不愿投身激烈的“革命”，而将热情倾注于启发民智的“新民”。期间种种冒险、挣扎、奇思异想与谬误，皆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经历失败的梁启超没有沉溺于挚友洒血、远离故土的创痛，而是以新的行动开拓局面。机会意外涌现，世界成为舞台，他不仅开创了流亡新闻业的先河，也建立起全球性的现代政治组织“保皇会”。许知远笔下的梁启超是一个强有力的灵魂，在慌乱中拥抱世界，在不确定中创造可能性。
梁启超的广阔交游，串联起国内的维新同仁和江湖会党，日本的亚洲主义者和中国留学生，以及孙中山的革命力量；他的世界旅行，联结起散落各地的华人，织成一张人、金钱、信息的世界网络。透过梁启超，可以看到一个更广大的世界，和一个更广大的中国。
许知远
作家 ，单向空间创始人，谈话节目《十三邀》主创。
毕业于北京大学计算机系，曾任剑桥大学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访问学者。
自2001年起，他已经在大陆、香港、台湾出版了近20本书籍，主要作品包括《祖国的陌生人》、《游荡集》、《那些忧伤的年轻人》等。作品也被翻译成英、法、韩等多种版本。他正在撰写五卷本梁启超传记，其中《梁启超：青年变革者1873—1898》、《梁启超：亡命（1898—1903）》已出版。
许知远曾参与创办出版多种报刊杂志，包括《经济观察报》、《彭博商业周刊中文版》、《单读》等。
他参与主创并担任主持人的深度思想访谈纪录片《十三邀》（1-7季），激起了社会广泛回响。
自序 一个亡命者
一
梁启超会看到什么景象？
在火奴鲁鲁9号码头的露天酒吧，我喝着菠萝啤酒，看着“火奴鲁鲁之星”缓慢地停泊靠岸。在白色甲板上，几个粉裙、肤色棕黑的姑娘扭动着腰肢，花衬衫小乐队一旁演奏，曲调朴素、慵懒，没错，就是那些夏威夷小调。
杯中之物的劲道比想的强烈，菠萝的甜蜜没能压住酒精烈度。生产这款啤酒的酿酒厂，也是本地历史的缩影。创始人詹姆斯·多尔生于1877年，缔造了一个以菠萝为中心的产业帝国。与香料、咖啡一样，糖驱动着近代世界的形成。因为盛产甘蔗与菠萝，夏威夷是全球制糖业的重要一环。甜也是一种权力，白人种植园主将金钱转化成政治控制，废黜了夏威夷女王，创建了一个有利于他们的共和国。詹姆斯·多尔的堂兄、拥有一副令人难忘的胡须的桑福德·多尔，出任了首任总统，积极说服一个迅速扩张的美国将共和国纳入版图。
本地独特的政治、经济环境，也造就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华人社群。这些大多来自广东的移民，以檀香山命名这个群岛，并发展出一种少见的政治意识。他们不仅参与当地的权力角逐，还追随孙文缔造了近代中国第一个海外政治组织—兴中会。
我微醺，眼前一切皆显错乱。这是2020年2月末，一场全球性瘟疫正四处蔓延，这里却像身处历史之外，海滩、购物中心、电影院拥满了人，交谈、饮咖啡、冲进海浪……空空荡荡的唐人街传递了忧虑，华人及他们的食物可疑起来，似乎病毒与肤色有关，能藏身于叉烧和虾酱空心菜。
一种微妙的历史联结漂浮在空气中。一百二十年前，梁启超在此登岸，也恰逢一场全球性的流行病危机。这令他的计划倍受干扰。自1898年秋天流亡东京，他已遭受一连串挫败：日本政府没能干预北京政局，助光绪帝复位；康有为被强迫离境；自己创办的《清议报》时时面临停刊压力。但机会意外涌现。被迫前往加拿大的康有为，发现了大批追随者，他们慷慨解囊，成立了保皇会。康意识到，散落世界的华侨可化作一股值得期待的政治力量。梁的夏威夷之行与这新形势相关。在此停留一个月后，他将乘船前往旧金山，展开美国大陆之旅。一路上，他将发表演讲、募集款项、创建保皇会分会。募款将为勤王起义提供动力，若一切顺利，起义将同时在华南与长江流域发生，从维新人士到会党、游勇皆卷入其中。义军最终将挥师北上，恢复光绪的权力，重启中国变革。
现实与梁启超期待的大为不同。一场鼠疫刚抵达夏威夷，唐人街沦为替罪羊，遭遇隔离、火烧。他深感种族焦虑，愤愤称统治者为“白贼”；只因肤色，他也无法搭乘前往旧金山的船只。最终，美国之行未遂，岛内的募捐也谈不上成功，国内的起义更以灾难收场。梁深陷愧疚，恨不得自杀谢罪。夏威夷也见证了他的摇摆性格，孙文将哥哥、同学与兴中会网络介绍给他，以期共同革命。他却背叛了这份信任，将兴中会员纳入保皇会麾下，同时安抚远方的孙文，许以携手入主中原。他还投入一场炽热的单相思，在国家衰败、兄弟遇难、同门相攻的焦灼中，持续修改一组给何小姐的情诗。
这个片段或是理解本书的恰当切口。这一卷从1898年秋至1903年夏，是梁启超流亡岁月的第一阶段。他带着幸存者的内疚抵达东京，六君子血洒菜市口，光绪被囚瀛台，一众同志四处逃散。他要消化这创痛，也要警惕这创痛。流亡是前所未有的经验，熟悉的世界陡然消失，最寻常的语言与食物也变成挑战。惊恐与威胁也从未消退，对他头颅的悬赏遍布中国沿海城市，延伸至海外。流亡也是契机，它助你抛弃习惯的窠臼，拥抱新思想与新感受，塑造一个新自我。
梁启超成功、或许过分成功地重塑了自我。从《清议报》到《新民丛报》，他开创了流亡新闻业的先河，以横滨为基地，对中国政局发挥了意外的影响力。明治晚期蓬勃的报刊、书籍冲击了他的思想，他逐渐脱离康有为，获得智识上的独立，还变成一座不断延展的知识桥梁，几代人将借助他来进入现代世界。在某种意义上，他是中国的第一个现代心灵。
比起生花妙笔，他更期待以行动者的面貌示人。他创办实业，展开武装起义，把整个世界变成了舞台。从横滨、火奴鲁鲁到新加坡、悉尼，再到温哥华、纽约、旧金山，他成了老练的全球旅行者，与日本首相笔谈，在华尔街拜访J. P. 摩根，前往白宫会晤西奥多·罗斯福，还穿梭于散落各处的唐人街，观察、体会华人在异域的屈辱、希望与独特之生命力。即使置于世界坐标，他的广阔经验也少有人及，在那一代中国人中，更独一无二。
这只是故事的一面。他影响力惊人的笔端，也常伴随着不安。为了现实政治考量，他制造康有为神话，扭曲亡友生平，还编织荒诞不经的谣言。他参与的政治行动草率、漏洞百出，充满孩子气式的任性，总导向失败。他的智识成就也不无瑕疵。他毫不客气地借用日文学说，还常赤裸裸地抄袭，引发日本同行的抗议。他的思想看似充沛、广袤，更充满矛盾、错乱，常是生吞活剥、一知半解的结果。他也缺乏一个伟大思想家的敏锐与深刻，没能将庞杂经验化作对人生与世界的真正洞察。在这一人生阶段，他遵循乐观、线性的思维，对于日本与西方的理解停留在表层，缺乏更富原创性的见解。一些时候，他就像青年时代的托克维尔：“他还没有学会什么，就已经开始思考了。”
不过，对于一个不到30岁，在四书五经、八股训诂中成长起来的青年，这要求又未免苛刻。梁启超正是一个典型的过渡人物，“徘徊在两个世界之间，一个世界已经死亡，另一个世界尚未诞生”。他注定以闯入者的心态介入每一个领域，他的冒险、挣扎、奇思异想、种种谬误，皆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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