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星高照的男人_[美国]阿瑟·米勒_9787532792641

阿瑟米勒是当代最伟大的剧作家之一，被誉为美国戏剧的良心。本剧为阿瑟米勒在百老汇上演的shou部剧作，探讨大萧条时代的秩序丧失和道德坍塌，追问着一个似乎没有答案的问题命运是否公平。在周围人眼中，戴维比弗斯是个不折不扣的人生赢家年纪轻轻，家庭幸福，事业有成，好运爆棚，一切障碍都能在他面前化为乌有，仿佛哪位神明赋予了他点石成金的能力。然而，他的吉星高照不断地揭示出他周围人的悲剧，不知不觉中，他通往成功的路途变成了疑虑的噩梦。他在一个看似没有任何理性的宇宙中苦苦寻找某种清晰的运行规则，求而不得的绝望将他带到疯狂边缘……剧中弥漫着对失败的恐惧感和对成功的内疚感，这几乎贯穿了阿瑟米勒此后的所有作品。正是通过此剧，米勒才开始尝到当剧作家的滋味，甚至可能也才有了做人的感觉。

英文版导言

文/克里斯托弗比格斯贝

一九三八年，阿瑟米勒从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毕业，他满怀憧憬。他已经两次获得久负盛名的霍普伍德戏剧奖，还有一次得了第二名。他有一出戏被底特律的联邦剧院搬上了舞台，尽管只演了一场。他回到纽约，自信能够征服百老汇。毕竟，霍普伍德戏剧奖的评委来自纽约戏剧界，他也确实很快加入了联邦剧院一家由罗斯福总统的公共事业振兴署创立的机构。
甚至当他在布鲁克林家中地下室里改写密歇根时期的一出戏，想要把它卖出去时，他还同时在写另一出戏，是关于蒙特祖马和科尔特斯的故事，剧中角色众多，正是联邦剧院能够负担的规模。然而，尽管有经纪人、制作人、演员和编剧同事的鼓励，工作却毫无进展，到一九三九年，联邦剧院就因涉嫌开展亲共活动而被关闭了。与此同时，百老汇对他并无兴趣。
不过，戏剧只是其中一种可能，如果剧院走不通，总还可以写短篇小说或长篇小说。他都写了，但没有地方发表。唯一成功开拓市场的是广播剧，而广播剧又开发了其他的可能性。他主要在国会图书馆工作，也接受委托为一部电影写剧本，其灵感部分来自战地记者厄尼派尔的报道。这份工作使他跑遍了全国的军事基地，尽管最终的电影《美国大兵乔的故事》（The Story of G.I.Joe）是别人写的，他却在一九四四年出版了一本关于这段经历的书：《情况正常》（Situation Normal）。
这些项目带来了经济收益，但是对于一个眼睛仍然盯着百老汇的人来说，几乎没有什么满足感。然后他就有了突破。他原本作为小说写的一部剧本被接受了。时隔六年，在他二十九岁的时候，似乎终于达成了目标。他的戏将在百老汇制作上演，在今天，这对初次写作的人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事。这出戏叫《吉星高照的男人》，将由卡尔斯温森主演，他曾经出演过米勒的几部广播剧。这出戏在威明顿市进行了试演，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在纽约的森林剧院首演。它本应成功，却遭遇惨败。吉星，似乎并没有照着它。
小说和后来改编成的戏剧，灵感都来自米勒从他岳母那里听到的一个故事。说的是有一个亲戚，在他位于俄亥俄州的谷仓里上吊了。令米勒感到好奇的，也是让那个男人的妻子困惑的地方，就是他曾经很受欢迎，即使在大萧条时期也不愁没工作。然后他出现了明显的精神障碍。当时，他是一家加油站的老板，这是他在二十多岁时就获得的财产之一，他开始痴迷查账，害怕员工挪用公款。这种偏执状态越来越严重，尽管接受了治疗，他还是自杀了。米勒感兴趣的不是他的精神病，而是一个成功人士被死亡吸引的念头，尤其是在远离城市压力的乡村背景中。
米勒对此感兴趣，还因为他表妹的丈夫莫伊也猝然离世了。这也是一个成功人士，即使在大萧条时期，别人破产倒闭，他仍生意兴旺。在布莱顿海滩游泳时，他突然昏倒了，奇怪的是，他的尸体被试图抢救他而未果的医生开车带回了家。他的人生起落看起来变幻莫测。
如果说他看似受到了上天眷顾，那么他也同样无常地变成了宇宙的牺牲品，他的出生似乎没有更大的目的，就是为了死亡。《吉星高照的男人》，至少在其最初的形式上，是对荒诞的探索，它揭示了一个贝克特笔下的角色将会观察到的事实，即人类双脚跨在坟墓上分娩。通过反转极性，上演看似对灾难免疫的人吉星高照的男人的困境，米勒推导出的意涵是，灾难是这个人自然得到的命运；事实上，对人类来说同样如此。
这是一则黑暗的寓言，在某些方面，它让人想起加缪一九三八年的戏剧《卡里古拉》，因为主人公检验了这样一个命题：存在没有支配性的原则，没有内在的意义，他却迫切希望找到相反的证据。
米勒解释说，不同版本的《吉星高照的男人》，都在和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较劲，那就是命运的公正性问题：为什么一个人失败了，而另一个能力与之不相上下的人，却在生活中取得了荣耀。米勒后来推测，可能是因为他本人的天赋和成功与其他人的匮乏形成了对比，这才激发了他的兴趣。另外，由于踢足球受伤而远离战争，他意识到，当他蒸蒸日上的时候，包括他的兄弟在内的其他人却每天冒着死亡的危险。对他们来说，生活是暂停的，甚至是被剥夺的；而对他来说，生活提供了机遇、家庭，以及成功尽管还只是小范围的。这其中的正义在哪里？这个世界是否存在某种潜在的道德秩序，抑或一切都只是机遇的产物？如果是后者，那么除了绝望，还生发出什么？
作为戏剧的前身，小说讲述了戴维的故事，他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颇有才能，事事成功。他当上了机修工，靠直觉应付活计，直到遇上一辆他检查不出毛病的汽车。他把车送到邻镇的一家专业修车厂，但维修的功劳算在了他身上。因此，他作为机修工声名鹊起，并获得了一份为邻近农民修拖拉机的合同。从此，他的生意越做越大。渐渐地，他又增加了其他业务，同样大获成功。但他越来越意识到，他的周围充满了生活中的失败者，正如他意识到自己的事业建立在那个谎言之上。
他的一位朋友肖里在战争中失去了双腿，因此感到配不上自己所爱的女人。另一个朋友阿莫斯，被父亲训练成棒球投手，尽管他很有天赋，却没有被大联盟选中，因为父亲指导他在家中地窖里训练，导致他对比赛的其他方面反应迟钝。第三个朋友J.B.费勒日子似乎过得不错，甚至有了他和妻子迫切想要的孩子，却在酒后不慎害死了那个孩子。
相比之下，戴维诸事顺遂。他有了想要的孩子，尝试的事业都能成功，但他的成功滋生出越来越深的偏执。他等待着灾难的降临，感到只有灾难才能平衡他的运气，倘若这个世界有真正的正义。他开始像这个人物的原型那样，检查他名下加油站的账目。他感到他的孩子必将死亡，并为此做准备，以某种变态的方式，为完美无缺的生活付出代价。最后，他自杀了，隐约感到他将以此解除自己的家庭必然遭受的诅咒。
也许死亡是一个标志，表明小说仍然太接近它的现实源头，但也许它也是一个证据，表明对米勒而言，死亡抬高了赌注，赋予一种深化的意义。他一直在追求悲剧性，却陷入了单纯的病态。当他要写剧本的时候，他选择了不同的结局。他还引入了一些变化，其中至少有一个变化将被证明具有持久的意义。
在戏剧中，戴维比弗斯与海丝特的婚姻受到她父亲的阻挠。这个愤世嫉俗的老人，很突然地死于交通事故。通向成功的第一个障碍就这样便捷地被移除了，这种便捷性是一个线索，暗示了这出被米勒称为寓言的戏剧的风格。它的不可能性（戴维买了一家加油站，一条公路的开发意外地使其获利；他投资水貂养殖，并在一场事故中幸存，而对手的财产却化为乌有）表明它是一个道德故事，事实上，正是由于导演无法确定一种适合它的风格，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初演的失败。
当戴维遇到汽车故障，他的技术又无法解决时，他不是像小说中那样，把车送去了另一家修车厂，而是一个叫古斯的奥地利机修工来解决了问题。小说中的两个元素就这样被联系在一起，而戴维成功的第二个障碍也被移除了。由此，他成为一个吉星高照的男人，并与周围的人形成鲜明对比，尽管那些填塞小说的次要情节被压缩了。同时，未来的棒球运动员也被纳入这个故事中，米勒让他变成戴维的哥哥；不仅对这部剧，而且对米勒今后的作品而言，这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变化。
正如他后来解释的：《吉星高照的男人》通过它无数的版本，逐步使我第一次明确认识到父子冲突和兄弟冲突……有一天，突然之间，我发现阿莫斯和戴维是兄弟，而帕特是他们的父亲。于是故事里有了别样的痛苦，我从内心深处新生出一种无法言传的确信，那就是我看到了别人从未看到过的东西。[《阿瑟米勒自传》，梅休因出版社，1987年，第9091页。]此时他才意识到，他在大学写的两部剧也是以兄弟为主角的，而米勒本人作为两兄弟之一，觉得自己理解了支撑这部剧的张力。
父子关系和兄弟关系，突然打开了新的可能性，米勒将在之后二十多年的创作中展开探索。他开始感受到家庭中包含着另类的可能性，在某些意义上，是自我的碎片（精神/物质，诗意/平庸，被祝福/被诅咒）之间的张力。《推销员之死》和《代价》彰显了这一点，在这两部剧中，兄弟俩有一种辩证的关系，尽管这种关系充满模糊性。与此同时，父子关系联结起了过去与现在，希望与实现，或落空。这些关系是身份焦虑、价值观争议、矛盾的爱，以及愧疚之情的根源所在。不过，在《吉星高照的男人》的背景中，米勒决定让戴维和阿莫斯成为兄弟，似乎主要是为了让作品扎根于他能够理解和适应的心理学。
这部剧的核心是对人类自由程度的关切。除了讲述一个人陷入疯狂并最终得到救赎的过程外，该剧还探讨了许多人物如何以无关痛痒的方式成为同谋，他们在多大程度上认同人是受害者、是宇宙讽刺对象的观念。其中心是一种存在主义的信念，即我们是我们行为的总和，这个信念被大多数人物所抵制，包括疯狂中的戴维。他们中的一些人如果不是上帝的信徒，那就是命运的信徒，他们选择命运这个词，将自身和社会的瘫痪归结于它。对他们来说，机遇是生活中的有效原则，若果真如此，那么相信一个人可以改变自己命运的想法就是虚幻的。命运是不作为的借口。身份是偶然性的产物。一种达尔文式的逻辑，自然选择有利于某些人而不利于其他人，似乎是唯一能看到的原则。
随着剧情的发展，戴维本人也皈依了这种信仰。他想要从人的存在中寻找一种正义，寻找社会意义上的，乃至形而上的一致性。因为找不到，他几乎要毁灭自己，此时他相信，自己没有力量或理由来干预自己的生活；平衡的正义的缺失使他几近绝望，似乎只有通过自杀才可能找回。
不难看出，米勒认为这在某种程度上触及他曾看到的问题，那就是面对法西斯主义时，欧洲人和美国人都感染了政治和道德上的麻痹症。对他来说，这种不作为所揭示的不仅仅是意志的失败，还有超越单纯的政治实用主义的东西。仿佛对行动的可能性的信念已经被摧毁，仿佛法西斯席卷欧洲是一种自然现象，因此不可抗拒。除此之外，他似乎还发现了一种更为根本的失败主义，因为在这部先有小说而后创作的戏剧中，人物承认了经验的纯粹任意性，他们似乎接受了受害者的角色，凝视自我制造的绝望的深处，欣然迎接那种眩晕感。
对戴维而言，并非从来如此。在戏剧的开端，他是一个抓住时机的人。用他哥哥阿莫斯的话说，他知道怎么做。其他人则比较沉寂。因此，他的父亲希望阿莫斯获得成功，多年来一直在训练阿莫斯，最后却是戴维打电话给球探的，他问道：你能干等着天上掉馅饼吗？与之相反的是肖里，他在一定程度上呼应了克利福德奥德茨剧作《醒来歌唱》（Awake and Sing）中的莫阿克塞尔罗德的形象，战时经历使他变得愤世嫉俗。对他来说，人就像水母。潮起了，潮落了。他经历过什么事，没什么可说的。奥地利机修工古斯最初也认为，世界上没有正义。
戴维起初抵制这种观点，因为如果不抵制，他就会濒于疯狂。他这样说道：如果一个人没有得到他应得的东西……那么，这就是一间疯人院。然而这一原则似乎并不奏效。他周围的许多人都失败了，随着这些证据的累积，他感到无望的情绪上涨，而绝望转化为疯狂。他不能从成功中获得乐趣，因为他感到他的成功和其他人的失败一样是随机的。他变得越来越绝望。像威利洛曼那样，他买了一份人寿保险，似乎通过用他的生命换取家庭的未来，他所期望的平衡就可以得到保证。这是一桩交易，他没有意识到其中的讽刺意味。
毕竟，除了上帝，他还能是和谁在谈交易呢？而他找不到令人信服的证据来证明上帝的存在。如果我们不在上帝的照看之下，那么我们存在的理由是什么？如果上帝不存在，那么一切都有可能。这个令萨特和加缪都着迷的问题，米勒也同样关心，而他的百老汇观众，或许更准确地说，作为百老汇守门人的批评家也许并不关心。米勒的主人公和加缪的卡里古拉之间有很大的区别，但他们都检验出一个荒诞的命题，那就是不仅没有道德制裁，而且根本没有道德体系。在小说中，戴维走向了死亡，成为他对荒诞的信仰的受害者。在戏剧中，他学会了一种社会伦理，这种伦理产生于对能动性的个人理解。
戴维的身份和社会角色最初根植于一个观念，即他是自己未来的创造者，但随着疑虑开始侵入，这种意义开始消解。戏剧的焦点转移到他不断加深的焦虑上。他的精神状态如果没有决定事件本身，那也决定了他对事件的看法。随着戴维筛选经验以获知意义，或者说，逐渐获知其缺乏意义，这部剧实际上因循了向内的轨迹。他的人生，以及他选择为周围人创造的人生，与其说是在生活，不如说是被他自己塑造成了一个模范故事。他站在自身之外观察，似乎无力行动。
。。。。。。

你还可能感兴趣

我要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