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生态经济学未完成的旅程
乔恩·埃里克森(Jon Erickson)
生态经济学开始于一个相当大胆的要改变世界的愿景。这是一个承诺,要在有限世界的生物物理现实和一个公正社会的道德责任之中,为经济学的研究和应用提供土壤;它还是一个担当,要跨越学科而寻求真理, 要消除科学与人文学科即斯诺(Snow)所谓的两种文化中的人为边界;它还是一个政治行动议程,发源于1992 年联合国土壤峰会,这次会议宣布生态经济学是一门可持续发展之科学。
1992 年,我还在研究生时代就全身心地被吸引到生态经济学的愿景和过程中。我将我的职业生涯投入这一跨学科发展之中,用它来透视嵌入我们社会和生物物理学环境之中的人类共同体的研究及管理。1997 年,拿到博士学位之后,我在伦斯勒理工学院(Rensselaer Polytechnic Institute)找到第一份工作,应聘成为一名生态经济学家。我们着手建立了生态经济学的第一个博士项目。接下来的几年里,我协助创建了美国生态经济学协会,担任我们国际协会的理事;作为作者或联合作者发表了所要求的生态经济学的论文和著作,拿到终身教职,然后又升为生态经济学领域的正教授;我和该领域的几位先驱一起工作,包括赫尔曼·戴利(Herman Daly)、约翰· 高迪( John Gowdy) 以及鲍勃· 科斯坦萨( Bob Costanza);之后又去接掌佛蒙特大学(the University of Vermont)的冈德生态经济学研究所( the Gund Institute for Ecological Economics)。今天,它已经成为北美生态经济学的研究、应用和教育的主要枢纽之一。
我分享我作为一名生态经济学家的历程,在这里是要表明一种看法。当这个领域在20 世纪80 年代和90 年代初通过创建一个职业协会和杂志而正规化时,像我这样的人应该要被培养、教化和渗透进社会。我没有在职业生涯中期发现生态经济学,也不是在获得终身教职后才将自己转化为一名生态经济学家。我在研究生时期就将自己定义成了一名生态经济学家! 早在20 多年之前,我就已经相信生态经济学会在经济学中,乃至于更广泛意义上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中,带来重要的范式转换。
本书的前提是,革命已经发生了些许转变。我必定同意。已经有大量的学者、行动者、政策制定者、职业人士,以及各行各业的市民们,开始强烈认同生态经济学(他们许多人甚至像我一样自称为生态经济学家)。我们都踏上了一段未完成的旅程。现在正当其时,我们需要去评估我们已经抵达何处,校正航线,并继续改变世界。
这将是一次殚精竭虑的探索。对我而言,它始于通过反对生态经济学的一些核心方面来评价这个领域。生态经济学首先被框定为扎根于生态学原则的经济研究正如赫尔曼·戴利在他1968 年的文章中所呼吁的关于作为生活科学的经济学。今天,我将要提出,在实践和观念中,生态经济学很大程度上变成了生态学家和环境主义者对(作为正统社会科学的)主流经济学在现有议程中的应用。我们期刊中刊发的、会议上展示的,以及被出版社挑选的大部分出版物,都属于被我们在研究院时称为环境经济学的范畴一个应用于环境问题的经济学分支学科。
本书最首要的任务,是通过一种更多地建基于伦理讨论而不是数学形式的话语,将经济学的研究重新嵌入自然科学艰难获得的那些物理学原则中。研究生时期,我深信,我树立的生态经济学家的使命,是要揭露那些错误的假设它们是所谓新古典经济学的地基,尤其是那些随意就手的理性行动者模型神话,以及设计用来支撑它们的市场效益假设。然后,随着生态经济学家不断上升的地位,我们将要建立一种超越学科边界的经济学一种建立在生物物理学现实和作为决定者的真实人类(非理性情绪等)基础之上的经济学;一种并非随时随地都假设越多越好的经济学;一种建立在科学完整性和民主话语之上的诚实的经济学。
反而,我时时觉得担忧,我们在实践一种伪善的经济学。尽管我们也跪拜在市场前,祈求它能够成为达到可持续性的一种真正路径,但我们太经常地暴露出我们的行为预测与其他学科中来之不易、可试验事物之间存在的矛盾。这在生态经济学的北美流派中已经成为事实。他们的讨论大部分集中于市场的失败,而忽略了对市场失败更广泛的批评以及非市场制度在驱除大卫·柯藤(David Korten)所说的自杀式经济学中的作用。制度确实有用,而这也是生态经济学的欧洲流派力求有所区别的其中一点。例如,我们已经获悉,生态系统服务计划的第一代付费项目,至少在大部分的热带地区,制度对成功的保护都非常关键。将自然的经济效益数量化,而不考虑制度在确保可持续、公平的后果中的作用,则意味着徒劳无功。
我还担忧,许多践行生态经济学的人,已经走上了最多人走过的路:通过一种使价格合理的操作来加倍下注于市场效率,使其成为经济学的首要目标。然而,通过将自由市场和支配一切的效率目标置于可持续尺度和公平分配之前,生态经济学的这种流行版本已经简单地变成了为了更公平、更清洁的增长而开出的药方但仍然是增长! 这种未完成的旅程更多地与重新确立一种经济发展的愿景有关,这一愿景拥抱伦理、强调生命,并对人类经济提出更加清晰的限制性定义。自然科学必须帮助生态经济学家确定可持续范围的边界条件。伦理讨论和公共过程必须协商公平分配。然后可持续性和正义才能框定受到良好管制的市场计划,使其达到真正的经济效率。
生态经济学同样要达到其他跨学科的追求。如果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还活着,我猜想,他将会说,我们现在应该是行为经济学家,而不是凯恩斯主义者。世界上关于投资的能量回报率、热力学和无限增长之愚蠢的所有分析,将继续对缺乏人类本性之基础的政策和规划形成有限效果。若干年前,麦迪逊大道广告公司推出了它们的《经济学101》(Economics 101)教科书,并公开与行为科学结盟;政治竞选顾问公司、大众媒体和新闻机构,也都如此。
我们这些决定之下的生物学基础结构,既是对可持续性的一个约束,也是对增长所进行的能量和生态限制。通过确定我们如何做决定之类似问题的神经科学,我们已经在解释经济选择的直接原因方面,取得很多进步。在最终原因方面,我们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去做:去探索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决定。作为一种生命科学,生态经济学应该在以下方面作出更大的贡献:有关我们行为的进化基础的探索;资源匮乏和治理系统之间的关系;创造出使我们的物种突破当前和未来资源瓶颈的适应性战略。然而,除了少数几个值得一提的例外,我们目前对这一科学前沿贡献无几。
最后,我自己的灵魂追求,导向了生态经济学作为一种社会运动的地位问题。相信我们在基于可持续和正义原则来改组经济学方面的责任,同样能够改组经济,我是不是太过幼稚? 不单要指出当前系统的错误,而且要倡导改变,生态经济学家应该在其中充当什么角色? 在生态经济学家的专业会议上,很容易就能够找到那些志趣相投的同行,他们都在提出全部正确但可能不容易找到诚实答案的问题。我们已经有许多议题要相互讨论,但不愿意走出我们自己的舒适区,去为了政策圈的改变而明确地表达和游说。我们是否已有主流思想之外的替代方案? 我们是否能够为一个研究学术领域提供可信性,并为引导我们极度渴求的经济转型而给出所急需的指引?
本书对生态经济学这一未完成旅程提供了路线图。作者们并不害怕去扔掉那些不再有用的其他路线图,在消费者选择和公民责任做出区分,警告那些仅仅重视被标价之物的经济模型,并寻求人类与地球上其他一切生物之间的正当关系。生态经济学家必须回归,去讲述关于经济的真相。我们必须坚持基于生物物理现实的经济学原则。同样,我们应当跟上行为科学在更广泛社会科学革命上所产生的主要影响。这样,我们才可能挑战其地位本身,而不是上一秒还在抱怨它,下一秒就去为它服务。我们生活于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时代,有责任去讲述真理,以我们的经济决定的生态现实来教育这一代人,并动用科学知识的优势地位来创造不同。20 年前,在赫尔曼·戴利的文章中,我发现了我的灵感。你也许将会在本书中获得你的灵感,并加入我们,步入生态经济学这一未完成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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