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是李零创制的写作方式，即借由细读一部书，用笔记体散论学术和思想问题，展开个人思考。表述干脆直接、灵动轻盈，阅读体验佳。
这部《考古笔记》由三卷极具分量的读书笔记构成，是李零20202022年疫情期间大量阅读考古学类书籍后的输出，也是继2019年出版的《波斯笔记》后又一部笔记体新作。
作者既在社科院考古所工作过七年，对考古学有真切的体验，又在北大中文系以一位旁观者的角度持续不断地关注考古学的动态，可谓入乎其内、出乎其外。这部围绕考古学的读书笔记，则汇集了作者新近的所思所想，其中涉及的书均逐章记述，并写下案语评点，其细致、精妙程度令人叹服，从中也可一窥李零的读书与治学之道。
全书三卷即上、中、下三篇。上篇《考古研究大历史》核心是历史与考古的关系问题，不仅对中外考古学史分而论之，且对考古考古学考古学家这几个加字迭进的词做了专章解说。
中篇《我身边的考古学史》谈中国考古家夏鼐、苏秉琦、张光直，以及俞伟超、张忠培两位承前启后的重要学者，记述了这几位考古学大家的学术渊源、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变迁与其间的思想分野，以及作者对考古学前辈的追念与对考古学的思考，同时对业内人际关系、往事纠葛亦有温和委婉的叙述。
下篇《魂断蓝山》集中于颇具争议与悬念的澳裔英籍考古学家柴尔德一人，以五部各有短长的柴尔德传记互相对照，试图完整解读柴尔德的方方面面。柴尔德在学术上的重要性，在一战、二战、冷战中的独特经历与历史宿命，令作者与之宛如隔代知己，心有戚戚焉。
这部《考古笔记》可以视为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中国考古学史的开先河之作，也包含了作者对20世纪的反思，通过讨论考古学学科和考古学史、讨论柴尔德个人的学术和生平，富有深意地触及了20世纪历史的核心问题。
文风一以贯之地平实晓畅、易读，流露着作者浓浓的考古学情结。读后能够对中国百年考古学进路，特别是1949年之后的考古学状况，形成大致明晰的了解。对于考古学门外的读者，读此书亦可被作者的情绪感染，调动起继续深入探究的兴趣。
自序（注释从略）
考古学是一门年轻的学问，但它研究的却是遥远的过去，时历千古，纵横万里。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用在它的身上最合适。
20世纪离我们最近。研究考古学史，这段最重要。柴尔德（Vere Gordon Childe）是近百年来世界最伟大的考古学家。他的名山之作诞生于1920年代。我国的考古学也是从1920年代才开始起步。这一百年来的考古学史，既投放其光芒于万古长夜，又折射出当代历史的每一步，因为它毕竟是当代人做出和写出的历史。
这段历史值得回味。
我不是考古学家，只是考古学的读者一位旁观者。
这本小书是我的读书笔记。我理解，考古学是一门研究人类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大学问。这门学问跟所有人有关，每个读者都应该关心。而考古学家呢，他们也有责任把其中的道理说清楚，讲明白向所有人，而不只是学者。
我不相信，考古学是与世隔绝象牙塔中的学问，高深到无人问津，只能用学术黑话交谈的地步。考古学的老家好像没有这种说法。
我记得，从前批判成名成家思想，提倡献身革命工作，干考古的人是叫考古工作者，很少有人自称什么家，就算有考古学家
这么个头衔吧，也就仨俩人配叫。我在社科院考古所工作那阵儿，年轻人都是小媳妇，我没听说过什么青年考古学家。如今，考古学家突然多起来，好像干考古的谁都可以戴这顶帽子。我琢磨，今之考古学家，大概只是泛称的archaeologist，俗称考古人。如前两年上洛阳，史家珍（时任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请我喝他特意定制的一种白酒，就叫考古人酒。干考古的喜欢抽烟喝酒，但抽烟喝酒的不一定都是考古学家。所谓人也者，-ist之谓也。
现如今，这种叫法很流行，如用天文望远镜放眼宇宙看星星的人叫天文人，跋山涉水满地找矿的人叫地质人，这种什么什么人，无非是说，你在什么单位干什么事，靠什么养家糊口，即从事某种职业的人。考古人，有点像过去的考古工作者，低调，平等，一视同仁，大家都是人，我喜欢，但有些叫法容易造成误会，比如植物人动物人。
前两年，许宏在北大文研院驻访，搞了很多活动，每次都拉我参加。我在楼上开了门阅读课，读《剑桥中国上古史》，每次他都来参加。罗森和夏含夷也参加过我的课。
有一次，许宏搞活动，他在台上问台下，李零是考古学家吗？我不知道他想问什么。活动结束，到勺园吃饭，饭桌上，王占奎问我，你怎么不回答？我说，没必要回答。因为我早就不干考古，也离开了考古单位，1985年以来，我一直在北大中文系。虽然我没有学过中文系的各种课程，我是以古文字的名义调入。
后来呢，许宏自问自答，他说我也是，也不是。我猜，大概他是想起我在考古所学过考古也干过考古，也是是过去时，也不是是现在时。
其实，我早就说过，不止一次说过，我不是考古学家，只是考古学的读者，见拙作《说考古围城》（1996年）、《一个考古读者的希望新世纪中国考古学传播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2003年）、《考古：与谁共享读〈赫章可乐二○○○年发掘报告〉》和《第一推动力怀念俞伟超老师》（2009年）。在我心里，单位只是个挣钱吃饭的地方。我从不认为，我端谁家的饭碗，就必须从一而终。我说，我是学术乞丐，吃百家饭长大，我就是我，我才不在乎我算哪行哪业哪门子家。
孔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为己是为自己求知，不是为了出人头地，满足学术界的认可或读者、粉丝的追捧。
人都是先当学生，后当老师；先当读者，后当作者。而且就是当了老师，当了作者，也还要学，还要读，一辈子当这个都不寒碜。
我常说，我当作者，我是第一读者，我当老师，我是第一学生。我喜欢写书，但更喜欢读书。我说，我怕讲课，自己都没学好，何以教人。我是拿我的书，拿我的文章，当读书笔记和备课笔记来写，把求知当第一位。我的书很多都来自课堂。说是教学生，其实也是教自己。
陈胜前写过一本书，叫《学习考古》。他说，他之所以写这本书，原因之一是我一直都是学生，甚至当了许多年教师之后，还是像学生。这样的话，我爱听。过去我是学考古的学生，现在也是，过去我是考古学的读者，现在也是，这就够了。
考古学是门基础学科，特别是对广义历史学而言。所谓基础学科，就是给很多学科提供精神食粮。农民种地，是给全社会吃，不光给自个儿吃。
许行，中国古代的重农主义者，崇拜神农，喜欢种地。种地重要，谁都得吃饭，这个道理没错。但他认为，天下人全都种地，这个世界就变好了，其他都是多余，这就过了。孟子跟许行的学生陈相说，你这个老师，他头上的帽、身上的衣、煮饭的锅、耕田的犁，总不是种出来的吧（《孟子·滕文公上》）。
我在考古所时，经常听到一种说法，咱们搞考古的跟搞历史的就是不一样，文献，我们也会玩，考古，他们完全不懂。我离开谁都行，谁离开我都不行。
离开考古所，我串过很多行。我发现，别的行当也有类似讲法，而且越是垫底的学科越爱这么讲。比如搞历史的吧，有人相信，历史学就是史料学，他们说，史料我最熟，历史我最牛。但搞文献的说，你说的史料是啥东西，还不就是古书，你不懂版本、目录、校勘，搞什么历史。搞文字的就更牛了，他们说，古书还不都是由字写成，你不懂古文字，什么都是瞎掰。
这些老子天下第一，都是蔽于一曲之学。《荀子》有《解蔽》篇，值得一读。我串过很多行，见得多了，听得多了，互相比一比，其蔽自见。我理解，学术乃天下公器，是为全社会、全人类提供精神食粮。老王卖瓜，自卖自夸，瓜再好，总要卖给大家吃吧？否则夸什么夸。好瓜，没用过农药，自产自销，全都留给自个儿吃，你也吃不完呀。
行里人讲行外人，现在有个说法，叫吃瓜群众。吃瓜群众有什么不好？我作为读者，不懂才学，不懂才问，学问不就是打这儿开始的吗？更何况，我是吃水不忘打井人吃瓜不忘种瓜人。我总是跟别人讲，考古如何如何重要，总是向各种年龄各种身份的考古工作者请教，总是把考古资料当我的研究基础，感谢他们的辛勤奉献。很多行里人都是我的好朋友，他们并不拿我当外人。
瓜，种出来就是给人吃的，只要正道上来的，没偷没抢，谁都可以吃。瓜好不好，只有吃完了才知道。种瓜，没人吃，是最大的不幸。
读书是对写书人的尊重，正如吃瓜是对种瓜人的尊重。
2021年5月10日写于北京蓝旗营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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