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之泉_[爱尔兰]梅芙?布伦南_9787532793181

本书共收录21个短篇，以都柏林某条小街几户中产阶级家庭的生活为轨迹，描摹了极具爱尔兰风情的世俗场景及家庭关系，时而互文，互为补缺。作者以最汹涌的压抑和最无声的激情借此串联起一个顺从，但野马也无法从她的体内拽出任何东西来的女人一生的故事。这些闪烁着作者童年影子，甚至暗合了其父母生平的故事篇篇充满奇迹；她深入夫妻之间每一个隐秘的角落，解剖情感的浮尘，将秘密逼出隐身之地，而一些最感人的故事却奇妙得几乎完全无事发生。其意象之深远，平淡如水却又残酷尖刻到能修剪篱笆的文字，用《纽约时报书评》的话来说，足以使布伦南回归她缺席已久的虚构小说的世界级宴席上来。

安妮恩莱特

梅芙布伦南不必非得是女人，才会让她的作品被遗忘，尽管这点肯定有关系。她不必非得变成流落街头的女人，才会让她的作品被复兴，尽管这点可能也有关系。关于她精神状况变糟的故事让任何跟文字打交道的人都感到害怕，大家在她干净尖刻的句子里搜寻她之后发疯的蛛丝马迹，然后又转而审视他们自己。
对新生代的爱尔兰女性作家而言，布伦南是尚未胜利的昔日斗争的伤亡人员。她的文字能很好地支撑她被复兴的名声，尤其是那些关于爱尔兰的故事。这些故事极具现代感，就是乔伊斯的《都柏林人》的那种现代感。这部分是因为克制。贝内迪克特凯利，沃尔特麦肯，可能就连玛丽拉文，在《纽约客》的页面上都冒着一眼就被看出是爱尔兰人的风险，换句话说就是文字抒情或亲切。弗兰克奥康纳是这伙人中最讨巧，也最成功的那个。布伦南的文字则始终精准、坚硬：跃然纸上的是某种既美妙又让人难以承受的东西。
尽管缺乏表面的妩媚，布伦南其实是非常爱尔兰的。她的母亲乌娜和丈夫鲍勃一起参加了一九一六年复活节起义，鲍勃因此被捕入狱。起义过后三十七周，梅芙出生了你或许可以说，在爱尔兰自由邦创立的同一时期，她母亲怀上了她，她是一个真正的复活节起义者的女儿。几年后，鲍伯布伦南离开他年轻的家庭，参加了爱尔兰独立战争和爱尔兰内战。他东躲西藏，流亡好几个月，梅芙幼时的家几度被持枪男人们突袭搜查。爱尔兰自由邦成立后，他为埃蒙德瓦莱拉创办了《爱尔兰新闻报》，梅芙十七岁时，她的父亲作为爱尔兰驻美国首位使节，被派往华盛顿。布伦南夫妇在韦克斯福德的盖尔语联盟结缘相爱时，他们不可能预见这样的一个非凡未来，但他俩都看到了某种远大的理想。他们的三个女儿的名字都取自爱尔兰古代女王：伊玛、迪尔德丽和梅芙。
她是一位盖尔公主。栗色的头发，绿色的眼眸。一个小精灵，一个被仙女调包的孩子，大家都欣赏她的敏锐才智。对布伦南的描述很难不涉及到她的爱尔兰血统。一九四一年，她搬去纽约，在《时尚芭莎》找到一份工作，当她的家人返回爱尔兰时，她则留在了美国；成了一位定居的旅人。已经离群索居的她，从一个租屋搬去另一个租屋，极少拥有一个归她独用的厨房。然而，她似乎对爱尔兰或家庭生活有所思念。她的传记作家安吉拉伯克写道：在她的成年生活中，梅芙对喝茶和直接加热的明火执著到了堪称怪癖的程度。
一九四九年，三十二岁的她在《纽约客》找到一份工作，威廉麦克斯威尔为她修改文章，并成为她的挚友。在她身边，他写道，能看到风尚被彻底革新。布伦南是一名美丽的未婚女子，置身于一个满是男人的昏暗办公室里。她在衣服翻领上别着鲜花，喷着俄罗斯皮革，一款香奈儿为敢于在公共场合抽烟的女子设计的香水。她总是在工作，产出却很少，吃煮鸡蛋控制体重。
到一九五零年代早期，关于她的爱尔兰特质的描述从捉摸不定变成了令人望而生畏。她的措辞尖刻到能修剪篱笆，她讲话像码头工人一样，她当众说操，还在第三大道上的科斯特洛酒吧喝酒。有一次，她坐在卡座上却没人接受她的点单，于是她拿起一只颇有分量的、装满糖的糖罐，把它扔到地上。她很不明智地嫁给了《纽约客》的同事圣克莱尔马克威，同为酒鬼同是疯子，确实他娶到是一个爱尔兰处女新娘。当时布伦南三十六岁。一位友人说，他们像两个外出进行一场危险散步的孩子：俩人都是如此危险，却又是如此迷人。
值得一提是当时没有任何一个爱尔兰中产阶级女性会进入一家都柏林酒吧。爱尔兰的饮酒文化，虽然以其所有的极大乐趣而闻名，却是深深地与羞耻绑定在一起的。梅芙的渴望是源于一种绝妙的社会不确定性，也是源于一种极度的需求。正如她死后出版的书籍编辑克里斯托弗卡德夫所言，她的作品显示出一种渴望的怨恨，一种渴望的怀旧和一种对爱的渴求。

布伦南作为一名小说家的进程远不是稳定的。她撰写一个关于城市见闻的专栏，名为冗长女士，还有语调悲伤明快，非常符合《纽约客》一贯文风的短篇回忆录。她最初发表的小说略带讽刺，均以美国为背景。这些故事发表在一九五二年和一九五六年之间，此后是一段时间的沉寂。让她声名再起的那些爱尔兰的故事，直到一九五九年她母亲去世一年后，她自己的婚姻也开始瓦解时才开始出现。第二波更有前途的小说出现在一九六四年她父亲去世后。
这些故事是关于两对夫妻，巴戈特夫妇和德顿夫妇，他们都住在布伦南长大的雷纳拉。巴戈特夫妇比德顿夫妇更快乐一点，但要区分回忆录和小说，一对夫妇和另一对夫妇，可能很难他们都那么孤独，活动的范围都那么小。他们全都可互换地生活在切瑞菲尔德大道48号，布伦南童年时的家，他们登上同一道小楼梯，望着外面同样的金链花树。这些故事是痛苦的收复行为。布伦南围绕这些人生活中的一些小事施展笔墨。一个新沙发送到家，令人兴奋。一个卖苹果的男人敲门。人们结婚，在公园散步，上班，死去。客人来访、沮丧失望、无止尽的小残酷行为尤其是德顿夫妇之间，他俩唯一的儿子成了神父，让他的母亲饱受丧亲之痛。一些最感人的故事几乎完全无事发生。一个男人走进他死去妻子的卧室，在那里什么都没找到。一个女人在她孩子房间的墙上看到她自己的影子，感到安慰。
在一九五零年代，《纽约客》刊登文章都它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作者即便有署名，也是在文章的最后。这给遣词造句和句子发生的顺序施加了一种绝妙的压力。精确和实质细节被高度重视；揭示来得缓慢且低调。这种文风某种程度上可能强化了布伦南从一开始就采用的感觉。麦克斯威尔说，布伦南的一些短篇自始至终都很轻很淡。然而，它们肯定是精心写成的故事，洋溢着家的安全和温馨。
这是一句褒奖，但德顿夫妇的故事里极少有安适，可以说他们相互极其厌恶，无论壁炉有多温暖，无论喝多少杯茶，都没有用。
一九六九年，一本由冗长女士专栏文章集结而成的书出版，约翰厄普代克在《大西洋月刊》上写了书评。时年五十二岁的布伦南，既不是年轻时那个无懈可击的风格女王，也不是老年时的那个疯婆子。她是一个姿色渐衰的传说中的爱尔兰美女，依然顶着一头夺目的红发，且极度精灵古怪，大概是在同场吃饭喝酒的作家威廉麦克弗森说。那一年，还有一本短篇小说集被发表，书名是稍微有点异想天开的《进出永无岛》。这本书反响不错，但没有抵达大西洋的另一边，也没出过简装版。用出版界的话来说，这是一段已经结束的职业生涯的一个有希望的开始。
在《纽约时报》对这本短篇小说集的书评中，安妮奥尼尔-巴纳写到把爱尔兰作家区分开来是多么困难：兴笔提及的都柏林街道名字……或是乡村、郡名、城镇名，以及它们汹涌的压抑和激情……这可能是任何一位《纽约客》爱尔兰作家的产物。像这样被混为一谈一定令人窒息，尤其是对布伦南而言，她是一个执著于事物特性的人。
她是一位都柏林作家，布伦南的文字里不存在任何流动的乡村韵律。而且，她对打着爱尔兰的名号在海外兜售沼泽和雷声之类的描写感到很不耐烦。爱尔兰的口述传统有其表演性的一面，可能会让一位作家笔下的人物变得有个性，但布伦南的人物极少有什么个性可言。就连意见一词都会让她焦虑。
布伦南被那些认识她的人形容为时尚的或有爱尔兰风情的，他们似乎知道这些词语是什么意思，但她也被形容为沉默或健谈，很难调和这两点。或许她是像她的母亲。当1957年梅芙把她的丈夫领回家时，饱受健康问题困扰的乌娜像是变了一个人：她不是那个大家经常面对的苍白、耐心、饱受病痛折磨的驯服妇人，马克威见到的是一个身体不适的小个老太，像一只发出嘶嘶威胁声的猫，大笑起来像一个恶魔，从早到晚喋喋不休地讲着冗长的故事……马克威说，没有一个（故事）对任何人有一句好话。

你还可能感兴趣

我要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