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国：日本的悲剧_[日]和辻哲郎/著郎洁/译_9787540794651

《锁国》全书分前后两篇，前篇以欧洲人为寻找新大陆而开辟的东西两条新航路为线，阐述了世界性视野在大航海时代逐步形成的过程。后篇以近代初期的日本为考察对象，阐述了在世界性视野形成的历史背景下日本却逐步走上锁国之路的过程。《锁国》是一本历史考察之作，亦是作者对民族精神的反思之作，作者通过史实钩沉，力陈锁国之弊，笔锋直指日本民族缺乏科学精神这一民族精神缺陷，在出版当时引起很大的反响。本书获得1951年读卖文学奖。

本书是对近代初期的世界局势下日本的状况、处境的一个考察。作者选择了“锁国”一词作为最能反映这一处境的特征的词语，此“锁国”指的是“锁国之行动”，而非“被锁之国的状态”。后者是前者的结果的一个呈现，也包含了在考察我国当前的形势时值得参考的许多问题，但后者需要另文阐述。构成本书内容的各个事项已分别得到各自领域的专家阐明，笔者并没有任何新的发现，但是如本书一般将这众多的事项关联起来并对之作一个统一的概览，或许是一种新的尝试。笔者在对日本伦理思想史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深刻认识到对历史作这样一个概览的必要性，并不断地寻找这样的著述，却一无所获。正好，在战时，笔者在东京大学文学部自己的研究室中组织建立了从原点出发对“近代”重新进行思考的研究会，与十位同仁一起分工对西洋与东洋进行了多方考察，在此期间，笔者有了一个大致的推论。在这个过程中，西洋部分从山中谦二教授、金子武藏教授、矢岛羊吉教授，日本部分从古川哲史教授、笕泰彦教授，日本天主教部分从胜部真长教授处获益颇多。上述的各位同僚身处大空袭之下的东京，或家宅烧毁，或忍饥挨饿，但仍共力使此探索之明灯微光不绝，在此我要向他们表示深深的感谢。本书的前篇的资料笔者所使用的不过是哈克卢特学会（Hakluyt Society）的丛书之类，但是研究领域不同的笔者喜欢上这套丛书，也算是机缘巧合。想来大概是昭和十一、十二年的时候吧，丸善书店前来推销阿科斯塔的《西印度自然与道德史》（The Natural and Moral History of the Indies），是爱德华·格里姆斯顿（Edward Grimston）的英译本，出版于一六〇四年。当时的市场价大概是一百日元左右吧。但是对于一年图书费只有三百日元的研究室来说，买这一书籍需要慎之又慎。而且笔者当时对阿科斯塔一无所知，自然也无从判断此书的价值。于是笔者先试着把该书大致上看了一下。结果，可能是因为不抱任何期待的原因吧，这次阅读是一次近乎让人震惊的体验。不过，之后为了购买此书，让人对该书做了调查以避免重复购买，结果发现图书馆中早已配备此书的英译本。那是一套哈克卢特丛书的复刻本，由此，笔者始知哈克卢特丛书的存在。在第一期出版的一百册中我已经发现了许多颇有意思之处。图书馆中所藏的是大正年间的大地震后英国所捐赠之物，故一百册中只有四十四五册，但这些都是近代初期的航海家、探险家们的记录，因阿科斯塔的书而产生了兴趣的笔者不时会翻阅一下这些记录。后篇的资料中所使用的主要是村上直次郎博士所翻译的耶稣会会士的相关书简。《耶稣会年报》第一册（“长崎丛书”第二卷，大正十五年）、《耶稣会士日本通信》上下两卷（“异国丛书”，昭和二、三年）、《耶稣会士日本通信丰后篇》上下两卷（“续异国丛书”，昭和十一年）、《耶稣会日本年报》第一辑（昭和十八年）、第二辑（昭和十九年）等，已经出版的刊物已达七卷。与前文提到的哈克卢特的丛书的英译本相当，这部分有村上博士的日译本。对于不懂葡萄牙语与西班牙语的笔者来说，这是唯一可以接近原材料的手段。除此之外，也用到了笔者的友人 —— 已故的太田正雄君根据意大利语的译本转译的弗洛伊斯的年报（《日本吉利支丹史钞》所辑）。为了某种程度上弥补不能直接接触原始资料的遗憾，笔者对照上文提到的传教士们的书简，阅读了诸家学者对日本天主教史的研究成果由此对天主教史研究者的研究方法有了多方面的了解。在这些研究书籍中，笔者从海老泽有道先生的《切支丹史的研究》（昭和十七年）及《切支丹典籍丛考》（昭和十八年）中获益尤多。笔者在前篇与后篇中所阐述的各个事项皆担不起“研究”二字，但是通过将这些事项相互关联来概括地观察其所具的整体性意义，这对笔者来说是一个相当困难的工程。若能通过这一工作使日本天主教史的诸事象以及战国时代乃至安土桃山时代日本人的精神状况得到定位，那么在一定程度上能帮助我们反省日本人以及日本文化的命运吧。昭和二十五年二月十一日笔者

太平洋战争失败后，日本民族颜面扫地。当此之际，强调日本民族的劣根性实非笔者所欲。人无完人，再优秀的人也有其缺点和弱点。当人们用空泛之言来夸示日本民族的优越性之时，是最需要指出其缺点的时候，而现在，反而应该是引导人们冷静地认识日本民族的优秀的一面，给处于逆境中的这个民族一些鼓励的时候。但是，人们在不得不认清自己的缺点或弱点时，不应一骂了之，而应试着对缺点和弱点进行深刻的反省，准确把握自己的不足之处，这也是克服缺点必须要做的工作。日本民族的这个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少科学的精神。一群轻视合理的思考、思想狭隘、狂热盲信的人将日本民族带入了现在的悲惨境地。但是，这样的事情之所以能发生，其背后的深层原因正是只相信直观的事实而不重视通过推理能力来理解事物的民族性。我们这个民族有这样的习惯：即使是已通过推理力被确认了的事理，也会觉得若非亲身体会就无法理解。这种恶习正是最可悲的狂热信仰蔓延的温床，各种各样的缺点亦由此滋生。　然而这一缺点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近代初期新科学兴起，欧美人用了三百年的岁月将此科学的精神渗透到生活的各个角落；然而日本民族呢，新科学兴起不久即封锁国门，之后的二百五十年间以国家的权力抑制这一近代精神所产生的影响,两者之间有着非常大的差异。而这二百五十年间的科学的发展在世界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因此不得不说两者间的这一差异就更为深刻了。这不是靠急剧引进科技发展的成果就能勉强填补的。因此，甚至会出现这样一种奇怪的现象：最新的科学成果的利用者同时也是最可悲的狂热的信徒。这样看来，认清这一缺点，充分理解何为锁国，是很必要的。这是一个历史学的问题，但是历史学家没有为我们释疑解惑，他们正致力于研究锁国期间日本创造的举世罕见的封闭性文化。这一时期为我们留下了各种美丽的、非凡的、独一无二充满个性的东西，对之进行研究的确是很有意义的工作，但我们也必须清楚，得到这些东西的代价是：我们失去的东西不计其数。本文将就锁国这一历史问题进行论述。但是，在切入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先对近代开始之前，也就是锁国之举成为问题之前的世界历史形势做一个概述。锁国成为问题，是因为世界性交通的开启,世界一体化的趋势已经初现端倪。而锁国则是对世界一体化趋势的一种抗拒的态度。锁国成为问题以前的时代，世界分为好多个（互相孤立的）世界，欧洲的世界在其中并非特别先进。但是因为近代的思想运动始于欧洲，本文就先从那儿开始吧。罗马帝国统一环地中海诸地方政权成为当时的欧洲人眼中的世界帝国之时，这些地方的所有的古代史亦汇总于此。这不管是在地理意义上还是在历史意义上都意味着东方与西方的交融。在罗马这个普遍的世界中，形成了普遍的政治、法律、文艺与宗教。这一普遍性中不包括印度的世界和中国的世界，因此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普遍性，但是罗马对罗马人来说是包括东方和西方的世界，对于生活在其中的各个民族来说，无疑是有普遍性的。而由此把握的普遍性理念，对其后的分裂的民族国家与对立的世界总是有着指向人伦精神的更高阶段的作用。　这个普遍世界的崩溃由两个原因引起。一个是日耳曼人的入侵，另一个原因是阿拉伯人的征服运动。 …… 一六一三年，荷兰人雇佣了木匠、铁匠、泥水匠、水手、士兵等六十八个日本人前往爪哇的巴达维亚，据说之后也多次带着日本的移民前去，以至于幕府于一六二一年为此下了禁止令。当时东印度公司的雇员中有七十个或五十个日本人，还有一百几十个日本人是自由市民。而据说摩鹿加群岛上，一六二〇年有二十人，而一六二三年在安波那岛上有六十三个日本人。还有少数人去了其他的南洋诸岛以及印度洋。但是对这些走向海外的日本人，日本作为祖国不仅几乎没有任何的支援，反而极力压制，终于在一六三六年，完全切断了海外与本国之交流，因此这之后日本人町渐渐衰退，海外居留者逐渐消失。因此可以断言，不是当时的日本人没有对外面世界的欲望，而是为政者为了国内的理由而将之扼杀了。也就是说，日本缺少的是航海家恩里克王子，或者说，是恩里克王子的精神。恐怕只此一点。其他所欠缺的并不多。从庆长至元禄的一个世纪，也就是我国的十七世纪，文化的各个方面呈现出了创造性的活力。这一活力绝非微弱之物，它足以让人想象，如果能将当时的欧洲文化带到日本人的视野内并发挥其作用的话，一定能给我们留下即使放到现在也令人为之折服的文化。学者中江藤树、熊泽蕃山、伊藤仁斋，文艺家西鹤、芭蕉、近松，画家光琳、师宣，舞台艺术家竹本义太夫、初代团十郎，数学家关孝和等，只是列举他们的名字，就能对当时的盛况窥得一斑。并不是文化上没有活力，只是无限追求与扩大视野的精神还沉睡不起罢了。或者也可以说，在觉醒的过程中突然就被人扼杀了，精神意义上的冒险心因此萎缩。因为害怕基督教而关起国门，正是因为这种冒险心的欠缺与精神上的怯懦。不管当时的日本人的基督教化如何发展，日本也决不可能像墨西哥与秘鲁一样被征服的。以基督教化为征服的手段的意思是指通过基督教化来分裂国家，然后乘隙而入。而日本国内则在天主教进入之前早已是四分五裂，何止是“隙”，在葡萄牙人面前的可以说是门户洞开了。如果可以征服的话，葡萄牙人也不会放过这一机会的。当然，基督教化继续发展的话，以丰臣秀吉与德川家康那样的思想也许就不可能实现全国统一了。但是即使有某地的天主教大名实现了国内的统一，也无法想象他会因为自己是天主教徒而放弃日本的主权臣服于西班牙国王。即使给西班牙国王的书信中有类似的话，也无法将之作为证据。因为就书信的写法而言，对并非自己仰事的君主的人，也会很自然地称之为“君”，并称自己为忠实的仆人，这与政治上的关系无关。日本人为欧洲文明所吸引而摄入了基督教文化，这是当时的日本人唯一显示的扩大视野的行动。这之后对天主教的迫害只是使得日本人的狂热的一面暴露在了世人面前，但是这不是全部。在当时的欧洲狂热的倾向也是非常突出的，而我国的一向一揆也非常明显地呈现出这一特点。但是在这一时代的特性中顽强地萌生出的对合理的思考的要求，才是对近代的大规模运动起指导性作用的根本力量。在我国，破坏传统的气魄可以与欧洲的自由思想家们的气魄相媲美，因此，即使大部分日本人基督教化的局面成为了现实，欣然接受被教会烧死的布鲁诺的思想和受到宗教审判的伽利略的学说的日本人的人数，当比欧洲的更多吧。若能这样，那么，如林罗山[ 译者注：林罗山（1583-1657），名信胜，字子信，号罗山，是江户时代初期著名的儒学家，曾担任德川家康、德川秀忠、德川家光、德川家纲的侍讲。和辻哲郎认为林罗山反对大地球形说、轻视科学、以古代中国为理想等思想助长了日本人的保守锁国的思想。]一样顽固不化的学者们的思想就不会被当做时代的指导思想，而取而代之的至少是重视弗朗西斯?培根、格劳秀斯等人的学说的学者们的思想，它们将引导日本人创造新的事物。日本人完全有能力承担这样的使命。　　耶稣会的传教士们指出，日本的佛教的各个教派之间的对立斗争削弱了佛教对基督教的防御能力。而不久日本的基督教传教事业也经历了同样的命运。从丰臣秀吉驱逐传教士时起，旧教诸派之间的对立斗争就非常明显，不久又出现了信仰新教的荷兰人、脱离了罗马教会的英国人。基督教的思想被不加限制地吸收，它们也只是统一成为一个运动，被用作侵略日本的手段这样的事情，是怎么也不可能发生的。对这一情况只要能略为冷静地加以观察就能明白，但连这也做不到是因为为政者在精神上的怯懦吧。只是因为这一缺点，在培根、笛卡尔之后的两百年里，或者说是从英国的清教徒们渡海来到新大陆开始经营小小的殖民地，到不断往西开拓那片广袤的大陆直到到达太平洋边的这段时期，日本人都被隔绝在近代化的进程之外。其影响波及国民的性格与文化的方方面面。这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不能一概而论。但其负面影响，开国后用了八十年的时间依然没能轻松将其克服，而其正面的影响也因为长期的孤立而产生了明显的特殊性，因此在新时代中看似失去了创造力。而现在的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份决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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