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流——1949年之前安阳之外的中国考古学传统_徐坚著_9787030334695

一般认为，1949年之后的中国考古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1928年开始的安阳发掘基础之上的。但是，过度夸大安阳传统很可能会忽视安阳之外的发掘、史语所以外的学人、有计划的科学发掘之外的意外发现、田野调查和发掘之外的理论和方法的输入和阐发等，而这些都是1949年之后中国考古学基础知识、田野方法和阐释理论的重要来源。由于这些发现、技术和理论长期以来都未得到重视，《暗流：1949年之前安阳之外的中国考古学传统》将其命名为中国考古学的“暗流”传统，予以阐发。
1949年之前的中国考古学呈现为多来源、多环节和多线索的多元景象。即使在安阳，也存在中央与地方、科学发掘与寻宝盗掘、本国与他国在发现、保管和阐释上的冲突与斗争。史语所在安阳之外尚有数量不多但意义重大的调查和发掘。史语所之外还有为数不多的考古学研究机构，尝试在不同地区进行考古发掘甚至发展不同类型的考古学。传统上的四裔地区在建构乡土历史的过程中可能衍生出具有乡土史倾向的考古学。具有人类学和民族学倾向的考古学也暗伏于特定的研究主题中。非科学发掘和古物流通既往被贬抑为缺乏科学价值，甚至是具有政治不正确性的活动，但不乏资料和方法价值。此外，1949年之前的中国考古学也有少数得到不同学术传统共同关注的课题。最后，西方考古学史、类型和发掘方法如何被译介到中国，如何与中国实践相结合也值得讨论。《暗流：1949年之前安阳之外的中国考古学传统》是中国考古学史研究上揭示1949年之前的多元全景的首次尝试。
《暗流：1949年之前安阳之外的中国考古学传统》将反思考古学史的视角和写作问题。考古学史的写作不应止步于按照年代关系排列考古发现、研究著述和学人交往，而应该展示田野方法和阐释理论上范式的形成和转型。《暗流：1949年之前安阳之外的中国考古学传统》提出了特殊的考古学“回访”和“深描”的作业方式，通过在晚近更丰富、更系统的科学发掘资料中和更多维向度的学术史情境中重新厘定1949年之前的考古学发现和阐释，建构出可信的安阳之外的中国考古学传统。

更多科学出版社服务，请扫码获取。

第一章
平行的安阳：以《邺中片羽》和《河南安阳遗宝》为例
　　1949年之前，史语所也不是安阳考古的全部。从遗物的发现和流传角度看，安阳在史语所的科学发掘之外存在着更为多元的面相。史语所在安阳的考古发掘不仅一波三折，更是戛然而止。虽然中研院拥有国家最高学术机构的身份，而且史语所考古组几乎是战前中国唯一一支拥有足够多的职业田野考古学力量的发掘团队，但是，即使在中国国内发掘，其经历既不顺利，也不连贯。既往言及安阳发掘时，对于史语所之外的安阳传统常常以非科学的、扰乱性活动一言以蔽之，史语所之外也不存在一个统一的线索，而是多种情境下，不同的学术或者非学术活动的集合。1949年之前的安阳见证了多种政治势力冲突和妥协。中央与地方，中国学人与外国学人，合法发掘与非法盗掘之间的矛盾和冲突都集中体现在这个遗址上。在1928年史语所将安阳作为最初的考古发掘地点之前，安阳甲骨在古董市场上已经广为人知，非法盗掘和古董市场的流通已经相当完善，京津一带古董市场在开封甚至小屯都有驻点联络。1928年，史语所在安阳的发掘虽然否定了安阳已被古董商和当地农民盗掘殆尽的质疑，但也说明安阳的盗掘是起始更早、与安阳发掘并行不悖的另一条线索。官方正式发掘并没有阻止盗掘，盗掘长期以来与考古发掘平分秋色，田野考古学人对诸多地点的发掘甚至是对盗掘的补救。虽然中研院采用和地方政府联合组队进行发掘的方法，但是中央和地方之争并未消弭。河南本土人士既基于保护乡土文化意识，又因其他方面的考虑，尤其是河南本地博物馆的出现和成长的现实之需，以及文物在地保护倾向等，而抵制了史语所的安阳发掘。这种矛盾最终导致史语所在安阳发掘的短暂中止，代之以河南本土考古力量。抗战之前，伯希和（PaulPelliot，1878～1945）、顾立雅（HerrleeCreel，1905～1994）、韩思复（HowardHansford，1900～1973）、卡尔伯克（OrvarKarlbeck，1879～1967）、梅原末治（1893～1983）、水野清一（1905～1971）等多位外国学人都观摩过安阳的发掘，但是没有任何外国考古学家曾经加入到安阳的发掘之中。日据时期，日本学人在此进行了短暂的发掘，但是政治非法性使其长期以来被有意识地遮蔽了。因此，安阳在史语所之外存在着多元化线索；各条线索之间没有先后关系，甚至可能在同一个时期内并存于安阳，尤其是非法盗掘与合法发掘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平行关系。如果将这些线索都排除在历史追溯之外，仅仅保留史语所的安阳发掘这一纯粹的线索，至少是片面或者误导的。史语所之外的安阳传统对于中国考古学而言，理论和方法上确无建树，但是在资料上却意义重大。其材料价值表现为三条交织而矛盾的线索：首先，独特甚至罕见的非田野发掘的实物资料将极大地丰富安阳遗物的内涵。所有考古学遗物都具有历史特定性，考古发掘过程也具有不可复制性，因此，暗流传统所见安阳遗物不一定会重复出现于安阳或者其他晚商遗址的发掘中，独特性构成暗流传统形成的实物资料不可忽视的原因。其次，由于暗流传统的安阳遗物大多见诸古董市场，其组成迥异于田野发掘所得的实物资料。市场价值判断使此类器物在精致程度和罕见程度上可能超出大部分田野发掘的遗物，代表了晚商文化中非同寻常的侧面。最后，对暗流传统揭示的“安阳遗物”的来源和刊布过程的情境分析提醒我们警惕因商业利益而混入“安阳遗物”的非安阳器物成分。在安阳古物成为古董市场上极受欢迎的器类之后，其他地点的器物可能冒称“安阳”。缺失了埋藏情境的“独特性”器物构成双刃剑，一方面可能填补田野发掘遗留的空白，另一方面也可能误导而形成幻象。

本章将以与史语所的安阳发掘平行的几条线索为题，确立多元的安阳，并厘定各条线索对认知安阳的价值，在历次安阳田野发现的背景下，重新评估不同来源的“安阳”遗物，丰富安阳的物质内涵的同时梳清对安阳的误解。
1.1　安阳的多个面相
史语所之外的安阳考古活动至少包括三个部分：即与中央学术机构相抗衡的地方学术力量的考古发掘；与学术研究相抗衡的私掘和流通等非学术活动；以及由于战争原因造成史语所撤离安阳之后，日本机构和学人在安阳的发掘。
在地博物馆机构对史语所的杯葛和自行组织发掘是“平行的安阳”中的第一条线索。在1937年最终撤离安阳之前，史语所遭遇到的最大一次阻遏发生在1929～1930年间，史语所被迫暂离安阳，河南本土学人独立组织了安阳发掘。此次中央研究院和河南省政府之争由于无论在争执焦点还是涉及学人上都具有轰动性，因而演化成为30年代初期知识界的公共事件。无论是傅斯年、李济，还是河南方面何日章、关百益，对此事都有着墨，还有其他学人从第三方视角发表评论。史语所以及傅、李、董诸先生尊崇的学术地位和声誉诱导读者多将此次史语所被逼离安阳视为非学术的、私利性的活动对学术活动的扰乱。然而，安阳发掘之争的是非曲直绝非泾渭分明的黑白之辨，此事既关涉考古发掘的伦理问题，更涉及遗产的所有权和保管权问题。安阳发掘开始之时双方曾在出土器物的归属和保管问题上有所约定，但1929年5月第二季发掘之时，鉴于小屯一带局势动荡，李济和董作宾为保护出土遗物免遭破坏，携带少数出土样本返回北平继续整理，成为长期以来在考古发掘所有权、遗物归属等问题上的中央和地方之争直接爆发的导火索。率先反对的是河南省图书馆馆长兼民族博物馆馆长何日章（1895～1979）。何日章系河南商城人，1917年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长期以来在开封积极推动筹组图书馆，1924年被河南省政府委任为河南省立图书馆馆长兼河南民族博物院院长。1933年离开河南出任北平师范大学图书馆馆长。何日章在图书馆学上著述颇丰，有《图书馆学概论》等。河南博物馆（河南民族博物馆的前身）是中国最早成立的博物馆之一，在组织方式上采取了中国早期博物馆的常见模式，附属于图书馆或者与图书馆合并为图书博物馆。1923年由私掘转变为公藏的新郑李家楼器群是河南博物馆最重要的建馆基础，新郑李家楼器群入藏时就已出现的古物归属之争为日后在河南的考古发掘权之争预埋了线索。何日章并非以考古或者金石为业的学人，从已经刊布的文献看，应是任职图书馆期间因编辑两笔收藏的图录而涉足早期中国考古学：一是河南省立图书馆馆藏金石资料，另一则是新郑李家楼出土的青铜器群，两项皆由何日章总掌其事。这些机会使何日章与河南本地金石学代表学人关百益（1882～1956）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两人嗣后主导了河南自组的安阳发掘。关百益系河南开封人，1907年毕业于京师大学堂速成科师范馆。1917年起返回河南，先后出掌河南优级师范学校、河南省立师范学校和河南省立第一中学，1930年后出任河南博物馆馆长。在20世纪上半叶，关百益是河南最具代表性的金石学者，在甲骨、新郑彝器、龙门石窟、货泉、南阳汉画等多个乡土古物类别上都有所贡献。20年代以来，关百益参与了河南本地政府主导的调查和发掘所获古物的整理。此外，关百益是考古学知识在河南传播的关键人物之一，著有《金石学》、《考古浅说》和《考古学大意》等。从师承关系和著述文字看，关百益的考古学应属作为古器物学的罗王之学传统，因此，对其而言，“金石”“考古”只是异名同义。
李济和董作宾携带安阳第二季发掘出土遗物返回北平的事件引发何日章对史语所的驱逐动议。何日章以史语所违反协议为由，请求河南省政府迫停其在安阳的发掘，转而委托河南博物馆进行发掘。“请准将掘得器物，仍留在开封保存，俾河南人有所观感，庶于地方文化及公开研究学术两得其益”。“本省既有如斯重要之文物，襄助他人发掘，何如自动发掘？..可由兼职之民族博物馆经费项下协助。如此自动发掘，则他方再有借口开掘者，即可一律谢绝”〔1〕。何日章此论应主要出自地方主义考虑，尤其是三年前河南已经在古物保存所基础之上建立起近代意义的博物馆，本土学人的“在地保护”之声越来越强烈，河南博物馆成为这种声音的汇聚点。“国家”和“乡土”已经在数年前处置新郑李家楼器群上发生冲突，安阳发掘之争只是新郑李家楼器群之争的延续和升级。诸如安阳如此重要的发现，无论在发掘权、保管权和阐释权上，究竟应该归属于国家还是乡土，由此造成的困惑在考古学史上并不鲜见。身处其中的学者可能不免言辞锋利，但是在学术史回顾时却无必要因循其道德判断。傅斯年于1929年年底前往开封斡旋，他解释到，“李董二人带回本所的一小部分古物，实为整理研究之用，绝无据之为己有的私念，一俟整理完毕，即与其他出土物一起陈列于首都和本地，以便学人参观研究之用”〔2〕。虽然傅斯年承诺绝不“据为己有”，但是在安阳究竟应保存于“首都”还是“本地”上仍然模棱两可。争执期间，何日章已经于1929年10月组织了新的发掘，一直持续到1930年春天。所得古物悉数运往开封，纳入河南博物馆馆藏〔3〕。关百益主要负责新获古物的整理，陆续出版了《殷墟器物存真》和《殷墟文字存真》。

你还可能感兴趣

我要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