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华章：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系)100周年纪念文集_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编_9787301205778

    作为中国最重要的经济学教育和科研基地，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是我国综合大学中最早建立的经济系科，也是西方现代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最早的传播基地。北京大学经济学科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1902年建立的京师大学堂商学科，1912年严复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后始建经济学门（系），1985年又在北京大学经济学系的基础上组建了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成为北京大学在改革开放之后建立的第一个学院。
    1901年严复翻译亚当·斯密《国富论》（一名《原富》），标志着西方现代经济学在中国的正式引入，此后北京大学一直是中国传播西方现代经济学的重镇。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李大钊也是北京大学经济学系的教授；至1931年，北京大学经济学系陈启修教授首次翻译出版《资本论》第一卷第一册，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面功不可没。因此，不论是西方现代经济学的引入还是马克患主义经济学的传播，北大经济系都是领时代潮流之先，在中国现代史中占据独特的地位。
    拥有深远历史渊源和悠久学术传统的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在一个多世纪中涌现出马寅初、陈岱孙、赵遁抟、樊弘、陈振汉、胡代光、赵靖、厉以宁等在学界享有崇高声誉、学养深厚、影响深远的大师级人物，为我国经济科学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2012年是一个对中国经济学科发展有着特殊重要意义的年份，北京大学经济学科已走过了110周年历程，北京大学经济学门（系）也迎来100周年的隆重庆典。为了庆祝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系）创建100周年暨北京大学经济学科建立110周年，我院编写了这套《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系）100周年纪念文库》，旨在深入梳理北京大学乃至中国经济学科发展的历史脉络，展现北京大学经济学科的历史底蕴和历史成就，同时也希望从一个世纪的经济学科发展历程中反思我们的学术走向，为中国经济学科未来的发展提供一种更为广远和辽阔的历史视角。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作为中国综合性大学中最早的经济学科，它所取得的历史成就以及所走过的道路，必然对整个中国的经济学科发展有着深远的借鉴意义。

    索怀往事感念多
    1953年春，我来到北京大学任教，一到北京西郊燕园，眼见校园湖光塔影，风景如画，顿觉这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工作和生活的环境。岁月不居，时节如流，迄今倏已四十五年了。索怀往事，感念殊多，限于篇幅，只写下片段回忆。
    1953—1960年这段期间，我在北京大学经济系主讲统计学原理和经济统计两门课程，而且常是同时进行讲授的。从1956年秋开始，我还兼任经济系教学秘书，肩负着教学和行政工作双重任务，工作量确实是很重的。我夜以继日战斗在教学第一线，学习上孜孜不倦，工作上勤勤恳恳，为党的教育事业和北大经济系的教学、科研工作的开展尽到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全国高等院校调整后，高等教育全面学习苏联，我教的统计学课程也不例外。1954年这一学年，我每周既要用六小时到中国人民大学旁听苏联专家德米特里耶夫为研究生班讲授的经济统计，又需在北大经济系为政治经济学专业本科生主讲六小时的统计学课程，真是边学边教，在教学相长过程中我逐步熟悉了苏联统计学，并将所学应用于教学和研究工作中。当时，我多少也联系中国实际，结合国家统计局的一些统计资料和制定的统计报表中各种统计指标的计算方法，在苏联专家所讲授的经济统计课程教材的基础上，编写了我所使用的经济统计讲义，约二十万字。在“文化大革命”中，这部讲义已经散失，其实也不十分可惜，因为那时，我不过是“述而不著”而已。
    如果说我研究统计学还有一点自己的独立见解的话，回想起来，1957年我写的《关于国民经济中平均发展速度的计算问题》一文（原载《统计平均数在经济分析中的应用问题（统计论文集之三）》，中国统计出版社，1958年版）乃是我较为满意的。在那篇文章中，我对计算平均发展速度的几何平均数法和方程式法做了较全面的比较分析，提出几何平均数法优越于方程式法的看法。我的最后结论是：“万能的统计方法是没有的。科学统计方法决定于被研究现象的本质及其特点。从某种意义上说来，几何平均数法本身确实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缺点。但是，如果我们注意到应用这个方法的基本条件——环比速度动态数列具有同质性，那么由几何平均法所求出的平均发展速度仍然有其客观物质性。相反地，平均发展速度方程式法却难免强套数学规律，有陷入形式主义统计的泥坑的危险。”
    1956年夏，我接受了中央农业部布置的任务，带领北大经济系一班学生来到山西省解虞县农村，调查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情况。我们编写了许多统计报表并做出了一些统计分析，最后将这些统计资料上报给中央农业部，顺利地完成了任务。这是我从事统计学教学后第一次使理论联系实际，同时也是发扬北大严谨求实的学风，体现了教学与实践的密切结合。
    1959年4—5月，我同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的两位同志再次到山西省晋城县周村“七一”人民公社，调查了该社上掌管理区的收入分配情况。通过深入了解，发现该管理区存在如下三个问题：
    （1）1958年的收入分配未能达到“90％以上的社员收入比上年有所增加，其余社员的收入比上年也不致减少”这项规定的要求；
    （2）由于公社化后取消了自留地并且社员已无条件和多余时间搞家庭副业，1958年社员人均全部收入水平未超过前两年；
    （3）1958年同1956年相比较，每劳动力所摊到的固定资产增长2．4％，每亩投工量增长20．9％，而每亩耕地粮食产量则只增长14．2％，单位面积粮食产量的提高速度低于每亩投工量增长速度，使得每农业劳动日平均粮食产量降低了8．7％，每农业劳动力所生产粮食降低了11．7％。由于以粮食生产量计算的农业劳动生产率的降低，每劳动力所创造的纯收入也随之而降低了12％。这些比例关系变化，说明了1958年农业技术装备程度的提高并未能发挥应有效果，对比1956年，活劳动不仅没有进一步节约，相反地，却降低了劳动效果，导致1958年社员收入尚未达到1956年水平。我根据大量统计调查资料，针对以上问题，提出了一些分析性的意见，于1959年5月9日在“七一”人民公社就地写成了一万多字的《“七一”人民公社上掌管理区的收入分配情况调查报告》，回校后，曾打印出来。然而，由于1959年下半年在全国开展了“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运动，我的这份实事求是的调查报告也就只好束之高阁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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