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是作者关于日常生活中种种真实现象、反常现象、深层次和容易被普通大众忽略的现象与问题的经济闲话集。收在其中的文章，几乎全部是作者近年来的亲身经历，或者在工作、学习以及研究中深切感悟到的，又与普通大众生活密切相关的经济学问题。
第一章为“家长里短”，主要讨论了孩子成长的经济学、买房前后“房奴们”的心路历程、上海人的精明之道、节日送礼、毒誓算不算一项好的制度设计、老夫少妻等家庭生活中的经济学。通过这些主题的讨论，读者可以清楚经济学对于我们生活中很多经济、社会问题的强大解释力，同时也能体会到经济闲话带给你、我、他的那种趣味与深刻。比如，《节日送礼的经济学》的主题是中国人每逢佳节时的永恒话题，其中，读者能够体会到送礼问题的成本与收益，送礼所折射出来的中西文化差异，同时，笔者在文章的最后还给出了送礼的一些可行建议，对于引导国人的消费和送礼习惯等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又如，《我成为房奴》记述了笔者成为房奴前后的心路历程，与房产中介打交道的过程，对国内房地产市场的分析，对于精明卖房人的评论，从中读者不仅可以体会生意场上的狡猾与伪善，而且也能体会到普通老百姓在买房前后所承受的那种巨大的心理和经济压力。
第二章为“生意内外”，主要围绕着企业的员工招聘、外国银行处理顾客异议、我国银行业过度发卡所透露出来的银行业问题、世博园不提供开水的经济理由、财富是否能圆快乐梦、亏本的生意谁来做等生意人经常碰到或见到的经济问题。比如，《老板喜欢什么样的下属》来自笔者在芝加哥大学留学期间与邻居老太交往、交流的经验，也透露了中美老板对于下属的不同选择以及中西管理文化的巨大差异问题，这篇短文对于那些即将留学或者涉足外资企业的读者而言肯定具有很大的参考意义；《花旗银行，让我吓了一跳的银行》来自于笔者在美国的花旗银行账户被盗的亲身经历，从中读者不仅可以比较中美银行对于顾客投诉的态度、做法之异同，而且对于那些即将出国留学的学生，或者那些经常出差到国外以及经常采用网购方式购物的朋友都是一种很好的提醒；《财富能圆快乐梦吗？》一文从国外的行为经济学研究、有关快乐的经济学研究的最新进展出发，讨论了财富不一定能带来快乐这一经济学问题，并从国内外的经验出发，给出了我国老百姓如何正确看待财富，如何在有限的财富基础上获取更多快乐的实用性建议。
第三章“人在旅途”，主要是笔者在回家路上、访问美国和意大利高校、去加拿大开会或者参观世博会时的所见所闻及其所引发的经济闲话。比如，《列车员卖小板凳与供求》一文描写的是笔者回家过年路上亲眼见到的列车员卖小板凳的故事及笔者运用经济学供求理论对这一现象的精彩分析。这篇文章多次在我给本科生的《微观经济学》课堂上作为案例进行了讨论，之后这篇文章被放在笔者的博客上，又引发了一位医学博士与笔者关于这篇文章的激烈争论，想必读者看后也可能会引发评论。又如，《美国到底强大在哪里？》一文是笔者在美国访问期间通过对美国一年多的感知所写的。它最初的想法来自于我推荐的一名去美国留学的学生给我的电子邮件。这个学生出生在上海，经过一番托福、GRE的艰辛考试并来到美国之后才发现，美国并不是他想象中那么好，“简直是个偌大的农村”。在收到这封电子邮件之后，我专门撰写了此文，并对学生的疑问进行了详细的解答。在《经济学家茶座》发表之后，先后又被全国10多家杂志，包括《读者》以及数不清的网站转载。这篇文章与目前很多有关美国即将衰落的观点有所不同，对于读者如何正确地看待美国这一超级大国的经济和综合实力有所帮助，同时对于中国如何更好、更快地崛起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第四章为“刨根问底”，主要是笔者对人们日常生活中一些看似正常、别人很少注意到的经济、社会现象的经济学分析。比如，经济学能不能研究生男生女问题？表面上看来，这似乎是一个婚后夫妻面临的家庭决策问题，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即使是孩子的父母可能也很难作出选择，但笔者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这一现象。笔者认为，中国、印度等国家存在的性别选择问题具有深刻的社会和经济根源，并且这种现象在农村和城市环境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别，这其实对于我国今后的城乡性别平衡、户籍制度改革等都有很大的启示意义。又如，在普通读者的生活中，可能没有几个人关心“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为什么存在编制”这样的问题，因为这似乎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就已确定下来的事情，但笔者从经济学的角度解读以后就发现，国有企事业单位的资金来自上级拨款而不是企业自负盈亏，因而，它们通常就会一种不断自我扩张的天然倾向，所以，国家就会通过编制这一制度来控制它们的规模；第二个方面的原因是，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的人在进入单位的时候通常都是依托着各种关系进来的，因而这些人一旦进入单位以后就很难离开这些单位了，于是这些单位的规模通常就会不断膨胀，于是这也使得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的编制控制成了一个重要问题。这个问题的讨论与经济学界多年以前的一个经典问题“软预算约束”密切相关，对于理解我国企业改革的必要性具有重要意义。
第五章为“宏观追问”，主要是笔者对宏观经济问题的闲话，比如六年的物价变化、上海地价过高的连环危害、美国经济是否到了最危险的时候、金融行业是否天然不稳定、为何诞生了鲁班的我国家具制造业仍落后于西方、改革开放以来三个乡的兴衰变迁等。通过这些问题的分析，普通的老百姓不仅对与大家生活密切相关的物价问题有了深刻的认识与体会，而且也会对我们生活中的金融市场、中国家具制造业等相对于外资企业的比较优势、比较劣势有了清醒的认识，这对于大家今后的生活或者工作以及未来的职业规划等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第六章为“三思而行”，主要是笔者有关我国各级政府有关公共管理、公共服务中的相关政策或者做法的经济闲话。比如，《法院安检能否三思而后行？》就讨论了最近几年在全国不少地方出现的法院安检这种现象在社会公众心目中所带来的负面影响问题，如：“既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共执法机关法院都如此害怕安全问题，老百姓到底还怎么办？”通过这个案例，笔者的目的在于指出这种做法的欠妥之处，并给出了相应的改进建议与措施，这对于维护我国法院的形象、增加公民的认识和安全感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又如，《大学城地铁站规划以什么为本？》，就讨论了地方政府进行在地铁规划过程中所面临的两难选择问题。一方面，世界各国的普遍原则是“以人为本”，体现公共服务的最大效用原则，但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也要考虑建造成本以及未来的经济发展的趋势与可能，甚至这一复杂的决策过程中还夹杂着一些人的自私的利益。该文对此进行了清晰的剖析，这对于理解地方政府甚至官员的“经济人”性质，我国公共产品提供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怪现象等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第七章为“管理取胜”，主要分析了我国生活周围企业管理、时间管理、人事管理、物业管理过程中等尚存在的一些经济问题以及曾经遭受的挫折，并给出了未来改进的一些策略。比如，《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就讨论了改革开放以来遍及我国企事业单位、城市的所谓效率管理问题。改革开放以前，这一原则只存在于老百姓或者一些人的心中，并未成为各位组织的管理原则。改革开放以后，这一原则开始成了企业、城市、省或直辖市乃至整个国家的重要管理原则，结果，企业、城市与整个国家发展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套用邓小平的话说，这个管理原则就是所谓的“黑猫白猫论”，用经济学的语言说，就是效率原则。又如，《美国科学研究领先世界的诀窍是什么？》就是笔者与美国教授聊天讨论的过程中体会到的一个美国科技管理制度问题。在这篇文章中，笔者分析了美国20世纪50至60年代通过针对科研人员、高校研究人员薪资的大幅度改革，大大激发了这些研究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正是美国科学研究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跃居世界科技前沿的重要制度原因。这对于我国今后的科技、教育以及薪资管理制度改革等都是很好的借鉴。
总之，从本书七章42则经济闲话的讨论中，读者不仅可以了解在我们现实生活周围存在的、形形色色的丑陋、奇怪和反常现象背后的经济学原因，加深对我们生活现实的认识与理解，而且也可以通过这些闲话体会经济学对于这些问题的强大解释力所在。此外，通过这些闲话也能够使读者体会到转型期中国正在经历的一些宏伟、喜人的经济和社会变化，加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提高读者解决这些实际问题的能力。
“经济学理论是完美、抽象甚至是灰色的，但如果不将它放到纷繁芜杂、五彩缤纷的现实中，不去身体力行地检验、体会和应用，它的缤纷多彩怎能得到充分的彰显？” ——赵红军 本书是一部经济随笔文集，集结了赵红军博士对生活的普遍思考，他的这份“经世济民”情怀能够帮助咱们老百姓拉近与“经济学”的距离。谁说距离一定产生美？经济离我们生活如此之近，咱们也想一窥经济学的真面目。期刊上发表的经济论文看了开头就想翻篇，但是，“经济随笔”恰好可以为经济学和老百姓之间联接上“鸿沟”。 本书中的随笔多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真人真事，反映了作者从一个纯粹经济学人或者消费者的视角进行的经济思考、分析和评论。一方面，读者们从中熟悉现代经济学中需求理论、供给理论、合约理论、制度理论等对于理解中国现实问题的强大解释力，另一方面，对于经济学的初学者乃至很多一进校就准备步入社会学子，他们可以通过该书被吸引进经济学的殿堂，晓得理论学习和严格训练的真正魅力。 本书中的这些经济闲话，可不是作者对于中国经济、社会问题的种种不满或者牢骚的发泄，而是要传递给读者一个明确的信息：当今时代开放透明，更催人奋进，今天的中国已完全不同于历史上的任何闭关锁国时代，如果我们还没有直面现实的勇气，还不敢正视现实中存在的种种不足，不寻求这些问题的合理、公正的解决之道，那么，我们国家的改革事业将如何推进？企业的效率将怎样进一步提高？老百姓的生活质量怎样才能提高？如果没有对目前存在问题的恰当分析，怎么会有中国社会在未来的更大进步？ 让我们一起享受这份经济学的“刨根问底”！
赵红军，经济学博士、博士后、教授，上海对外贸易学院经贸学院副院长，中国区域科学协会理事、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理事，上海市经济学会会员、亚洲人口学会会员，兼任上海市松江区政协委员、上海市民盟学习指导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制度与发展经济学、中国经济、经济思想史等方面的教学、科研工作。
1993—1999年，曾先后在国有外贸公司任外销员、外资企业任销售经理等职，1999年后攻读经济学硕士。2005年获复旦大学经济学博士，师从著名经济学家尹伯成；2007—2009在上海财经大学理论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从事博士后研究，师从著名经济学家田国强、文贯中。2007—2008年，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做访问学者。
曾经在《经济研究》、《经济学（季刊）》、《南开经济研究》、《城市发展研究》、《社会科学》等杂志发表学术论文40多篇，出版《交易效率、城市化与经济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小农经济、惯性治理与中国经济的长期变迁》（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两本专著，出版《掠夺之手》（中信出版社，2004）、《印度均衡》（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两本译著
曾分别获得2006年上海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著作类三等奖，2008年上海市邓小平理论研究与宣传优秀成果奖三等奖，2012年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著作类三等
赵红军，经济学博士、博士后、教授，上海对外贸易学院经贸学院副院长，中国区域科学协会理事、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理事，上海市经济学会会员、亚洲人口学会会员，兼任上海市松江区政协委员、上海市民盟学习指导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制度与发展经济学、中国经济、经济思想史等方面的教学、科研工作。
1993—1999年，曾先后在国有外贸公司任外销员、外资企业任销售经理等职，1999年后攻读经济学硕士。2005年获复旦大学经济学博士，师从著名经济学家尹伯成；2007—2009在上海财经大学理论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从事博士后研究，师从著名经济学家田国强、文贯中。2007—2008年，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做访问学者。
曾经在《经济研究》、《经济学（季刊）》、《南开经济研究》、《城市发展研究》、《社会科学》等杂志发表学术论文40多篇，出版《交易效率、城市化与经济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小农经济、惯性治理与中国经济的长期变迁》（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两本专著，出版《掠夺之手》（中信出版社，2004）、《印度均衡》（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两本译著
曾分别获得2006年上海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著作类三等奖，2008年上海市邓小平理论研究与宣传优秀成果奖三等奖，2012年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著作类三等奖。2008年当选为上海市曙光学者，2009年为上海浦江人才。担任《中国社会科学》、《经济学季刊》、《世界经济文汇》、《社会科学》等多家杂志匿名审稿人。
曾先后承担过上海市教委、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国家教育部、德国阿登纳基金会课题，参与过多项国家社科、国家自科课题，为上海市政协、全国政协、上海市民盟提交过多份参政议政建议，获得相关部门重视。
E-mail：hjzhao2002@163.com
博客：hjzhao.blog.sohu.com
第一章 家长里短
孩子成长的经济学
我成为房奴
上海人“精明”二三事
节日送礼的经济学
毒誓算不算一项好的制度设计？
“老夫少妻”的经济学
第二章 生意内外
老板喜欢什么样的下属?
花旗银行，让我吓了一跳的银行
银行卡越多，客户的选择就越少
世博园不提供开水的经济理由
亏本的生意谁来做？
财富能圆快乐梦吗？
第三章 人在旅途
第一章 家长里短
孩子成长的经济学
我成为房奴
上海人“精明”二三事
节日送礼的经济学
毒誓算不算一项好的制度设计？
“老夫少妻”的经济学
第二章 生意内外
老板喜欢什么样的下属?
花旗银行，让我吓了一跳的银行
银行卡越多，客户的选择就越少
世博园不提供开水的经济理由
亏本的生意谁来做？
财富能圆快乐梦吗？
第三章 人在旅途
列车员卖小板凳与供求
多彩多姿的多伦多
美国到底强大在哪里？
威尼斯的船公与中国的教育体系
世博会能见证多少个“丑陋”的中国人？
人，三十而立；改革，三十而成熟
第四章 刨根问底
经济学能不能研究生男生女问题？
中国人命不值钱吗？
“看病不贵，看病不难”吗？
“老鼠过街，人人喊打”吗？
温州人三十年奋斗路带给我们那些启示？
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为什么存在编制？
第五章 宏观追问
上海地价过高的连环危害
感受六年来的物价变化
美国经济还没到最危险的时刻
金融行业是否天然不稳定？
为何诞生了鲁班的我国家具制造业仍落后于西方？
改革开放以来三个乡镇的兴衰变迁
第六章 三思而行
大学城地铁站规划以什么为本？
法院安检能否三思而后行？
农民有什么可怕之处？
上海的黑车治理应有新思路
学习者为王，不学习者为寇
上海被海水淹没 VS 《物权法》高票通过
第七章 管理取胜
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
经济世界最大的成本是什么？
美国科学研究领先世界的诀窍是什么？
谁拥有时间的所有权？
关系、业务与科技之不发达的一个解说
中国崛起的制度经济学逻辑
序
中国社会大转型与新一代经济学人的崛起
——序赵红军教授《刨根问底经济学》
韦森
1978年以来，中国经历了30多年的经济与社会改革。这场以对内引入和发育市场与对外开放为主轴的改革，不但引发了30余年的中国高速经济增长，也带来了当今中国的社会运作方式、人们交往形式和生存方式，乃至人们思想认识和文化观念的巨大变迁。整体而言，当今中国社会已经市场化了。由于在当今中国社会经济社会的运作中，政府不但没有从经济运行中“脱嵌”出来，而是用市场化的运作方式来调控、干预、参与并驾驭市场，从而也产生了卡尔?博兰尼在20世纪40年代就所观察到的一个看似悖谬的奇特现象：在现代社会中，“与经济嵌入社会关系相反，社会关系被嵌入到经济体系之中”了。由此，我们也可以认为，当今中国正在逐渐演变生成这样一种非常独特的经济社会运作体制：一方面“政府统御市场”；另一方面“整个社会运行又从属于市场”。从这种意义上来说，目前中国的经济社会体制可能比20世纪40年代的西方各国更具有博兰尼所描述的那种“嵌入性”经济社会体制的典型特征。
当然，恐怕任何人也无法否认，目前中国的这种体制还只是一个“转型体制”，一种“过渡体制”，还不是一个稳定成型的“中国模式”。中国政府领导人和执政党一再坚持说要深化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这足以说明当今中国社会仍然是大转型的“现在进行式”。当代中国，需要选择自己未来的发展道路，需要走向一个良序的法治民主的现代市场经济社会，这应该说正在成为社会各界的大致共识。
中国社会的大转型，这种由传统社会的小农自然经济以及在传统小农自然经济上构建起来的计划经济向现代工业化、城市化乃至网络信息化的现代市场经济的转变，也实际上正在重构当今中国社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和生活方式转变，乃至社会财富占有和社会收入分配上差距拉大，也自然会导致由传统中国社会以及过去计划经济时代体制遗传下来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中的社会关系的调整甚至错位，并且带来人们的思想认识、价值判断乃至文化观念上的潜移默化的改变。在已经市场化了的中国，绝大多数中国人，包括政府的领导和普通公务人员，都不同程度地参与市场交换、市场运行，或至少通过市场购买来消费和生存。这样一来，市场运行中每一种变化，以及政府对市场运行调控的每项政策和措施，都往往会触及诸多人的利益，也自然会引起许多人的评价和议论。尤其是在目前经济全球化的国际背景下已经相当程度上开放了的中国，手机的普及、互联网及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博客尤其是微博的迅猛发展，使得任何一个经济、社会、政治、司法、文化乃至消费事件，都会在全国大面积地即时传播，并自然会招来各种各样的议论。在此情况下，有着数千年文明史的中国社会，确实正面临着前所未遇的大变局。
在这个中国经济社会的大转型或言走向尚未十分明朗的大变局之中，尤其是在这种业已演变生成下来的“强势政府统御市场与社会”的体制格局中，任何人都难以预测乃至规划我们经济社会的未来走向，以及进行整个社会体制的“顶层设计”。另一方面，每一个中国人，面临着个人和家庭、企业或单位的日常选择，都要对周边所闻所见尤其是与自己利益攸关的事情和事件做出自己的应对和评判，也自然会对未来中国当走之路提出各种各样的意见和评论。在这样一个社会格局中，如何判断身边的每一件事情？这种种现实世界的种种日常事务又怎样与未来中国社会的发展道路连接在一起？经济学人又应该如何从现代经济学的理论视角对现实世界的种种现象和问题进行理论分析？如何给予评判？
这部文集，给出了一个“文化大革命”后成长起来且受现代经济学教育的新一代中国经济学人对现实世界的一些日常事务的理论解释。赵红军教授在个人繁忙的经济学理论探讨中对现实世界的一些真实事件和问题所观察和说出的一些“闲话”，是否言之成理？是否正确？你是否同意？那要留待每位读者去品味、判断。但是，作为一位熟知红军经济学分析理路——且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在这些年看着红军在中国经济学的发展中成长起来的一个年长一点儿的朋友，我可以这样说：红军，作为一名已进入经济学思考的经济学博士和大学经济学教授，经济学的思考已经变成了他自己生命的一部分——乃至最主要部分；经济学，已经成了他的一种生活方式。
记得我1982年刚从国内一所大学毕业而刚找到一家研究机构的职位时，曾说过这样一句年轻气盛的话：“马克思说，资本家是资本的人格化。现在看来，经济学人应该是经济学的人格化。”今天，当愉悦地读红军的这部《刨根问底经济学》中的篇篇短论时，我似乎又记起来自己还年轻稚嫩时的“豪言壮语”。这部文集中所汇集的红军博士篇篇平朴、扎实而充满思想和洞识的经济学短论，难道不让我们就应当确认“经济学人当是经济学的人格化”这一点？
为此，我诚挚地向广大读者——不管你学没学过经济学——推荐赵红军教授的这本经济学随笔集。
上海地价过高的连环危害
2009年，张五常先生一篇迪斯尼不适合在上海建造的文章——《米奇老鼠不懂神州》搞得上海上下紧张了半天。迪斯尼不搞在上海，制造业再往外迁，大家说上海今后还能搞出点啥花样呢？于是，很多人就发挥着各自的丰富想象，想方设法让迪斯尼赶快落户上海。我的意见是，与其想着法子让迪斯尼赶快落户上海，还不如趁着张教授的这番话，好好想想到底是什么导致并加剧了张教授所说的迪斯尼不适合落户上海？
大家知道，土地是工业生产赖以发生的第一个自然条件。一般认为，工业生产是土地非密集型的产业，而农业才是土地密集型的产业。所以，土地地价对于农业生产是个重要的因素，但对工业生产却不是个重要的因素。这是经济学的一般常识，包括马歇尔、韦伯等经济学家、社会学家都如是说。可值得注意的是，当土地是竞争性供给时，经济学家的这个说法基本上是对的，因为企业和居民双双“用脚投票”的结果，就会降低级差地租、地理区位对经济发展的不均衡影响。但在国内，情形却没有这么简单。
首先，上海的土地不像很多市场经济国家那样是竞争性供给的，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府垄断供应的。加上土地从地方政府手中出来之后的二级交易市场也是竞争不充分的，所以土地的初级市场垄断加上二级市场的竞争不充分，就造成了土地的高价格。再加上上海地区的区位优势，就会更大幅度地抬高上海的土地价格，于是土地的价格相对于工业生产的需要来说很可能就会出现过高现象。
在这种情况下，土地便成了在上海经营的企业不得不考虑的一个重要经济问题。当经济向好时，这种过高的土地价格可能并没有什么重要的影响，因为高速的经济增长、业务扩张会使得地价和地租的高成本转嫁给消费者，从而暂时掩盖企业面临的高额地价和地租问题，但当经济不景气时，问题就凸显出现了。一是消费者的预期恶化，市场的需求会萎缩，房地产作为需求弹性远大于1的商品，它的销量就会大幅度萎缩。二是，受金融危机的打击，消费者的购买力下降，对价格的敏感度会突然上升，由此，房地产商向市场、向消费者转嫁地价和地租的难度就会大大增加。于是，高额地价和地租就变成了经济危机的帮凶。金融危机以来，一些跨国企业以合并工厂或搬迁到外地或优化组合等形式离开上海，就揭示了上海所面临的这一基本现实。
……
“老夫少妻”的经济学
近年来，“老夫少妻”现象在我们周围多了起来。今听某人娶了一个比自己小十几岁的少妻，明日又闻某女嫁了一个比自己大几十岁的老头。在旧社会，这种现象十分稀缺，也只有富家子弟才有此实力，穷人子弟胆敢有此奢望，肯定会被惯以“不守本分”或“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恶名。可是在改革开放的今天，这种现象不再稀缺，大有迅速蔓延并充斥市场之势。本文撇开其中可能隐含的种种伦理道德不谈，试图从经济学的角度给“老夫少妻”现象作出合乎理性的解释。
记得有句话说得好，“天下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更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哲学上讲偶然性与必然性的因果对应，必然性中有偶然性，偶然性中隐含必然性，任何偶然性背后都有其必然性的东西。我想“老夫少妻”现象同样也不例外。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笔者认为，中国当前的婚姻市场基本上是一个有效率的婚姻市场，那些求婚的人基本上可以在市场上自愿地、平等地达成自己的婚约，而不会受制于太多的文化、意识形态等非自愿力量的驱使。这一点基本上可以从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作的一项有关“中国婚姻质量”的调查数字中得到印证。比如，2000年前后，中国父母包办的婚姻约占14.4％，其比率比若干年前大大降低；自己认识或经介绍认识而达成婚姻的占85.6％，占到绝对多数。这两个数据表明：中国的确存在着婚姻市场，而且基本上是有效的。正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所说，在我们周围存在一个婚姻市场，在其中，有许多的男人和女人，他们每个人都尽自己最大努力寻找自己的配偶。既然如此，我们完全可以利用效用极大化、成本最小化等一类分析工具来分析我们眼前的“老夫少妻”现象，来寻找所谓的“均衡的婚姻组合”，并且笔者坚信，这样的分析将大致能够解释近年来老夫少妻现象不断蔓延的原因。下面我们先从旧社会的分析开始。
旧社会的情形
大家知道，在旧社会，中国妇女由于身受“三从四德”、“三纲五常”等传统道德之束缚，根本不敢自作主张去追求个人之婚姻幸福，因而，婚姻这种资源的供给和需求基本处于封闭和半封闭状态。
从供给一方（这里假定女方是供给方）来看，基本处于相对短缺状态。虽然也有一部分具有创新、冒险意识的女子，她们想与富家联姻，因为她们可以借此达到个人幸福、改善个人乃至家庭福利状况的目的。但是，由于身受儒家正统文化熏陶时间较长，受旧社会“男主外，女主内”之观念的禁锢，这部分人毕竟只是少数。从另一面看，社会上还存在着大量的廉而有志者，她们人穷志不短，宁肯空守清贫而拒不加入供给者的行列。从结果上，旧社会的婚姻市场总体上处于严重的短缺状态，因此，嫁妆、彩礼居高不下，抢婚、强婚现象屡见不鲜。
后 记
在这本书当中收录的文章，绝大多取材于你、我、他生活周围的真人真事，其中记述的案例、事实与思考，基本上是我从一个纯粹经济学人或者消费者的视角进行的经济思考、分析和评论，其中的不少案例曾经在我给本科生所讲的“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以及研究生“高级微观经济学”等课程中使用过很多遍，并收到了良好的教学效果。通过这些案例的讨论，学生们一方面熟悉了现代经济学中需求理论、供给理论、合约理论、制度理论等对于理解中国现实问题的强大解释力，另一方面，对于经济学的初学者乃至很多一进校就准备步入社会甚至宣扬“读书无用论”的不少80后、90后学子来说，这些案例的讨论一下子将他们引入了经济学扎实理论的神圣殿堂，使他们晓得了理论学习和严格训练的真正魅力所在。
作为一名有着内资、外资、国有、事业单位“四栖”从业经验的教师而言，我深深地知道“理论联系实际”这一哲学原理的重要性。在我日常的教学、研究和工作生涯中，我曾经直接或者间接地碰到了很多令人尴尬的例子。有的教师知识非常渊博，理论功底也非常扎实，但是他们往往成为学生不喜欢的那一类教师，因为他们的课堂大多平铺直叙，没有起伏，更没有笑声，往往成了简单说教、枯燥推理的场所。也有的教师，虽然上课时风趣幽默，案例颇多，但由于老师知识水平、理论素养的有限，时间长了，老师身上的光环就渐渐退去，学生也就失去了对这类教师的喜爱。
在我与几千名外贸学子（包括本科生、研究生）打交道、给他们上课的过程中，我渐渐地体会到了80后、90后学子们的一些共同特点，那就是，他们才思敏捷，反应迅速，对新鲜事物的接受程度很快，对经营实务、如何赚钱有着非同一般的强烈向往，对理论有着某种程度的排挤与拒绝。这些特质中有其正面的内容，但其中透露出来的负面内容，也让我们这些教育者身上的担子越来越重。我们不能我行我素，我们更不能对此不理、不问，因为只有不断地进取，不断地变换我们的教学戏法，才能让我们的下一代成为颇具竞争力的下一代。
书中收录的这些小品文，也许就是我这名经济学者“理论联系实际”的产物，也是我在经济学理论课之外变换教学戏法，并呈现为学生的另外一道开胃菜。曾经有数不清的学生参与了其中很多案例的讨论，虽然他们的名字我可能已经记不清楚了，但他们所在的年级我仍然清楚地记得，他们分别是上海对外贸易学院2005级、2006级、2008级、2009级经济学专业、国际贸易专业、金融学专业、保险学专业、资产评估专业的本科生，还有国际经贸学院、金融学院、国际商务外语学院、国际法学院的研究生们。其中还有那些通过这些经济学案例，逐渐步入国内外经济学殿堂，在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乔治城大学、丹佛大学等攻读硕士、博士学位的同学们，在上海财经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以及已经毕业在美国以及著名咨询公司工作的外贸学子们，在此对他们在课堂上的积极讨论和对我案例的有益建议表示衷心的感谢。
此外，对于此书的出版也有不少人提供过直接或者间接的帮助。我的研究生张平、潘刚曾经通读了书稿的大部分内容，他们还参与了书稿初期的文章分类、阅读、评论、校对。华南师范大学的董志强教授最初给我推荐了一家出版社，上海对外贸易学院的龙江教授也帮我推荐了另外一家出版社。香港科技大学的王勇助教授是我在芝加哥大学访问期间认识的好朋友，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卢卡斯、迈尔森的学生，他多次鼓励我出版该书，并热情地为该书的出版社撰写了评论。中国人民大学的聂辉华副教授，是经济随笔的高手，也是经济学专业论文发表的佼佼者，他对本书的评论非常中肯。中国台湾政治大学两岸政经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台湾宏冠国际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宏冠实业(南通)有限公司执行董事连正世先生作为企业界的代表，也为本书撰写了评论。我20年前的大学老同学、现北京某公司销售经理王集勇先生，经常给予我学术研究、随笔出版以莫大的鼓励。东北财经大学的蔡丽编辑不厌其烦地来回修改文稿，就其中的每一张图、每一段文字、每一个标点进行认真细致的编辑，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最后，要感谢我的家人、亲朋对我撰写此书过程中的容忍与鼓励，特别是我女儿赵沈书蕾在书稿中的插图，尽管少了几分专业和细致，但她插图中所表现出来的童趣、天真和活泼，也定会为读者带来阅读内容之外的另一番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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