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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国学大典 战国策 
定 价：50 元 丛书名：中信国学大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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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国学大典（50册）是中信出版社引进自香港中华书局的一套深具国际视野、贴近当代社会的中华传统文化经典藏书。中信国学大典延聘国学泰斗饶宗颐为名誉主编，邀请海内外知名国学家担任经典的选编、导读及译注。中信国学大典既收录了《论语》、《老子》、《孙子兵法》、《孟子》、《庄子》等不可不读、不可不知的中华经典名著，也囊括了《诗经》《楚辞》《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元曲三百首》等耳熟能详的经典作品。
《战国策》是一部国别体史书。主要记述了战国时期的纵横家的政治主张和策略，展示了战国时代的历史特点和社会风貌，是研究战国历史的重要典籍。该书文辞优美，语言生动，富于雄辩与运筹的机智，描写人物绘声绘色，常用寓言阐述道理，具有浓厚的艺术魅力和文学趣味，在我国古典文学史上亦占有重要地位。 “中信国学大典”系列丛书之《战国策》，由陈岸峰导读及译注，在带领读者阅读学习经典的过程中，探讨其中关于六国兴衰覆亡和策士辗转诸侯之间对各国形势变化所发挥的作用，以及其对于当今外交局势和职场及各界人士具有的借鉴启发意义。
★ 香港中华书局百年典藏，全套50册；跨越经典巅峰、引领国学变革 ★ 独一无二的权威创作团队，国学泰斗饶宗颐名誉主编，集结两岸三地空前阵容，全球汉学界的顶尖学者倾力打造 ★ 深具国际视野，展现中西文明的碰撞与交融，以现代眼光、世界眼光、未来眼光来抚慰人心的摩登新国学 ★ 贴近当代社会的解读，挖掘古代国学经典的当代意义，浮躁社会的醒世箴言，迷茫心灵的治愈良药 ★ 老少皆宜，修身必读、学习必备，导读、原典、注释、译文、赏析与点评、名句索引、插图等一应俱全，解读全面专业权威。真正读懂伟大思想、受益一生 ★ 诗书传家久，国学继世长，双色印刷，装帧典雅，用纸考究，附全彩阅读指南，馈赠佳品、传世国学典藏
陈岸峰，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文学博士，现任职于香港大学。研究范围涉及中国诗学、魏晋文学、文学史以及现当代中国小说。著述包括在香港出版的《诗学的政治及其阐释》、《新视野中华经典文库世说新语》、《新视野中华经典文库战国策》、《神话的叩问：现当代中国小说研究》，以及在中国内地出版的《沈德潜诗学研究》与《疑古思潮与白话文学史的建构胡适与顾颉刚》（获第十五届“华东地区古籍优秀图书奖”）。
《战国策》导读
卷一东周策 秦兴师临周而求九鼎 卷二西周策 周君之秦 卷三秦策一 卫鞅亡魏入秦 苏秦始将连横 张仪说秦王 司马错与张仪争论于秦惠王前 卷四秦策二 秦武王谓甘茂 甘茂攻宜阳 卷五秦策三 范子因王稽入秦 《战国策》导读
卷二十 赵策三
《战国策》导读
纵横决荡，问鼎中原：《战国策》中的变法、战争及兴亡 一、前言 自周室东迁，礼崩乐坏。先有春秋五霸 ，问鼎中原，再有战国七雄，逐鹿天下。列国势成水火，形势复杂。战国（公元前四七五年至公元前二二一年）乃上接春秋（前七七至前四七六），下启秦（前二二一至前二七）、汉（西汉：前二二至前九；东汉：二五至二二）的大动荡时期。其时，天下大乱，诸侯日益强盛，天子名存实亡。 公元前四八一年，田和（？至前三八四）篡齐，公元前四五三年，三家（韩、赵、魏）分晋，于是形成齐、楚、燕、韩、赵、魏、秦七雄并立的局面，此即李白（太白，七一至七六二）所说的“三季分战国，七雄成乱麻”。（《古风五十九首其二十九》） 除七雄外，尚有宋、卫、中山、鲁、滕、邹、费等小国，有所谓的“泗上十二诸侯”夹杂于列强之间 ，挣扎求存。公元前三六七年，赵国与韩国亦乘周室内乱，把周分裂为西周（以王城为都）与东周（以巩为都）两个小国，逐渐占领周的外围地区。这时期的乱象便是李白所描述的： 战国何纷纷，兵戈乱浮云。赵倚两虎斗，晋为六卿分。奸臣欲窃位，树党自相群。果然田成子。一旦杀齐君。（《古风五十九首其五十三》） 春秋时期，诸侯虽各自争霸，但仍有尊周天子的共识；及至战国七雄，则各自为政，霸主亦不复存在。西周之“亲亲尊尊”观念，荡然无存，随之而兴的是战国七雄以征战掠夺土地及人民。群雄纷纷招贤纳士，变法图强，而变法的最终目的，就是富国强兵以决荡天下，问鼎中原。 七国混战，此时，纵横之士穿梭于列国之间，庙堂上此消彼长之博弈，沙场上纵横决荡，以定兴亡。最终，强秦横扫东方六国，统一中原。 二、策士纵横 春秋时期，官职多由贵族世袭。然而，战国时期，诸侯则纷纷推行变法，礼贤下士，不问出身，鸡鸣狗盗，皆有用武之地，朝为布衣，暮为卿相，庶民阶层因这动荡的时势而崛起。此际，“策士”纵横于列国，出谋划策，智术纷呈，奇谋迭出，此即司马迁（子长，前一四五或一三五至前八六）所说的： 六国之盛自此始，务在强兵并敌，谋诈用，而从衡短长之说起。 这是一个以智慧做较量的时代，亦是庶民凭一己之力而平步青云的时代。苏秦（季子，？至前三一七）、张仪（？至前三一）、范雎（？至前二五五）等，皆乃此际的精英典范，他们审时度势，结约纵横，转危为机，或战或和，战中谋和，和中谋战，变幻莫测，遂成战国的风云人物。 何谓“纵横”？所谓“纵”，乃“合纵”之简称，又作“从”，即山东六国从燕到楚，南北合成一条直线，联合抗秦，在强秦虎视眈眈之下，图谋自存；所谓“横”，乃“连横”的简称，即以秦国为中心，分别联合山东任何一国，东西连成一条横线，分化瓦解或攻击其他各国。韩非（约前二八至前二三三）认为：“从者，合众弱以攻一强也；而衡（通‘横’）者，事一强以攻众弱也。” 由此可见，当时六国已自知处于弱势，而“一强”指的当然是秦国。此中两位主要的策士，分别为主合纵的苏秦和主连横的张仪。刘向（子政，前七十七至前六）则更具体指出“合纵”与“连横”可能产生的结局：“是以苏秦为从，张仪为横；横则秦帝，纵则楚王；所在国重，所去国轻。” 由此可见策士在战国时期对各国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至于“纵横家”，即是为适应当时各国之间政治斗争的需要，或主纵，或主横，或奔走游说，或入朝干政，直接服务于各国统治者的一批谋臣策士，他们是一群有雄韬伟略、奇谋异策的“智囊”，对当时的政治、经济、地理、风俗、民情，以至国君的志趣、癖好，均了然于胸。班固（孟坚，三十二至九十二）在《汉书艺文志》中指出纵横家乃春秋战国时期九流十家之一，批评说： 从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及邪人为之，则上诈援而弃其信。 “行人之官”，即是当时的外交官。早在春秋时期，孔子（仲尼，前五五一至前四七九）便曾到过齐、鲁、卫、宋、陈、蔡、楚等国，向列国君主推销其学说；及至战国，墨翟（前四六八至前三七六）到过楚、鲁、宋、齐；荀子到过燕、齐、楚、秦、赵；而孟子（前三七二至前二八九）则到过魏、宋、邹、滕、鲁等国。孟子游于稷下，墨翟止楚攻宋，均传为千古佳话。 然而，策士并不受时人尊重，孟子更视之为“妾妇之道” ，卑之为“妾妇”，指的是策士只晓得以语言在列国间搬弄是非、制造矛盾。秦相魏冉（生卒年不详）亦不喜欢策士，因此当范雎逃亡到秦国时，便避魏冉而唯恐不及。因为策士在时人眼中毫无坚持，因时而变，即所谓“邦无定交，士无定主”。 例如公孙衍（生卒年不详）先是在秦国主张连横，后来转投魏国，就变为主张合纵。 苏秦先后游说了周显王（？至前三二一）、秦惠文王（前三五四至前三一一；前三三七至前三一一在位）以及赵武灵王（前三四至前二九五），均不成功。屡遭挫折后，苏秦终于获得了亟于渴求富强以复仇的燕昭王（前三三五至前二七九）的重用。苏秦先分析了赵国在阻挡秦国方面对燕国的贡献，又剖析赵国可迅速攻至燕国，以说服燕昭王认同与赵国结盟的策略：“愿大王与赵纵亲，天下为一，则燕国必无患矣” ，“天下为一”指的是在秦国以外，六国连成一整体，即南北联合之“合纵”策略，具体内容如下： 秦攻楚，齐、魏各出锐师以佐之，韩绝其粮道，赵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韩、魏，则楚绝其后，齐出锐师而佐之，赵涉河漳，燕守云中。秦攻齐，则楚绝其后，韩守城皋，魏塞其道，赵涉河漳、博关，燕出锐师以佐之。秦攻燕，则赵守常山，楚军武关，齐涉渤海，韩、魏皆出锐师以佐之。秦攻赵，则韩军宜阳，楚军武关，魏军河外，齐涉清河，燕出锐师以佐之。诸侯有不如约者，以五国之兵共伐之。 以上的策略，理论上可行，操作却不易。无论如何，苏秦成功说服了燕昭王，获得了重金资助，以支持其继续游说各国“合纵”。其后六国均赞同苏秦的合纵策略，六国的联盟终告形成，此举令秦惠文王十五年不敢出兵函谷关。 然而，苏秦的“合纵”策略构想过于理想化，只要他所设计的环节上有任何一丝差错，或某国不充分合作，其“合纵”策略则全告崩溃。故此，早在公孙衍推出“五国相王”时，秦惠文王便对其“合纵”做出“犹鸡之不能俱止于栖明矣”的预言（《卷三秦策一秦惠王谓寒泉子曰》），以连着脚的鸡群是没法飞上栖息的树上来比喻合纵的不可行。相对而言，秦国采用张仪的“连横”以抗衡苏秦的合纵，不断地削弱东方的竞争对手齐国，并逐渐实现东进的目标。张仪的第一站便是前往魏国，担任魏襄王（？至前二九六）的丞相，明为魏国服务，暗中却为秦国破坏六国的联盟。他向魏襄王提出“尊秦”的策略，却不为其所接纳，于是便向秦王建议先打魏国。魏国被秦国打败后，随之又再输一仗给齐国，魏襄王于是不得不尊秦，正如后来的楚国一样，两国均沦为秦国的玩偶与帮凶。这就是策士的智慧与力量。实际上，正如秦惠文王所预言，六国之中，任何一国不合作，合纵即告失败，而任何一国与秦合作，即是连横之成功。秦国虽曾为合纵所逼，相对而言，秦国之连横要比六国之合纵容易得多。 张仪以其娴熟的纵横之术，以不事秦则联军攻伐的恫吓方式，终于在公元前三一一年，成功促使魏、韩、楚、齐、赵、燕六国连横事秦。张仪对列国进行武力打击后，再进行怀柔的拉拢策略，或以卧底，或以诱骗，令六国堕入秦国的陷阱。张仪以其卓越的智慧与胆识，再加上秦国军事上的强力配合，成功抗衡、瓦解了苏秦的合纵策略，其对秦国之东进事业，功不可没。 战国之风云激荡，为这些庶民出身的策士提供了一展身手的契机，并打破了长久以来为贵族所垄断的政治局面，令复杂的国际态势充满了种种的可能性。这些以策略构成《战国策》一书的核心内容的策士，几经坎坷，曾经辉煌，而下场却又极其惨烈，就如苏秦与范雎，均空留李白的叹喟：“功成身不退，自古多愆尤。”（《古风五十九首其十八》） 无论如何，策士改变了战国以至于整个中国的政治、历史及文化，影响巨大而深远。 三、变法兴亡 兴亡谁人定，胜败岂无凭？在竞争激烈的战国态势下，要生存极不易，故有为之君均纷纷招贤纳士，变法图强。七国各有不同程度的变法，秦孝公（前三八一至前三三八）于公元前三五六年任命商鞅（前三九至前三三八）为左庶长，实行变法；而东方六国的变法，则分别为魏文侯（？至前三九六）时李俚（生卒年不详）的变法，赵烈侯（？至前四）时的公仲连（生卒年不详）变法与后来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楚悼王（？至前三八一）时的吴起（前四四至前三八一）变法，齐威王（前三七八至前三二）时的邹忌（约前三八五至前三一九）变法，韩昭侯（？至前三三三）时的申不害（前四二至前三三七）变法，以及燕昭王的变法。此中以商鞅变法与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最为著名。虽然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军事变法令赵国骤成劲旅，以致拓地千里，但是在变法的深度与广度方面，却远远不及商鞅变法。商鞅变法在政治、军事、社会以及经济上，全方位地对秦国做出了翻天覆地的改造，又同时为庶民的上升提供了快捷而可行的阶梯，从而将秦国打造成如钱穆（宾四，一八九五至一九九）先生所谓的“新军国”。 以下将扼要论述商鞅变法中构成秦国成为“新军国”之各项细节，借此方能理解秦国何以能崛起于西陲，无敌于天下。 商鞅本为魏相公孙痤（？至前三六）之僚属，公孙痤病危时对前来探望的魏惠王（前四至前三一九）推荐商鞅，并望魏惠王“举国而听之”。 这可谓是倾心力荐，可惜魏惠王不以为然，公孙痤见此情形，便劝说魏惠王杀商鞅，以免人才外流他国而成后患。公孙痤尽忠之后，又再尽义，坦诚地将一切告诉了商鞅，劝其速离。此际，年方二十一岁的秦孝公以“与之分土”的重诺招贤于天下。 秦孝公对于秦国历代兴衰了然于胸，对秦国“厉、躁、简公、出子”四代国君的蹉跎岁月，亦毫无忌讳，更为关键的是他勾勒出历代贤明之君的东进意图，并再一次表达了其对招贤纳士以图强的强烈渴望与东进扫荡六国的雄心壮志。秦孝公出手不凡，消息一出，立即把不为魏惠王所重用的商鞅从魏国吸引到秦国。人才流动，此消彼长，秦、魏两国君主的眼光与胸襟，亦高低互见，而两国的兴衰，在不久之后，亦随之显现。 商鞅在朝见秦孝公时先论述了“帝道”，再而是“王道”，均不为所用，而最终被采纳的是“霸道”。商鞅之变法内容，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为秦国全方位地打造了一个崭新的“战国”，其方略大致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社会方面 1.废除奴隶：此举令更多的人口从事开荒、耕种，亦为长年征战提供生力军。 2.“主民”与“客民”分业：变法一方面把秦国农民分为“主民”，另一方面则吸引韩、赵、魏三国的农民前来秦国种地，给予住房，免三年劳役，称他们为“客民”。“主民”当兵，“客民”种地。 “客民”住下来久了，繁衍生息，也就落地生根成为了秦国子民。秦国既要人才，又要人民，此消彼长，敌弱我强，实属必然。此举实为富国强兵的方法，更为旷古绝今的创举。 3.连坐法：变法规定“五家一伍，十家一什”。不告奸即获罪连坐而“腰斩”，“告奸者与斩敌同赏” ，此举杜绝了一切的罪行，特别是防范了有异心投敌者之可能性。 （二）政治方面 1.行政改革：县制的设计，实际是将官员之任命权力掌握在君主手中，中央集权，从而令全体大小官员效忠于君主。这也是后来秦始皇（前二五九至前二一年；前二四六至前二一在位）郡县制之雏形。 2.官僚制：打破了西周以来的世卿世禄制，让庶民阶层的精英进入统治阶层，同时又解除了世卿世禄所形成的地方势力对君主统治的威胁。 3.迁都：选择战略要地，迁都咸阳，此处依山带水，辐射八方。 （三）经济方面 1.垦草令、开阡陌、废除“井田制”：即开垦土地，以利农业发展。秦国当时位于西戎之地，有很强的游牧色彩。废除井田制，是因为其时铁器已被广泛使用，生产力也提高了，故将过去一百步为一亩，改为二百步为一亩，大大提高了农民的耕种意愿，又能同时减低赋税。 2.奖耕织富国：此措施奖励产量高的男女，即使不打仗，也可以封爵。 3.征收赋税：“赋”从“贝”从“武”，即养军队的钱。变法废除奴隶，对世族强行分家，分家即增加户口，能提高税收。此举征收了大家族众多人口的税款，从而可以投放更多资源在军队建设上。 4.打击工商业：政治上不给予地位，经济上剥削商人，使经济命脉均掌握于政府手中。 5.统一度量衡：既方便公平贸易，也确保国家收入。 以上在经济方面的变法，既是利民、便民之法，更是富国、强国之策。 （四）军事方面 1.行军功爵制：即按军功，赐爵位，“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 “率”，即是敌军首级，秦国军队是以人头数目计算军功的，斩一首级可获一爵位，获土地一顷，或可以当五十顷的官。 2.以军功入籍：“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 以军功明尊卑爵秩等级，杀敌的数目均有严格而具体的要求与赏罚。又评先进，黜落后，此举令宗室与庶民处于同一起跑线，无异是对庶民的极大鼓舞。在战场上，将军、正监以及御史一同登台监察士兵在实战中的表现。 军功爵制令本来畏战厌战的人性，突然变为好战勇战，成为庶民觅富贵求上升的快捷方式。这种奖励方法，激活了人性中的积极细胞，故秦国士兵上阵，名为打仗，实际上都是捡拾黄金功名及土地，个个奋不顾身，杀人如收割，故“民喜农而乐战”。 对于秦兵在战场上奋勇杀敌的表现，张仪生动地描述为：“左挈人头，右挟生虏”，他又将秦国士兵与六国士兵之分别喻为“孟贲之与怯夫”、“乌获之与婴儿”。 秦国兵将如狼似虎与六国士兵怯懦的情态，可见一斑。 相对于六国变法之片面而短促，商鞅变法更见彻底而深远。其变法的重点在于废除奴隶制，从而释放出秦国蕴藏已久的庞大能量，特别在军事与经济上带来实时的实际效益，故而秦国能在短时间内骤强。而变法之基本核心政策乃农战结合：“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 商鞅入秦主变法，“居五年，秦人富强，天子致胙于孝公。诸侯毕贺。” 秦国变法后的内部情况则是： 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私斗既去，既减少了长年的大量人口死亡，又建立了为国而战以立功的观念，从而凝聚了全国民心。秦国在商鞅变法后迅速崛起，已非六国任何一国可以抗衡的了，这引发了六国的恐慌，从赵国公子赵豹（生卒年不详）进谏赵惠文王（前三一至前二六六）的一番话，可见列国对秦国之富强的认知： 秦以牛田、水通粮，其死士皆列之于上地，令严政行，不可与战。（《卷十八赵策一秦王谓公子他》） 后来的两位秦相蔡泽（生卒年不详）与李斯（前二八至前二八）均不约而同地给了商鞅变法极高的评价。蔡泽指出商鞅变法后的秦国：“兵动而地广，兵休而国富，故秦无敌于天下。” 而李斯则认为商鞅变法在整体上令秦国：“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举地千里，至今治强”。 由此可见，商鞅变法，内外威服。 战争，体现了商鞅变法所带来的最实际贡献，秦国通过“元里之战”、“安邑之战”以及“固阳之战”收回了为晋国所占的河西之地。“安邑之战”后，秦国甚至占了魏国的旧都安邑，不过后来还是撤退了。因为“安邑之战”的胜利，周天子封秦为诸侯国，秦国在列国中之地位，骤然提升。 然而，商鞅如此雷厉风行地推行变法，必然触及贵族的利益，“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贵戚，多怨望者”。 商鞅所强调的都是“不和于俗”、“不谋于众”、以权驭民的极权思想 ，故此秦国上下方能迅速成为虎狼之师的“新军国”，不过其严苛之法治却令他最终不容于世。秦惠文王继位后，商鞅即被与他有仇的公子虔诬告谋反，被处以车裂之刑致死。 无论如何，商鞅变法确实令秦国迅速富强并成为“新军国”，这是不争的事实。历史的天秤，终于在商鞅变法之后，倾向了西陲的秦国。从此，秦国国力集中，君民一心，犹如利箭，射向东方。 四、决荡天下 “决荡”，顾名思义，乃驰骋沙场，兵戎相见。欲问鼎中原，则必须与列强决荡天下。从战国（前四七五）开始至秦始皇统一天下（前二二一）的二百五十五年间，战国共有大小战争近一百六十次，单就从秦孝公在位（前三六一）到秦始皇统一天下（前二二一）这一百四十年间，秦国总共发动约一百一十八次的对外战争，只有少数是败绩，其他几乎是所向无敌。 而从公元前三六四年（秦献公二十一年）至公元前二三四年（秦王政十三年），据统计，秦国总共斩杀了大约一百六十二万五千名的六国士兵。 由以上数据可见，战国的战争规模及其残酷情况 ，远非春秋时代可比。在这些战争中，有不少战争或因奇谋诡计，或因残酷惨烈，而流传至今。此中以秦、赵两国的“长平之战”最为凶险残酷，其峰回路转的战况及惨痛的教训，令此役成为战争的典范。 （一）桂陵之战 公元前三五四年，魏惠王派庞涓（？至前三四二）率兵进攻赵国，逼近邯郸。赵成侯（？至前三五）向齐国求救，齐威王以田忌（生卒年不详）为主帅，孙膑（？至前三一六）为军师，出兵救赵。田忌接受孙膑的意见，没有前往邯郸解围，而是领兵杀向魏国都城大梁，直捣黄龙，遂逼令庞涓星夜回援。齐军埋伏在桂陵（今山东菏泽东北），静待魏军，此际魏军长途行军，人困马乏，面对突如其来的伏击，自然全线溃败。这就是著名的“围魏救赵” ，又称“桂陵之战”。 （二）马陵之战 公元前三四一年，魏国与赵国一起进攻韩国，韩国向齐国求救。齐国仍派田忌、孙膑率军解救韩国。齐军佯败后退，第一天留下了十万人做饭的锅灶，次日减少至五万人的锅灶，第三天再减少到三万人的锅灶。庞涓以为齐军逃亡的情况很严重，故而穷追不舍。此际，孙膑在马陵设下埋伏，及至魏军赶至，齐军万弩齐发，魏军“大乱相失”，魏太子申被掳，庞涓自刎。这就是著名的“马陵之战” 。经此一役，魏国一蹶不振，从此无法抗衡强秦。 （三）阏与之战 公元前二八一年，秦国攻取赵国三城后，赵国以公子部为人质送往秦国，并与秦签订以焦、魏、牛狐交换三城的协议，然而赵惠文王反悔。秦昭王（前三二五至前二五一）以赵国不履行协议为由，派胡阳（生卒年不详）率大军进攻赵国的阏与。秦攻打阏与可谓一石二鸟，占有此地既可攻打魏的都城大梁，亦可攻打赵的都城邯郸。赵惠文王于是召问廉颇（前三二七至前二四三）救不救阏与，廉颇答曰：“道远险狭，难救。” 赵王又召问赵奢，回答曰：“其道远险，譬之犹两鼠斗于穴中，将勇者胜。” 于是，赵惠文王命赵奢率军驰援阏与。 赵奢军出邯郸三十里即筑垒扎营，按兵不动，此举令秦军甚为迷惑。秦军于是分一部分兵力进屯武安（今湖北武安西南）西面，击鼓呐喊，欲诱赵军援救武安，从而达到钳制赵军的目的。赵奢仍然不为所动，驻屯二十八天之后，仍继续增强营垒防御，以营造赵军唯保邯郸的怯懦假象。秦军主帅胡阳从间谍方面得知赵军一切的情况，以为阏与必是囊中之物，遂放松戒备。赵奢得悉秦军已上套，遂令全军偃旗息鼓，疾驰两天一夜，赶到距阏与城五十里处筑垒设营。秦军突闻赵国援兵到来，仓促分兵迎击。赵奢采纳军士许历（生卒年不详）的建议，派兵万人抢占阏与北山高地。秦军后到，攻山不下。赵奢乘势居高临下，猛击秦军。与此同时，阏与的守军也出城配合援军，两方夹击，秦军死伤逃散过半，大败而归，阏与之围遂解。 赵奢是一位智勇双全、卓越的军事家，在《战国策》的《赵惠文王三十年》与《燕封宋人荣为高阳君》两章中，赵奢与田单（生卒年不详）有关战争投入人数的辩论，以及其有关军事的一切细节和预测都充分表现了他的才智。不过，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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