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特务活动史（上下）_马振犊　著_9787510811814

　　本书分为上下两册，在第一版基础上修订而成，对国民党特务组织在中国大陆的整个活动史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和生动的记述。全书用了大量原始史料，全面客观地论述了国民党的特务组织之源起、发展及其活动，直到抗战胜利后在大陆的没落结束的历史。全书融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文献性于一体，文笔严谨而生动，不仅还原了历史的本来面目，而且拓展了民国史的学术研究范围。

　　上册
　　 “特务”的定义辨析及其历史回顾
　　特务组织及特务政治的发达，依赖于内外两方面的因素，外因方面正所谓是“乱世出枭雄”，统治者面对纷纭时局与众多对手，急欲借助非正常的组织与手段来搜集各方面资讯，并以“快刀斩乱麻”及“黑、准、狠”的手段来打击政敌，以高效地维护其统治地位，这是一般正常的民主社会政体下不需要和不可能存在的；在内因方面，则是出于统治集团主要是最高统治者的独裁与暴力统治思想，以及对暴力强权执政手段的笃信。
　　历史证明，如果一个最高统治者，哪怕他是一个封建皇帝，只要他有一点开明思想，懂得民众能够“载舟覆舟”的道理，都不会感兴趣并乞灵于特务统治，只有行将没落的统治者，才会热衷于使用这种人类社会最黑暗的统治手段并将之奉若神明。
　　但鲁迅先生说过：“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所以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无有。”这句话恰恰点明了特务政治的特征。古往今来，没有一个腐朽的政权是能够依靠特务统治来挽救其败运的。统治者企望于恐怖暴力与屠杀的效用只能是饮鸩止渴，其结果或可使之苟延于一时，但其暴虐行为却从根本上动摇了其赖以生存的民心基础，使之更迅速地走向彻底崩溃。普行特务统治是制造人民与统治当局相对立的最有效而迅速的手段，是把民众推向绝境而使之不得不奋起反抗的“催化剂”，此所谓物极必反。
　　蒋介石对特务的要求
　　蒋介石曾于1935年1月1日在杭州对调查统计局特务人员公开发表过一篇训词，题目是《特务人员之基本修养》。在这篇讲话中，他毫不客气地说：“有两点最重要的意思要吩咐你们：第一，必须绝对服从命令；特务工作人员，就是领袖的耳目，你们所到的地方，就是领袖耳目所及的地方。你们如果不实实在在尽心尽力去工作，领袖的耳目，就失去了聪明，革命事业的进行，便会发生障碍。所以你们做耳目的人，务必要遵照首脑的意旨，慎重周密的去进行一切，因此你们工作上最要紧的条件，就是绝对的服从主管的命令，除服从命令之外，没有你们个人意志的自由……你们特务工作就是领袖的耳目，换句话讲，就是领袖所用的革命工具。做工具的人，只有死心塌地的绝对服从主管的命令，随时准备为领袖牺牲自己的一切，主官要你们死就死、要你们活就活，丝毫没有你们抉择的余地。第二，不许自作主张：你们特务工作人员既然是领袖的耳目与工具，只以绝对服从为天职，自己的生命身体，都已经完全贡献于领袖，那么，个人的意志，当然更不待说是没有丝毫的自由了。尤其是对于政治方面，不能在领袖主张之外，自己做一点主张……你们务必要以领袖或团体的主张为主张，以领袖或团体的意志为意志，才是忠实的革命者，唯能如此，才能推动革命事业以底于成功。”
　　蒋介石的这番讲话充分体现了他对特务组织的定性与认识，即特务组织是其“耳目与工具”，并且是要完全俯首听命的“御用奴才”，其地位是可想而知的，由此看来，蒋介石对特务的评价也不高，慑于内外压力，蒋对特务是既要用之而又要限制，把他们培养成百分之百唯命是从的打手与奴才，这一点是无疑的。
　　下册
　　军统晋东南站的活动
　　对山西太行山基地，戴笠甚为重视。1937年6月南口抗日战役进行之时，他便下令成立了军统局晋绥察区，派李果谌为区长赴太原，负责晋豫冀三省情报工作。山西沦陷后，他与第十三军军长汤恩伯商定，授予李果谌十三军游击司令名义，设司令部于太行山，联络晋豫冀三省民间武力共同作战。由于二战区对军事指挥权的异议，李果谌最后只得交出部队给冀察游击司令孙殿英及河北民军总指挥张荫梧指挥。
　　1941年5月，军统山西情报组被日伪破坏，捕去七十余人，组长郭秀峰及关清华、张立君等被杀。为恢复山西情报工作，戴笠再派乔家才在驻军二十七军军长范汉杰协助下，成立了军统局晋东南站。
　　1941年冬，乔家才自重庆携带电台，召西安、洛阳站十人共去组建晋东南站。胡宗南发表其为第二十七军军部参谋处副处长、设计委员会视察委员，以便开展工作。当时驻地国民党军的谍报组织很差，乔家才决定重建，在范汉杰支持下，从开设短训班培训各师情报员开始，又调解了当地驻军与地方“联庄会”的矛盾，同时扩充了军统在晋东南之组织。他们把重点放在破坏敌军通信上，曾在一夜内拆毁了长治、高平、晋城三县全部电话线，运回太行山，架起了二十七军军部至新五军及各县政府的电话。日伪军为此气急败坏，严责民众看守修复好的线路，并在电线杆上绑上手榴弹，杆下埋地雷以防止之。日军还以飞机空投一信给范汉杰军长，以很和缓的口气写道：“中央军不应有此行动，希望以后不要再来破坏。”
　　军统晋东南站在1941 年6 月至12 月中，据称共袭敌据点三十余处，毙日军一百一十人。1942年乔家才离开晋东南，调任财政部缉私署陕西缉私处处长。
　　抗战胜利后的“抢收”与“劫收”（部分）
　　国民党特务组织在抗战胜利后的接收中，利用他们先入为主之便，充当了急先锋的角色。仅以上海为例：军统在上海劫收了敌伪及市民的多少财产，现已无法精确统计，但他们的贪腐行为在社会上已经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当时上海民间将进入城市的“忠义救国军”、“别动军”军统武装噱称为“穿山甲”。当时阮清源、郭履洲等忠救军各纵队、毛森总队等如饿虎入市，将汪伪76号特工总部的全部财产，以及各大小汉奸的私产席卷一空，然后又扩大到各相关工厂企业、洋楼、银行、医院，无所不要，甚至为达攫取目的不惜敲诈绑票勒索，其中他们最看重汽车、洋房和金银珠宝古物。上海人惊呼“强盗坯来了”。［13］这种状况当然已被当局所了解。8月30日，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部副参谋长兼南京前进指挥所主任冷欣，在报告京沪接收工作致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的电文中说：“南京秩序，已渐安定；惟仍大多数机构（特工分子）自立名义，强收房屋及机关，已设法查禁。”9月1日，芷江陆军总部电复：“据戴笠电称：‘忠义救国军阮清源，系去年12月，业经委座核准其所部八千人开抵上海近郊大漕河，已转饬静待本部命令，方能开入市内；又据报各方面在沪人员，多有轨外行动，请转电严令制止，等语。’查该忠义救国军非指定之受降部队，应转饬不可进入上海区；并对我各方面工作人员严令约束，特电遵照！”冷欣收电后直接去电戴笠：“近以日寇投降，我国军大部尚未开入陷区之前……抑且各杂色部队以及地方痞棍，亦皆闻风而起，甚有假借名义强占民居，妄缴枪械，绑架勒索，无所不为！以致京沪一带城市，内外秩序，顿遭破坏，造成极度恐慌现象，舆论沸腾，闾里骚然！若不迅予遏制，后患殊堪忧虑。兹拟恳请我兄遴派能以统率多方面之人员，克日前来镇慑，借资维持地方秩序。”戴笠无奈之中，只好将被控最多的阮清源关押起来。特务武装的“劫收”进而引起了蒋介石、宋子文等人的出面干预，说明其所作所为已实在过分。在蒋介石的命令下，戴笠无奈交出了一大批赃物。
　　其后，在军统局总务处长沈醉清点总数时，尚保留有汪伪特工总部的全部财产、敌产东方渔业公司及四十艘机动渔轮、一家大型锯木厂、一家三合板厂、日本东方经济研究所及其附属的东方图书馆等全部财产、日本海军在江湾新建的俱乐部全部财产，还有十多个仓库的物资与大量的建筑材料。这些企业后来都归军统局所有，以其利润为军统局提供经费开支。
　　戴笠到沪不久的中秋节那天，请一些经过“策反”的汉奸头目及军统上海各单位组长以上人员到杜美路宴会，赴宴的五百余人，几乎每人都乘坐自备小汽车前往，汽车停满了附近四条马路。戴笠看到这种场面，也大吃一惊。他为避免引起外界的议论，宣布命令，今后集会除少数负责人外，其他人所乘汽车一律不准停放在办事处附近。
　　军统干部们抢夺的洋房也为数不少。程克祥、彭寿一伙抢占了余庆路公寓、淮海路花园洋房两座及江苏路、五原路、长乐路等处的十数处高级住房；毛森将在法租界贝当路的公馆变成了自己的私产；“忠救军”第四大队长和副大队长占据了孙耀东愚园路和淮海路的花园洋房；阮清源则由上海市伪经济局的一名科长为他弄到了华山路600弄的一座洋房。这些无识之徒，只顾抢收，许多珍贵物品和资料竟毁于他们手中。新亚药厂是一家有相当规模的制药厂，其图书馆收藏的一批珍贵药书和制药方面的国外资料，竟被他们在劫收中销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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