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文摘20周年珍藏本o决策内幕（《作家文摘》20年来披露重大决策内幕的作品精选，比如抗美援朝、炮击金门、两弹一星、中美建交.这些历史事件背后鲜为人知的真相。）_《作家文摘》　编_9787514316773

　　毛泽东的进藏决策：从西北到西南
　　师哲回忆：中国出兵朝鲜内幕
　　中南海决策：炮击金门
　　共和国拒绝腐败——“三反”“五反”决策内幕
　　原子弹往事——中国制造原子弹决策内幕
　　刘华清回忆：中国的核潜艇与“航母”
　　前外交部长唐家璇回忆：中俄黑瞎子岛问题谈判
　　两总理支持“审计风暴”

军事决策
粟裕将军向毛泽东进言
毛泽东的进藏决策：从西北到西南
师哲回忆：中国出兵朝鲜内幕
两份内容截然相反的电报——中国出兵朝鲜档案解密
打金门，还是打大陈？一波三折的作战方案
援越抗法决策秘录
中南海决策：炮击金门
中国政府援越抗美行动详情
国家建设
“人民公社”的诞生
两农民进谏毛泽东——毛泽东解散农村食堂始末
“三年困难时期”粮食进口实情
三线建设决策内幕
“文革”前中共中央的“一线、二线”制度
三代领导人与“三峡工程”决策
毛泽东与南水北调
外交风云
乒乓外交前的一次争论
在中美建交谈判的关键时刻——邓小平一锤定音
关于澳门回归问题：中葡谈判的台前幕后
前外交部长唐家璇回忆：中俄黑瞎子岛问题谈判
科技决策
原子弹往事——中国制造原子弹决策内幕
中国核工业发展的历史镜头——绝密会议：中国核战略决策过程
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是怎样上天的？
聂荣臻与中国核潜艇的诞生
“640工程”开启中国反导事业
刘华清回忆：中国的核潜艇与航母
“星球大战”与“863计划”
秘而不宣的“921”工程
冤案平反
为《海瑞罢官》平反的前前后后
“文革”后期落实干部政策回顾
新华社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电讯稿发出经过
历史揭秘
杨尚昆回忆遵义会议
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激烈争论
共和国拒绝腐败——“三反”“五反”决策内幕
彭德怀自述：庐山会议前后
“九一三”前夜的秘密召见
毛泽东对调八大司令员内幕
我在参与逮捕“四人帮”前后的经历
听华国锋谈粉碎“四人帮”
改革开放
华国锋与“真理标准”讨论
改变历史的36天
十字路口的抉择：改变国运的两次会议
包产到户的禁区是如何冲破的——曾经发生在中央高层的一场大争论
目击伟大转折的序幕
最高决策：特区创办始末
1992年邓小平南方之行与苏东剧变
对外开放决策前的酝酿讨论
万里与农村改革
1978：邓小平改革元年
两总理支持“审计风暴”

　　毛泽东对调八大司令员内幕
　　李林毅军夏若天
　　1973年12月，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次不寻常的事件。中共十大召开4个月后，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北京与沈阳、南京与广州、济南与武汉、福州与兰州八大军区司令员相互对调。这件事情不但在国内产生巨大影响，在国际上也引发了各种猜测。
　　“决不允许枪指挥党”
　　毛泽东为什么一定要对十一大军区中的八大军区司令员进行对调呢？从我党与军队的具体关系变化来看，我党总体模式与思路是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但实际过程却有些复杂。毛泽东曾说：“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但是有了枪确实又可以造党，八路军在华北就造了一个大党。还可以造干部，造学校，造文化，造民众运动。延安的一切就是枪杆子造出来的。枪杆子里出一切东西。”
　　基于历史经验，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始终对军队抓得很紧，特别关注直接领导者的动向。他一直兼着中央军委主席，要求军队重大问题都要向他报告，甚至营、连的调动也要经过他批准。
　　“文革”前夕，毛泽东与汪东兴谈话时说：“我们军队里也不那么纯，军队里也有派嘛！……不知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我信。我们军队几十年经常有人闹乱子。”可见，毛泽东对军队领导权和内部状况的关注，是促成1973年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历史和心理因素。
　　当然，直接导致这次对调的，还是之前的“九一三事件”（1971年）。此后，毛泽东开始重新审视“文革”，决意重新启用被打倒和受排斥的老干部，并亲自着手掌握军队情况。在这种背景下，“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开始在毛泽东头脑中逐步酝酿。
　　1973年3月10日，邓小平恢复了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同年8月在党的十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在一次听取工作汇报中，毛泽东讲到各大军区司令员久未调动的问题，问邓小平怎么办？邓小平稍作沉思，随后把面前的茶杯和毛泽东的茶杯对换了一下。毛泽东会心一笑，说道：“英雄所见略同。”
　　“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会油”
　　1973年12月，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一开始，毛泽东就批评政治局和军委。他说：“政治局要议政。军委要议军，不仅要议军，还要议政。”又说：“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以后改了吧。你们不改，我就开会，到这里来。我毫无办法，无非是开政治局会，跟你们吹一吹，当面讲。”
　　会场里鸦雀无声，气氛有些紧张。毛泽东缓和了一下语气：“我考虑了很久，大军区司令员还是调一调好。”他面朝叶剑英：“你是赞成的，我赞成你的意见。我代表你说话。我先找了总理、王洪文两位同志，他们也赞成。”
　　毛泽东建议在座的政治局委员们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唱完歌，他接着谈：“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不行呢。搞久了油了呢！”这是讲各大军区司令员。他说他已经考虑了好久，认为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坐镇，一待就是20年，会出现消极因素。
　　随后，毛泽东宣布重要决定。他指着复出不久的邓小平说：“我们现在请了一个参谋长。他呢，有些人怕他，但他办事比较果断。”毛泽东又对邓小平说：“你呢，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有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过去的缺点，慢慢改一改吧。”
　　从“东平湖”聊到《红楼梦》
　　根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中央12月20日召开了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会议。会议是在毛泽东的书房召开的。据参会的田维新将军后来回忆，当时毛泽东坐在书房的中央，左手坐着朱德总司令，右手坐着刚参加军委工作的邓小平。周恩来、江青等几位政治局委员依次站立在毛泽东的右后侧。王海容站在毛泽东的左后侧，她是给毛泽东当“翻译”的：把方言译成普通话。
　　李德生回忆，毛泽东交代叶剑英副主席把各大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都找来。46位高级将领受到了接见。将要被调动的八大军区司令员，坐在面对毛泽东的前排。
　　接见开始后，毛泽东拍拍朱老总的肩膀：“这是好司令啊，是我们的红司令，不是黑司令。”毛泽东简单地讲了几句之后，便与站立在一侧的肖劲光、陈士榘、田维新和马宁4位高级将领握手谈话。
　　毛泽东与解放军政治部副主任田维新少将握手时问：“田维新同志，你是哪儿人？”“山东东阿人。”田维新答。“曹植埋在什么地方啊？”毛泽东又问。“鱼山。”田维新回答。
　　毛泽东又问：“左边有个湖，是什么湖？”田维新想了一下说：“嗯，要说湖，那离鱼山还远，是东平湖。”“噢，那就对了！”毛泽东突然话锋一转，说：“总政治部就交你负责了！”
　　田维新毫无准备，但很快作出了反应：“德生同志（此前任总政治部主任的李德生）走了，总政就我一个副主任了。让我继续留在总政工作是需要的，请主席委派主任。”
　　“不，就是你负责了！”毛泽东以十分明确的语气说。田维新说：“我资历、经验都不够，还请主席派个主任吧！”毛泽东不再作答，开始与空军司令员马宁握手谈话。
　　之后，毛泽东再次开始向全体人员讲话。讲着讲着，他向坐在前排的许世友问道：“我要你读《红楼梦》，你读了没有？”“读了。”许世友回答得很干脆。“读了几遍？”“一遍。”“一遍不够，要读三遍。”毛泽东随口背了《红楼梦》第一回中的一大段。
　　背过《红楼梦》，毛泽东还要许世友学刘邦手下的名将周勃。
　　12月22日，毛泽东正式宣布对调命令，各大军区司令员、军兵种主要领导再次集中。毛泽东想给王洪文一次机会，让他在将帅面前树立点威信，委托王洪文点名。王洪文不知深浅，就大大咧咧地点起名来。
　　“许世友！”没有人答应。只见许世友脸色铁青，眼望天花板，不理会他。王洪文在上海时，和许世友比较熟，也在一起喝过酒，没有想到许世友一点面子也不给他。于是他又壮着胆，点了一次：“许世友！”忽听咚的一声，许世友把茶杯往茶几上一磕，发出巨响。
　　这时，王洪文才醒悟过来，他转过头来求助似的望着伟大领袖。毛泽东铁青着脸，有些恼火，但却一言不发。
　　机敏的周恩来立刻拿过名册，看也不看，先从其他司令员点起。点完名，周恩来宣布了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具体细节：
　　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与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对调；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与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对调；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与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对调；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与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对调。
　　建军史上的重大高层变动
　　当时全国有十一大军区，除了上述八大军区外，还有新疆军区、成都军区、昆明军区的三位司令员没有被调动。
　　会议结束后，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命令下达10天内，各军区司令员都到达了新的工作岗位，每人按规定仅带了10人以内的工作人员。对调工作干净利落地完成了。
　　这次重大军界人事调动，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研究学者罗兹曼指出：“这是有意识地显示文官控制着国家政权。这样，许多司令员便离开了他们工作了20多年并建立了关系网的地区。这一命令是中国地方军事主义走向衰落的主要迹象。这次调动的规模之大表明，涉及到的每一个人都意识到，传统的势力已经被打破。”
　　邓小平事后谈起这次对调的必要性时指出：“这是因为毛泽东很懂得领导军队的艺术，就是不允许任何军队领导干部有个团团，有个势力范围。”
　　这次对调是我军建军史上的一次重要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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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军区的诞生
　　军区，即战时的战区。我国的军区实际上是一种包括不同层次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队指挥体系，军区之下有省军区（北京称卫戍区，天津、上海、重庆三地称警备区）、军分区（有的设师级要塞区或警备区）。为了便于区分，习惯上把省军区之上的军区称为“大军区”。
　　大军区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体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根据国家的行政区域、地理位置和战略战役方向、作战任务等设置的军队一级组织，是战略区域内的最高军事领导指挥机关。
　　我国大军区体制的起源可追溯到革命战争时期。1932年起，红军正式建立军区。抗战时期，八路军和新四军的管辖范围分别成立军区。解放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最后形成了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野战军和华北野战军五大主力部队，后来建立起中原军区、华东军区（1947年1月成立）、东北军区（1948年1月成立）、华北地区（1948年5月成立）、西北军区（1949年2月成立）和中南军区（1949年12月26日成立）六大军区。这六大军区已经非常接近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大军区设置。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军借鉴苏联军队体制，根据当时中共中央分局的设置和国家行政区划，与中央局相应的设6个一级军区（即大军区）；与中央分局相应设18个二级军区（1953年增加到19个，1954年改为5个）；在省级行政区设三级军区（即省军区）；在地（专）区设军分区。当时的大军区保留了原六大军区中除中原军区之外的5个，并于1950年2月22日新成立了西南军区。
　　这六大军区与当时的六大中央局和六大军政委员会在机构与领导人员方面基本上是重合的，具有党政军合一的特征，是一种从战时到平时的过渡体制。随着国家基本转入和平建设时期，军队和地方政府机构分别设置。
　　1955年2月初，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将原来的西北、西南、华东、中南、东北、华北6个大军区，扩编为沈阳、北京、济南、南京、广州、昆明、武汉、成都、兰州、新疆、西藏、内蒙古12个大军区。1955年7月，正式决定将原来的四级军区体制调整为军区、省军区、军分区三级军区体制，并延续至今。
　　出于对台斗争的需要，1956年4月22日，南京军区下辖的福建、江西两个省军区被划出，组成福州军区，直属国防部领导。十三大军区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军大军区最多的时期。
　　“文革”开始后，中央军委又对大军区进行了两次微调。1967年5月，内蒙古军区由大军区改为省军区，划归北京军区建制；1969年1月，西藏军区由大军区改为省军区，划归成都军区建制。
　　就这样，在此后较长一段时间内，我军保有沈阳、北京、济南、南京、广州、武汉、昆明、兰州、成都、福州、乌鲁木齐11个大军区。
　　（《作家文摘》2009年总第1258期，摘自《环球人物》2009年8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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