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锋史学论著五种：清代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研究（第2版）》对清代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进行较为系统的研究，全书分为11章：第一章，作为导论，主要探讨财政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过程中的制约因素，并揭示政策的变异及其在不同情势下对社会经济的影响。第二章，作为学术史的回顾，对前此学者有关清代财政史的研究进行综述和评论。第三章，作为不同历史阶段的个案，考察王朝建立之初财政政策的特征。第四章，通过对赋役制度及相关政策的考察，揭示清代前期赋役制度的演变轨迹。第五章，试图通过对人口政策的研究，揭示人丁编审以及移民政策与国家财政的某些联系。第六章、第七章，分别考察财政收入、支出结构与收入、支出政策的变动。第八章，通过对钱粮征解与奏销的考察，分析在不同的政策导向下这一重要财政制度的变化。第九章，从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的关系着眼，探讨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的分野与调整。第十章、第十一章，则是对有关货币政策的探讨。在重点论述清代财政收入与支出政策的前提下，兼顾到政策与制度、体制与吏治、财政与经济、财政与社会、局部与整体、历时性与共时性等几个重要的方面。可供财政史、经济史、清史学者以及相关专业的研究生参考。
《清代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研究(第2版)》在重点论述清代财政收入与支出政策的前提下，兼顾到政策与制度、体制与吏治、财政与经济、财政与社会、局部与整体、历时性与共时性等几个重要的方面。全书分11章对清代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进行较为系统的研究。
陈锋，1955年生，山东莱芜市人。历史学博士。国务院政府特殊贡献津贴专家（1993年起）。武汉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经济与社会史研究所所长，国家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兼任中国社会史学会理事、中国经济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古代经济史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传统文化学会副会长、中华砚文化联合会副会长、湖北省中国经济史学会会长等。著有《清代盐政与盐税》（1988）、《中国病态社会史论》（1991）、《清代军费研究》（1992）、《陈锋自选集》（1997）、《清代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研究》（2008）、《清代财政史论稿》（2010）等书。主编有《中国俸禄制度史》（1996）、《武汉现代化进程研究》（2002）、《张之洞与武汉早期现代化》（2003）、《明清以来长江流域社会发展史论》（2006）、《中外学者论<展望二十一世纪>》（2006）、《中国经济史纲要》（2007）等书。学术辑刊《中国经济与社会史评论》、《中国经济史论丛》主编。论著多次获省部级一、二、三等奖。获湖北省优秀研究生导师奖，日本创价大学荣誉奖。并曾任日本东京大学、同志社大学、创价大学，台湾“中央研究院”等高校或研究机构的客座教授、客座研究员。
第一章 导论：财政政策及相关问题
一、引言：基本思路与分析框架
二、财政政策的制定与实施
三、财政政策与社会经济
第二章 学术史回顾：20世纪的清代财政研究
一、清代财政研究综论
二、财政管理体制研究
三、财政收入研究
四、财政支出研究
五、财政思想研究
第三章 开国时期的财政政策
一、清廷入主中原与社会经济的凋敝
二、“轻徭薄赋”的政策实质
三、蠲免与除荒
四、招徕流民与鼓励垦荒
第四章 赋役、财政制度的整顿改革与政策导向
一、赋役全书的编撰及其他
二、田赋征收原则的确立与田赋征收的货币化
三、均平赋役
四、“康乾盛世”时期的赋税蠲免
五、摊丁入地
六、耗羡归公与养廉银支发
七、清查亏空
第五章 人丁编审与移民政策
一、人丁编审
二、人口迁移的动因与类型
三、移民政策之一：向四川的人口迁移
四、移民政策之二：向西南的人口迁移
五、移民政策之三：向西北的人口迁移
六、移民政策之四：向内蒙、东北的人口迁移
七、移民政策之五：向台湾的人口迁移
第六章 财政收入政策与收入结构的变动
一、清代前期的财政收入结构及岁入辨析
二、清代前期的财政收入政策
三、清代后期的财政收入政策与财政收入结构
第七章 财政支出政策与支出结构的变动
一、清代前期的财政支出问题
二、清代后期的财政支出问题
第八章 钱粮的征解与奏销
一、钱粮征解的相关问题
……
第九章 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的调整
第十章 银钱比价的波动与对策
第十一章 新币的发行及相关问题
针对上述结果，解释的思路可能会多种多样，因为政策执行过程原本就非常复杂，涉及许多因素和变量，比如，政策本身是否完美无缺？政策目标是否符合社会经济形势？政策实施是否具备某种保障？执行政策的人员是否能令行禁止？等等。毫无疑问，这都是值得注意的问题。不过，在笔者看来，与财政政策的实施关联最大的乃是官僚阶层的行为与官僚机制的运作。
如所周知，国家是阶级统治的象征，设官分职是实行统治的具体体现，各级官僚则是实施统治的工具。在设官分职之下，上下统属的官僚机构和任职于各种机构中的人数众多的官僚阶层，发挥着各自的行政职能，并具有相应的行政权力，政策的执行正有赖于官僚机制的运作和官僚阶层的主观能动性。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政策的实施一方面是一种上下有序的组织活动，官僚机制的作用与功能如何，直接影响着政策的执行；另一方面，伴随着政策的实施，官僚阶层的权力显化，政策执行者的素质、能力、水平等都构成制约政策实施的重要变量。在国家机器强大、监督职能完备、机构运转正常的情况下，上令下达的渠道基本畅通，国家利益、官僚阶层的利益与民众的利益大致相容，各种政策可能会执行得较好。
一旦国家机器监督官僚阶层的能力下降或官僚机构腐败，官僚阶层的自身利益就会恶性膨胀，敷衍塞责、人浮于事、以权谋私、借机渔利等腐败现象随之产生，各种政策也就难以执行。当然，官僚主义与腐败现象本来就是一胞双胎，在任何情况下都难以避免政策实施过程中的变异，哪怕是一种很好的政策，最终实施或沿袭的结果也有可能滋生弊端。
因此，上面所揭示的在财政政策的实施过程中出现的三种结果虽然各有例证，但以第三种结果最为普遍，即执行政策的偏差或变异。这方面的例子可以说俯拾即是。清初名臣陆陇其在谈到清初的户口编审时即称：“编审者唯恐部驳，必求足额，故逃亡死绝者俱不敢删除，而摊派于现存之户。又恐仅如旧额犹不免于驳也，必求其稍益而后止。严搜遍索，疲癃残疾、鳏寡孤独，无得免者。沟中之瘠，犹是册上之丁；黄口之儿，已登追呼之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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