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自由传统》主要论述从秦至晚清时期的中国历史并非只是一部“专制”的历史，同时，也是以儒家为代表的士人阶层不断推进社会自治、抑制专制、追求自由的历史。作者认为，视中国历史为专制史，视中国传统为专制的传统，乃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与无知。《中国的自由传统》叙述流畅，观点鲜明，史料充足，形式新颖。
中国历史演进的自由线索
秦制：事无小大皆决子上
如果我们能够站在高空鸟瞰历史演进的图景，将可以发现，中国秦后社会隐伏着两条相互交织又此消彼长的线索：一条线索为皇权专制的发展趋势，不妨称之为“专制线索”，由于两千年专制体制由秦朝奠定，这一线索又可称为“秦制线索”；另一条线索为社会自治的发育程度，我们叫它“自治线索”，因为传统社会的自治主要由儒家士绅推动，这条线索也可以叫做“儒家线索”。
第一条线索（专制线索）在百年来的历史叙述中已有充分的呈现。一种主流的意见认为，自秦始皇建立大一统的中央集权政制以来，君主专制有一个逐渐增强的趋势：汉代设宰相，“辅翼国家，典领百僚，协和万国”，相权极重；地方郡守食禄二干石，品秩相当于公即，且有自辟僚属之权；隋唐时相权一分为三，中书、门下、尚书各执决策、封驳与执行之权，地方的人事权也收归中央，“州郡无复辟署；宋代则被视为相权进一步弱化、而君主专制更加发达的时段；明代废除宰相制，皇帝亲揽朝政，君主独裁达到历史高峰；清承明制，“乾纲独断，乃本朝家法，专制程度比之明代有过之而尢小反。
根据这样一种描述，如果我们以历史时段（为了叙述的简便，我们省略了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与元代，下同）为横轴，以君主专制程度为纵轴设立一个观察坐标，则可以画出一条不断攀升的皇权专制线索。如下图所示，这种历史叙述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的演进就是一个皇权专制程度越来越高的过程。
但是，我们不能不指出，这样描绘出来的一条专制线索是错误的，也不符合史实的。谭嗣同说“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作为一种粗线条的历史描述，大致是如此，但如果我们将目光拉近，将发现经儒家改造过的“二千年来之政”，其实已经跟法家创立的“秦政”大不相同了。这一点，我们下面会细加分析。现在，让我们从专制线索的起点一一秦政制说起吧。
先秦的儒家从来都是反对无条件效忠君主的，从孔子的“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到孟子的“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都表明儒家不承认绝对君权的存在，然而，六王毕．四海一，“灭周祀，并海内，兼诸侯，南面称帝”的秦王朝，却是推行高度集权的法家之制。法家认为皇帝应当“独制于天下而无所制”，这种“独断”、“独制”、“独擅”的权力观，体现在国家治理架构上，就是“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于上””。意思是说，天下事不论大小，都由皇帝一个人说了算，大臣不过是皇权的执行机器而已。秦制又主张所谓的“事皆决于法”，给人一种“法治”（RuleofLaw）的错觉，但秦制的“法治”更接近RulebyLaw，“人主为法于上””，是拥有绝对权威的立法者，臣民则完全服从于君主之法，“下民议之于下”是绝对不允许的。“皆决于法”跟“皆决于上”，其实乃是同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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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中国历史演进的自由线索
第一辑：一种大历史的描述
第二辑：古典的“限政”思想
第三辑：社会力量的发育
第四辑：自由经济的火种㈠49
第五辑：王朝政影录
第六辑：如何对待我们的传统
后记
〔近代的开端〕
1、主流的意见将中国近代的开端定在鸦片战争，即1840年。这一看法的背后逻辑是强调近代化来自西方的冲击。如果换个视角，我主张将近代的开端定在曾国藩等士大夫平定太平叛乱的同治朝。这里强调的是传统士绅群体因应內外困局的自我觉醒，近代化也内生于中国社会，内生于士绅精神的复苏与绅权的增长。
2、近代的本质是告别中世纪、摆脱皇权专制与身份束缚，表现为自由市场的繁荣、新的经济因素产生、社会力量的壮大、个人意识的觉醒。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甚至同意将近代开端拉到晚明．满清的前中期统治不过是横插进来、延误了近代进程的插曲而已。晚清出现的“二千年未有之变局”，其实只是接上了睁明时代的近代脉络。
〔清末新政〕
l、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春，慈禧在西安颁发《辛丑变法诏书》，意味着老太婆在历经了庚子之乱以后，已经决心要将一度搁浅的帝国重新推进近代化改革的深水区。“辛丑新政”随后在多个领域展开，从建立外务部、修改清律、制定商法与民法、改革兵制、建立警察制度，到预备立宪、设资政院于中央、设谘政局于各省，君主立宪方向的转型已上轨道。
2、新政十年，促使近代中国的私人经济、市民社会、民间社团、地方自治组织与传媒力量，均获得长足的发育，这些成果延续至民国，是民国政治的基石。清末一民初时期，中国社会力量的发育程度，可谓是有史以来最为成熟的。这当然得益于西学东渐的灌溉，但必须注意到，清末社会力量的生长也是内生式的，是传统的一部分，是历史的延续，是新形势下士绅精神的传承与光大。
3、清末发达的士子结社，跟明末的学社、东汉的党锢士大夫之间，有着一脉相承的精神传承，东林党人李应升有诗云“身行到此悲张俭”，清末谭嗣同也诗句“登门投止思张俭”，他们都自觉以党铜名士张俭的精神自许。而谭嗣同创立之南学会，其与近代议会相通之处，则已有梁启超的评价为据，任公先生说南学会具有地方议会之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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