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史_戚其章著_9787208121256_上海联诚图书有限公司

　　在《甲午战争史》中作者戚其章以数十年扎实研究为基础，以极为严谨的态度，广采中日及英文资料、档案及已有的研究成果。《甲午战争史》对战争的背景、过程和影响进行了全面展示，其中揭示的诸多细节和重要结论都成为该领域广为接受的公论，是甲午战争研究领域最重要的一部著作。

　到了6月3日，朝鲜政府终于命内务府参议成岐运，携政府照会正式请求中国派兵。并任命工曹参判李重夏为中国兵舰迎接官，内务府督办申正熙、参议成岐运统辖军务司，负责有关接待中国军队事务。
     在朝鲜政府向中国送出请援照会的当天，日本驻天津领事荒川已次奉陆奥训令，也前去拜会李鸿章。
    荒川所谈与杉村濬“语意略同”，使李鸿章更相信日本“必无他意”的保证，毫不怀疑其包藏祸心，便坦率相告：“韩请兵，势须准行。俟定议，当由汪使知照外部，事竣即撤回。”这样，日本方面便完全掌握了中国的派兵计划。
     清政府既应朝鲜政府的请求，决定派兵赴朝，便致电驻日公使汪凤藻，根据1885年中日《天津条约》有关条款，知照日本外务省。6月6日，汪凤藻照会陆奥宗光，告知中国政府应朝鲜政府之请求，按照“我朝保护属邦旧例”，派令直隶提督叶志超“选带劲旅，星驰朝鲜全罗、忠清一带，相机堵剿，……一俟事竣，仍即撤回，不再留防。” 照会发出的当天，日本方面立即有所反映。汪凤藻急电李鸿章，告知日本政府令其驻朝鲜公使大鸟圭介“带捕二十名立赴韩，并添调一舰护商”。李鸿章电复汪称：“韩未请倭派兵，倭不应派。若以使馆护商为词，究竟有限，且汉城现安静无事。祈与妥商。
    ”7日，袁世凯亦来电：“大鸟来，虑生事”。李鸿章则复电说：“大鸟不喜多事，伊带巡捕二十名来，自无动兵意。”他坚信日本“必无他意”，不会借机生事。
     就在同一天，接连发生了两桩事情：第一桩：日本外务省照复汪凤藻：“查贵国照会中有‘保护属邦’之语，但帝国政府从未承认朝鲜国为中国之属邦”。为“属邦”二字，日本外务省官员与汪凤藻“大费辩论”，日方欲汪“商请酌改”，汪则“正词拒之”。对此，李鸿章的态度很坚决，复汪电云：“文内我朝‘保护属邦旧例’，前事历历可证，天下各国皆知。日本即不认朝鲜为中属，而我行我法，未便自乱其例。故不问日之认否，碍难酌改。” 但是，他完全没有看到，日本之所以提此问题，是为日后扩大事态而埋下的伏笔。
     第二桩：日本驻北京临时代理公使小村寿太郎照会总理衙门，声明根据《天津条约》，“因朝鲜国现有变乱重大事件，我国派兵为要，政府拟派一队兵” 。同时，李鸿章亦迭接袁世凯来电，谓已派译员询杉村濬，询问日本“派兵何事”，杉村答以“调护使馆，无他意”。又说：杉村“近颇惊惶自扰，故各国均疑之，谣议颇多。鸟(大鸟圭介)来，或稍镇静。”李鸿章均信之不疑。由于他对日本的险恶用心缺乏清醒的估计，因此只能按照自己一厢情愿的主观构想那样干下去。
     中国所派军队分三批渡海。第一批，是太原镇总兵聂士成所统芦防马步军，共910人，为前锋。6月6 日下午6时，自塘沽登图南轮，于8日下午6时抵牙山海口。9日，登岸整队，进扎牙山县。第二批，是直隶提督叶志超所带榆防各营，共1055人，以及弹药、粮饷等，分载于海宴、定海二轮，于8日下午6时启航，10日下午3时抵牙山海口。因无驳船，直至12日上午10时始全部登岸。第三批，是总兵夏青云率马队 100名、旱雷兵l00名及步队300名，乘海定轮渡海，于25日抵牙山县．于是，屯驻牙山的清军人数达2465 人。
     当中国派兵之先，丁汝昌先期遣济远舰率扬威驶至仁川口，与平远合为一小队，以观形势。及至叶、聂两统领率军赴朝时，以超勇舰护之。又恐其力量单薄，又分扬威赴牙山，留济远、平远两舰泊仁川口。
    当时，日本运兵船络绎而至，大和、筑紫、赤城三舰亦泊仁川口，并派遣汽艇探测牙山湾，显然居心叵测。而李鸿章却要袁世凯劝告朝鲜政府：“日与华争体面，兵来非战，切毋惊扰。迭阻不听，即听之。速设法除全匪；全复，华兵去，日自息。如有要挟，仍可坚持不许。” 6月12日，根据李鸿章的指示，叶志超委派聂士成为前敌营务处，负责剿办事宜，本人则暂驻牙山以待命。但是，聂军并没有同东学党起义军直接交仗。
    聂士成只是派弁兵100人，随带翻译，持告示前往全州招抚。告示共三种：其一，晓谕起义军解散。其中有“尔国王发电告急，我中朝爱恤属国，不忍坐视不救，奉谕钦差北洋大臣李奏派本统领率带马步枪炮大队前来助剿。特念尔等本属良善……大兵到日，尔等能悔罪投诚，洗心革面，均予免杀”等语。其二，“ 谕示商民各安其业，毋得惊恐”。．其三，申明军纪。有“奉宪檄饬，防营远征，保护藩属，护卫商民，自行军旅，纪律严明。今入朝鲜，军令重申，购买物件，照给钱文。如有骚扰，或犯别情，军法从事，决不稍轻”等语。这三种告示被日本间谍送报日本驻朝公使馆。不久，“汉城饬弁持倭使大鸟圭介来咨，诘问前日所出告示是否真伪”。果然，后来大鸟圭介便就聂士成告示中“我中朝爱恤属国”、“保护藩属” 的语句大作起文章来了。
     其实，聂士成派人招抚起义军之日，正是起义军退出全州之时。先是东学党起义军攻陷全州后，两湖招讨使洪启薰又返军攻城，因起义军防守严密，久难攻下。朝王一面处分引起事件的责任者，将全罗道观察使金文铉革职，流配济州岛，并将古阜郡守赵秉甲革职，系械监禁；一面急发最后的精锐江华枪炮队四百及京城、平壤监营兵二千增援，并命严世永任三南招抚使，同新任全罗道观察使金鹤镇赴任，与洪启薰协力从事。从派“招讨使”到再派“招抚使”，说明朝鲜政府对东学党起义军的政策已由“主剿”转为“ 主抚”了。
     ……P1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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