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复观全集----中国艺术精神·石涛之一研究_徐复观　著_9787510825637

　　《中国艺术精神》是徐复观先生关于艺术方面的重要论著，自一九六六年由台湾中央书局首次刊行以来，几十年间不断再版重印，影响深远。全书共分十章，前两章由孔子和庄子所代表的两个基型，作为中国艺术精神之穷极；其余八章专门谈画，按照历史的相关顺序探讨了山水画、画论、南北分宗等画史重要课题，突破了许多古人和现代人在文献、观念上的误解。《石涛之一研究》是徐复观先生对石涛研究专论的结集，基于他以往对中国画的研究，从对“一画”的解释，进而阐释石涛的画论，并批驳了以往一些对石涛画论的错误观点。本书还对石涛的生年问题进行探讨，并有石涛晚年弃僧入道的新发现，从而对石涛的生平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说到这里，我原来想用“为人生而艺术”的流行名词以概括由孔子所奠定的儒家系统的艺术精神；用“为艺术而艺术”的流行名词，以概括由庄子所奠定的道家系统的艺术精神。但是，西方所谓为艺术而艺术，常指的是带有贵族气味、特别注重形式之美的这一系列，与庄子的纯素的人生、纯素的美，不相吻合。庄子思想流行于魏晋、于宋梁；但六朝的骈文，其为艺术而艺术的气味很重，实系由汉赋所演变而出的一派文学，与庄子的精神，反甚少关系。由此即可知庄子的艺术精神，与西方之所谓“为艺术而艺术”的趋向，并不相符合。尤其是庄子的本意只着眼到人生，而根本无心于艺术。他对艺术精神主体的把握及其在这方面的了解、成就，乃直接由人格中所流出。吸此一精神之流的大文学家、大绘画家，其作品也是直接由其人格中所流出，并即以之陶冶其人生。所以，庄子与孔子一样，依然是为人生而艺术。因为开辟出的是两种人生，故在为人生而艺术上，也表现为两种形态。因此，可以说，为人生而艺术，才是中国艺术的正统。不过儒家所开出的艺术精神，常须要在仁义道德根源之地，有某种意味的转换。没有此种转换，便可以忽视艺术，不成就艺术。程明道与程伊川对艺术态度之不同，实可由此而得到了解。由道家所开出的艺术精神，则是直上直下的；因此，对儒家而言，或可称庄子所成就的为纯艺术精神。（《中国艺术精神》）
　　按论人而轻责人以不死，实为不恕。同时，论人者不能为他人设身处地着想，更不顾自己立身行己之若何，而轻以不合当时情实的高调，加之于古人，实可见言者缺少真正人生的责任感，而不自觉其流于儇薄。赵松雪当宋亡的时候，还是二十多岁的青年。以余萌下曹，身当夷狄巨变，恢复既无可言，他唯一可走之路，便是入山归隐，而这也正是赵氏毕生的志愿。此在《松雪斋文集》中，是随处可以看出的。在《咏逸民十一首》序中曾说：“自古逸民多矣。意之所至，率然成咏。聊与同好，时而歌之耳。”（卷三）而在这些逸民中，他特追慕庄周和陶渊明。《次韵钱舜举四慕诗》：“ 周（庄周）也实旷士，天地视一身。去之千载下，渊明亦其人……九原如可作，执鞭良所欣。”（卷二）他更有《题归去来辞》，画有陶渊明的像，还有《五柳先生传论》，中有谓：“仲尼有言曰，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吾闻其语，未见其人。嗟乎，如先生近之矣。”（卷六）尝自述他的生活是“闲吟渊明诗，静学右军字”（卷二《酬滕野云》）。又：“彭泽丹青顾虎头。”（卷四《次韵冯伯田秋兴》其一）不幸的是，早岁为才名所累，受到元室的注意。他第一次拒绝了尚书夹谷的翰林编修之荐。等到程钜夫访江南遗逸，得二十余人，而以赵氏为首选，正因为他有王孙的身份，于是他的抉择便不是富贵、贫贱的问题，而几乎是死与生的问题。他此时还是二十多岁的少年，因大势已去，名儒许鲁斋们，都以潜移默化的苦心，守降志辱身的权变。何遽能以一死责松雪？以成见论人，自难合于客观事实。例如松雪《岳王墓》的诗是“岳王坟上草离离，秋日荒凉石兽危。南渡君臣轻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英雄已死嗟何及，天下中分遂不支。莫向西湖歌此曲，水光山色不胜悲”。这真够沉痛了。但李东阳却说他“已意涉秦越”，更何能为松雪设身处地着想？松雪此后扬历仕途的情形是“议法刑曹，一去深文之弊。条事政府，屡犯权臣之威。佐郡治，则平反役卒之冤。兴学校，则奖励勤苦之士。官登一品，名高四海，而处之恬然若寒素”。他虽然与当时名儒所走的路不同，而用心并无二致。一个过了气的王孙，在实际上与当时一般知识分子，有何分别？而必须严其贬责？并且在他的内心，实际是以这种富贵为精神上的压迫，因而这便更加深了他对自由的要求、对自然的皈依、对隐逸生活的怀念，因而加深了他艺术上的成就。不可能每个人都能得到现实生活与精神向往的完全一致。不因现实生活而埋没掉精神的向往，并加深精神上的向往，这种矛盾生活，常是一个伟大艺术家的宿命，也常更由此而凸显出艺术家的心灵。《重江叠嶂图》，为松雪煊赫名迹，王世贞谓其“冲澹简远，意在笔外”。虞集所题的诗却是“昔者长江险，能生白发哀。百年经济尽，一日画图开”。虞集是能真正了解赵松雪的，并且他也能领略此一图卷冲澹简远的崇高价值的。可是他更能知道在这种冲澹简远的后面，却是一位“白发哀”的作者。此后更有明代大画家沈周（石田），也能说出“还从惨淡见旧物，似有涕泪含孤忠”的话。这不足以为由人生矛盾中产生伟大艺术而作证吗？赵松雪在艺术上能有伟大成就的根据，由此可见一斑。（《中国艺术精神》）
　　“石涛生年问题，应在石涛画迹中求解答”，我早看出这是伪制集团所设下的圈套。在可能范围之内，必须以文献印证画迹，判断画迹。我曾花了一番工夫，在清初的诗文集中搜索一番，以期能发现些石涛的资料。特别注意到与南京和扬州有过关系者的诗文集；我手上和东海大学图书中的，大概都翻遍了，结果几乎是一无所得。但因此也可以得到另一个结论：石涛在北京及扬州，虽然曾周旋于满洲贵族及许多大官僚之间，但因他两见康熙，顿失故步，稍有成就而又形迹可以与他相接的文人，多少对他有点齿冷。郑板桥在乾隆时代，已说扬州当时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姓名，这绝非因他别号太多。当他感受到社会心理所加在他精神上的压力，及屡次接到八大山人的劝戒，便只有“向上一齐涤”而弃僧入道，作最后的忏悔了。他姓名终未至于埋没，绝非来自他的民族气节，乃是来自他在画论与绘事上的成就。而晚年这一忏悔，也有很大的关系。
　　当我发表《石涛生年问题》一文时，这一问题已经大体解决了。反对者除了拿些伪迹作纠缠外，实再无他法。各种怪说，皆由伪迹而来。郑拙庐大著中已经指出过，有人说石涛是明宁献王孙，父名朱重容等，是来自《墨巢秘笈藏影》的石涛山水轴上李廷钰所题的伪迹。这与石涛的自称“湘源”、“清湘老人”、“靖江后人”等怎样合得上？又如说石涛曾自题“丁巳夏年，石门钟玉行先生枉顾敬亭广教寺，言及先严作令贵邑时事，哀激成诗……”是出自释乐观著《佛教民族英雄传》，谓“石涛书画卷”中有一诗，其诗题是如此。这便把明代诸王的情形完全推翻了，当然是伪迹。尽管有人从郑拙庐大著中，抄出为郑所唾弃的这种谰言而得到甚么学术文化会的台币五万元奖金。这位得奖人对于画着一树着色桃子，题着石涛在扬州路上见康熙后所作的两首肉麻的诗，不仅断定这是真迹，而且认定桃子的红色，正表现石涛的眷怀“朱明”的忠节。写的诗是歌颂大清的皇帝，画的颜色又是眷怀“朱明”，这种笑话，正反映出许多人的两重人格。即此一端，已可得什么学术文化奖而有余了。但五百万元、五千万元，也改变不了大的历史事实，也改变不了小的历史事实。（石涛之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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