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复观全集----追怀_余纪忠　等著_9787510825644

　　本书分为“情谊”和“理念”两部分，分别录入亲友学生和社会对徐先生的追思怀念以及后学私淑对徐先生治学理念、人格精神的阐明与传承。透过这些追忆，一个新儒家的领军人物跃然纸上，充分展现了他对国家前途和中国文化的真挚关怀和深刻洞见。

　　我的父亲徐复观先生
　　——一位成长于忧患之中的中国人徐武军
　　在二OO九年十二月五日和六日于台湾大学中举行的“徐复观学术思想中的传统与现代”国际学术研讨会中所发表的论文，即将收集成册。干春松教授要家属写些话。我们这一代学的都是供糊口之需的科技；在我们的下一代中，也只有长女元音研究美国华侨史。是以并不能对先父的学术思想做任何补充，而只能说出我们心目中的父亲。
　　对父亲的首次记忆，是在一九三九年的春天，父亲骑着一匹深栗色的马从外地回到浠水乡下来看母亲。中日战争开始，父亲是带兵参战的团长，母亲带着我和我的奶妈回到浠水家乡下，在约有四年的时间中，那是父母亲唯一的一次见面。对故乡的第一次记忆，只有零星的片段。家中来了客人，饭桌上会多一盘炒蛋放在爷爷和客人的面前，爷爷和客人会相互对着炒蛋说：“请！请！”饭吃完了，炒蛋一般是完完整整地剩下来。母亲在团陂小学教书，我有时有半个咸蛋配饭，一口蛋白、一口蛋黄，吃得开心得很。
　　父亲在担任荆宜师管区司令时，派一位李副官，将母亲和我，经由豫鄂边境，接到湖北建始，我们住在一位刘姓地主的家中。师管区撤销，父亲改任高级参谋在重庆的复兴岗担任教官，母亲和我也到了重庆，住在南岸黄桷垭的茅草屋中。大妹均琴出生于红十字医院中，出生费用是父亲卖了一支手枪来支应的。少将的薪资，那时约为每月一千五百元，雇人将配给物资从复兴岗挑到黄桷垭约需支付三百元左右的脚钱，家用的水也是要雇人从江边挑上来；在记忆中，隐约听到母亲说豆渣和萝卜叶子可以如何做菜。很多年之后，才知道做过师管司令的人是可以完全不虞匮乏的。
　　父亲以联络参谋的名义去延安，母亲带着我和大妹再一次寄住在建始刘姓地主家中，然后再回到重庆。从重庆到建始是先坐船到巴东，再从巴东乘车到建始；车票和船票是母亲在人群中挤着买来的；我抱着均琴看行李，行李约有两个行李卷、两个箱子和一个网篮，网篮中装的是锅和碗盘之类的。提到这一段经过，母亲总会说我很乖，很懂事，帮得上忙。第二次到重庆，分住在一座两层楼的屋子中，楼上和楼下各有一间。家中的生活比上一次好，有一位勤务兵。父亲身体不好，每星期会烧一锅排骨汤给他进补。大妹均琴出生在很窘迫的时候，父亲对她最为怜惜，会分几块排骨给她。那时住的地方和雷震雷伯伯的家不远，雷伯伯有一位和我年龄相仿的公子，我们见过面，并没有玩在一起。
　　抗战胜利，我们回浠水住了两个月，然后到南京，先租屋住在小西湖，然后在蓝家庄蓝园12号建了一户两层楼，外加有厨房等后厢房的住所。父亲的职务是“党政军联合秘书处”的副秘书长，那应该是处理情报和资讯的作业单位。记忆中，陈立夫先生曾到家中来过；祖父到南京小住，无法将父亲的工作和他心目中清朝的官位做连结，非常生气。熊十力公公也曾在家中小住，牟宗三牟伯伯住的时间比较长，殷海光先生会和我偶尔聊聊天。浠水和邻近乡亲到南京来人不少，热闹得很。
　　我们是在一九四八年底离开南京，先乘船到上海，然后原船到武汉，停留了半个多月后，再到广州；然后在一九四九年四月底乘船到台湾，五月三号在基隆上岸，在台北停留不到一个礼拜，乘火车到台中，住了一个多月的旅馆，然后迁往旧称大和村的模范西巷。一九五○年初，全家迁至香港，那是父亲最后一个和党政相关的职务；半年后全家迁回台中，住在向上路20号的自购房子。
　　向上路20号是日式建筑，我们全家连同慧表姊共七人共住在二十席，约33平方米的空间中。日式房屋进门的空间叫做玄关，家中竹制的饭桌即放在玄关。孙立人伯伯担任陆军总司令时，如果到中部巡视，会到家中小坐，他和父亲就坐在饭桌边聊天。孙伯伯穿着布草绿军服，完全看不出总司令的样子。其后，我们搬到模范东巷58号，同样是日式建筑，房子和院子比以前大了一倍，买新房的钱是向孙伯伯借的。一九五四年我到台南念大学；一九五五年父亲至东海大学任教，家搬到东海的宿舍；一九七一年我返台教书时，父亲和母亲住在台北，其后迁至香港美孚新村直到父亲辞世。
　　从香港回到台中之后，林一民伯伯担任中兴大学前身台中农学院的校长，他约父亲去教一门“国际组织与现势”的课，这门课一般是排给有一点党政经历又能写一点时事评论的人来教。两年之后父亲要求改教大一国文，这是父亲从“政治”走向“学术”关键的第一步。关键的第二步是东海大学的首任校长曾约农先生，在乡前辈沈刚伯先生的推荐下，聘父亲到东海大学中国文学系任教，使得父亲可以将教学和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合而为一，真正的开启了到学术之路。
　　从要热血救国的青、中年，到要在文化和思想上成为“继往开来”的“中国人”，是父亲长期在不同的社会阶层中蹲点和苦思后所得出来的方向。具体地体现他在一九五○年代前、中期的论述中，集为《学术与政治之间》一书。父亲一方面抗拒“全盘西化”；一方面说明以孔孟思想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有分量极重的人权和民主思维，这些思维在长期的专制残暴统治之下，受到了扭曲和变形，父亲在这一方面的努力，在实质上是要肯定“中国人”不需要“全盘西化”，即具有成为“现代人”的人权、资格和条件。在这个过程中，父亲一方面和以胡适先生为首的西化派学者们论战；同时更为了坚持人权和民主自由的原则引发国民党内“谋士”和“文胆”的报复。《与程天放先生谈道德教育》，程先生是当时的教育部长；《释〈论语〉“民无信不立”》的对象是张晓峰先生，张先生是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初台湾教育界的教父。在这两篇文章中，父亲直斥他们曲解中国文化的本义，来为“政策”服务的荒谬不当；而《悲愤的抗议》和《为什么要反对自由主义》是对国民党内的“谋士”和“文胆”们打压自由和民主的做法提出直接而正面的质询。
　　对读过几天书、机巧且不具有任何价值上坚持的“智识分子”，父亲曾不只一次地为文批判。蒋中正先生辞世，国民党的“文胆”写了一份虔诚基督徒式的遗嘱：蒋中正先生打了八年的抗日战争，将台北近郊的“草山”更名为“阳明山”，在关键时刻严守中国人的立场；生前为了现实的限制，不得不上上教堂、做做礼拜，父亲说，难道在身后仍不能还他一个正统中国人的身份？
　　一九四七年成立“国民代表大会”和立法院，“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基本上是依照国民党内外各势力范围分配的。父亲不是国大代表或立法委员，这说明了在一九四七年，父亲与各派系没有渊源，在国民党中的排名应该在四五千名之后。一九四九年父亲在溪口，蒋中正先生的左右不超过十五人。到了台湾，我们自始即住在台中，而不在权力中心的台北；说明了即使在短时间之内得到蒋中正先生高度的眷顾，父亲在到台湾之初，或是更早，即有告别政坛的决心。一九四九年在香港的工作，父亲和蒋经国先生之间产生了严重的矛盾。一九五五年秋天，我的一位同学告诉我，成功大学的国民党区党部通令不可吸收我为国民党的党员；臆测应该是在那一时段中，国民党开除了父亲的党籍（一九五七年三月），父亲从来没有向我们提过这件事，我也从没有告诉他我是一个没有资格做国民党员的人。策动东海大学要求父亲退休的，是一位文辞流畅的彬彬学者，他所建的功，使他做到了国民党的副秘书长。
　　父亲和孙立人伯伯的交情不是秘密，我相信是蒋经国先生决定不将父亲涉入到孙立人伯伯的案子中。一九八二年父亲卧病台北，蒋经国先生要台北的政要们到医院中来探视，王昇将军一露面，父亲即挥手要王将军离去；我们尊重父亲的意愿，没有接受由党或政来安排后事的好意。蒋家父子理解到父亲的耿直，故而可以容忍父亲的直言；国民党的“谋士”和“文胆”们则认为父亲的直言威胁到他们存在的价值，必须除之而后快。蒋家父子对父亲最大的宽容，表现在容许《民主评论》的存在；一九五○年代的《民主评论》是父亲表达意见的主要管道，奠定了父亲在学术上发展的基础。
　　父亲的另一助力来自香港的《华侨日报》。由于在一九四七年化解了《华侨日报》不能内销到广东的问题，岑才生和欧阳百川两位先生长期提供了一份可以糊口的特约撰稿工作。稿费在父亲未至东海大学任教之前和离开东海大学之后，帮助极大。也为此，父亲遗留下来大量的“时论”，这些“时论”是从传统中国文化的观点来讨论发生在廿世纪的事；或者是说明儒家的价值观在今日变化万千的社会中的适用性。
　　从追寻传统的价值，到说明秉持儒家思想的人在廿世纪要如何为人处世，父亲终生所追求的是做一个堂堂正正、顶天立地的中国人。他给我们的家训是“刚毅忠恕”四个字；从父亲的身影中，我们看到的是中国人的尊严与骄傲。
　　徐武军·敬志
　　二O一O年元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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