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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价值观视野下的社会建设》一书，以社会建设为对象，从理论、历史、现实的三重维度，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社会建设相互融合进行了解读和阐释。

第一章核心价值观的内涵与时代内容

核心价值观是近年来学界持续关注的热点之一，面对不断发生变化的现实社会，究竟什么是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是单一的还是多维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什么关系等一系列问题摆在人们面前。归根到底，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核心价值观来引领整个社会？对这一问题的回应，需要在弄清当前价值困境的背景下，从对价值观本质的深入探寻中，才能找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真谛。

一、当代社会的价值困境
当代中国社会的价值困境不仅仅来自本国，还是伴随着世界性的全球化浪潮与现代化发展进程出现的。社会价值的多元化、价值理性的边缘化，以及人们精神世界的对象化，共同勾勒出当代社会的价值困境。

1.社会价值的多元化
社会价值的多元化是新世纪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一个价值境遇，在同一社会中社会成员的精神生活不再是由单一的价值观所统领，而是由多种价值观共同发生作用。这种价值多元化的状态，一方面对特定社会的核心价值观造成冲击，另一方面容易使社会成员在价值选择中陷入迷失与混乱的状态。
在中国，价值多元化主要表现为中国传统价值观、西方价值观,以及社会主义价值观等主要价值类型并存的局面。社会主义价值观是中国社会价值观念的主流与核心。它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本经济制度与人民民主专政的基本政治制度基础上的价值观，也是当代中国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体现。西方价值观主要是指西欧各国、美国以及继承西方传统文化的各国所奉行的价值观念。它起源于古希腊和希伯来文化传统，以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与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为基础，经历了以上帝为轴心的中世纪、以个人为轴心的近代和以个性自由为轴心的当代价值体系诸多阶段。中国传统价值观是以儒家文明为核心的价值观念。它以封建小农经济体制与君主专制政治体制为基础，起源于先秦儒学，扎根于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产生和发展具有奠基和培育作用。
历史地看，与传统价值观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大众不同，西方价值观对当代社会成员的影响更为显性，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造成较大冲击。近年来传统价值观的兴起，实际上是我国思想界和社会大众为了维护本土价值观所采取的一种自觉行动，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西方价值观的影响力，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核心地位起到了维护作用。同时，传统价值观自身顽强的生命力，给社会主义价值观也带来一定的影响。此外，当前社会上还存在着不少以宗教为主体的价值观念，比如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等，它们在自己特定范围内对社会大众有着较大影响。
除了上面谈到的历史原因之外，造成当代中国价值多元还有其时代原因。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全球化浪潮将整个世界带入“地球村”时代，合作与多元成为世界趋势。经济上，跨国公司的发展使得各个国家之间结成不同类型的利益共同体；政治上，政府和国际组织的多元往来，促使世界达成求同存异的共识；思想文化上，留学人员和团体性交流爆发性增长，各种思想文化交流更为频繁。同时，信息化的高速发展，将整个世界前所未有地紧密联系起来，世界各地人们之间的距离被无限缩小，任何国家和个人都无法脱离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洪流，思想多元、文化多元和价值多元成为世界各国的共同特征。
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则成为当前价值多元的现实原因。为了谋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的复兴之梦，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及时纠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打破“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门。从此，中国以全新的开放姿态面向世界，积极吸收来自世界各国的先进技术、先进理念和先进文化，寻求政治、经济、文化等多元交流中的合作共赢。与此同时，西方的思想文化、价值理念和生活方式也随之进入我国，原来一元的核心价值观为多元价值观所取代，形成了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主流与非主流价值观多元并存的价值观状况。

2.价值理性的边缘化
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排挤，直接导致价值理性的边缘化。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指出，现代化的过程是一个全面趋向理性化的过程。其中，理性可以分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两种：工具理性是指人们用数学形式进行量化和预测行为的后果；价值理性则是指人们不是以功能效用和成败得失作为行动的评判标准，而是服从道德良心的感召，关注行为背后所包含的道德上、宗教上或者政治上的义务责任。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在现代化原初时期保有一种相互推动、相互支持的张力。但随着现代化的不断加深，逐渐呈现出以价值理性为主导转向以工具理性为主导的趋势。
近年来，我国在科学技术的推动下，经济取得长足发展，综合国力空前强大，2010年中国总GDP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人均国民总收入由1978年的190美元上升至2012年的568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已经由低收入国家跃升至上中等收入国家。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人们的价值观念也在无声无息地改变着，以工具理性为内核，以利益为导向的社会评价体系成为社会中主导性的价值取向。占有物质财富数量的多寡是衡量一个人成功与否的试金石，对物质财富的追求成为人们的唯一旨归。
据调查，在北京、上海、广州三大城市，有近半数的人赞成“财富是个人成就的反映”，不赞成的仅1/5左右。这种一味地以物质财富的多寡来评定个人的价值取向，让人们忽略社会行为的道德良心，转而专注于社会行为的功能效用。工具理性在当代逐渐突破了与价值理性的张力，反客为主，将价值理性边缘化。正如马克斯?韦伯所指出的，“自从禁欲主义着手塑造尘世并树立起它在尘世的理想起，物质产品对人类的生存就开始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控制力量，这力量不断增长，且不屈不挠。今天宗教禁欲主义的精神虽已逃出这牢笼，但大获全胜的资本主义，已不再需要这种精神的支持了”。

3.精神世界的对象化
近代以降，工具理性在帮助人们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创造了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和极大丰富的物质世界，但也给人类带来了空前严重的社会危机。随着工具理性的极大膨胀，在追求效率和重视功用的过程中，人们的精神世界逐步对象化。
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所指出的异化状态，仍然是当今社会个人精神状态的真实写照。他说道：“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财富的新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源泉。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
在工具理性全面膨胀，价值理性边缘化的价值背景下，人们“痛切地感到人生的无意义”，个人与其本性之间被“烦恼”和“忧虑”隔离开来。在现实中，人们与其本性不是处于应然的结合状态，而是处于分离的状态。美国存在主义哲学家保罗?蒂利希将目前人类所面临的“烦恼”和“忧虑”称之为“存在性的焦虑”。他指出，所谓焦虑是“一个存在者意识到其自身可能不存在的那种情况”。同时，蒂利希按照“非存在威胁存在的三种方式”将人们的焦虑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对命运与死亡的焦虑”，即对死亡的焦虑；二是“对空虚和丧失意义的焦虑”，即对无意义的焦虑；三是“对罪过与谴责的焦虑”，即对谴责的焦虑。这三种焦虑之所以被称为是存在性焦虑，是因为它们是所有的人都必然要面对的精神困境，除非人们早已在心中坦然接受死亡、无意义以及谴责。而且不同于弗洛伊德所代表的精神分析学派，蒂利希认为这种“存在性的焦虑”不是病理性的，因此是无药可治的。人们面对“存在性的焦虑”所能做的，只能是接受，运用“勇气”，通过辩证的自我“肯定”的方式达到坦然面对的精神境界。
三种类型的焦虑虽然一直存在于人们的精神生活之中，但是在历史的不同时期，人类精神所体验的重心略有差别。在生产力低下、人类自我认识比较模糊的远古文明时期，对身体的焦虑即对死亡的焦虑占支配性的地位；在人类逐渐认识自我与周遭生活的古代文明时期，对道德的焦虑即对谴责的焦虑占支配性地位；而在生产力高度发展，人类对自我有较清晰认识的近代后期尤其是现代文明时期，对空虚和无意义的焦虑成为困扰人类精神的最主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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