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姓埋名_【西班牙】克拉拉·桑切斯_9787229079024

《隐姓埋名》是一部悬疑小说，在逐渐渗入骨髓的恐惧中，反思人性、因果与生命的意义。
《隐姓埋名》的女主角，都市年轻女子桑德拉因对生活感到迷茫，于是来到海边小镇散心。在这里，她无意中结识了弗雷德里克和卡琳，这对老年夫妇的亲切友好与高雅言行让桑德拉找到了心灵的栖息地。
然而随着交往的加深，桑德拉感觉自己的生活好像慢慢被人控制，她想摆脱，却发现已身不由己，一双无形的手开始推着她去扮演一个陌生的角色。
这时，一位老人告诉了她一个令人震惊的真相。
《隐姓埋名》的故事，由此正式开始。

随风而去

朱利安
当女儿看着我收拾行李时，我知道她在想什么。她那双深邃的黑眼睛中有一丝担忧。她的眼睛和她母亲的眼睛很像，她的薄嘴唇却像我的。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她的身体也会横向发展，最后越来越像她妈妈。如果我把她和拉克尔五十岁时的照片相比较，母女俩简直就是一个豆荚里的两颗豌豆。女儿在想，我简直是个不可救药的疯老头子，执着于没有人还会在意的过去，我很难记住电影名称，却无法忘记那时的每一天，每一个细节，每一张脸，每一个名字，甚至又长又难记的德语名字。
无论我多么努力地让自己看上去开心一些，也无法让她心里不难过，因为我不仅年事已高，行为疯狂，还有动脉阻塞。尽管心血管医生竭力安慰我说，血液会从那条动脉的支动脉流过，我也不敢妄想有机会活着回来。因此，亲吻女儿时，我尽最大努力不让她觉察到这是我最后一次亲吻她。她总有和我最后见面的时候，我宁愿那是在我还活着，正在收拾行李的时候。
实际情况是这样的，如果我没有收到老友萨尔瓦多?卡斯特罗的一封信，以我现在的状况，这样疯狂的念头根本不可能从我脑子里冒出来。我们从中心出来之后，我就没再见到过他。
最初成立那个中心的目的，就是追踪逃窜到世界各地的纳粹军官。我们分别时，中心本身也准备解散，因为其追踪目标大多已经快要走到生命尽头，离死不远了。这些奄奄一息的恶魔逃出了我们手心。大多数情况下，由于恐惧，他们随时保持警惕，以便能及时脱身。他们害怕我们，因为我们恨他们。他们已经被迫学会一项本事：嗅到我们的仇恨气息，闻风而逃。
当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家中拿起那个信封，看到寄信人的名字时，我惊愕不已，差点当场猝死。然后，我热血沸腾。萨尔瓦多和我亲如兄弟，是这个地球上唯一知道我的真正面目的的人，他知道我从哪里来，知道我为了求生或者求死能做出些什么。我们很年轻时相识在那条生与死的狭窄通道上。信教者将那里称为地狱，像我这样不信教的人也把那里称为地狱。它有个名字，叫毛特豪森（Mauthausen）。我从来没想过地狱会与那里有什么不同，或者会比那里更糟糕。当我再次奋力从地狱中探出头来时，我们正在白云间翱翔，空姐正从我身旁经过，身后留下一股好闻的香水味。我舒服地在座位上伸了个懒腰。此刻，我身处两万多英尺的高空，我的命运掌握在风的手中。
萨尔瓦多在信中告诉我说，他已经在阿里坎特（Alicante）的一个养老院里度过几年退休时光。养老院很好，坐落在海边几英里远的桔树林中，阳光灿烂。刚开始时，他想去就去，想走就走，因为养老院像个酒店，可以为他提供一个带浴室的房间，还可以点菜。后来，他的健康出了问题（他没细说），现在进城和回养老院都要别人帮助。但无论他的行动多么不便，他一直没停止工作，用他自己的方式，不要任何人的帮助。“有些事情你不能听之任之，对吗，朱利安？这是我唯一能做的事情，唯一可以不让我去多想今后生活的事情。你还记得吗？我进那里时，还是个孩子，一个普通的孩子。”
对于他，我知之甚深。我不想失去他这个朋友，就像你不想失去胳膊或腿那样。我们两个都明白“那里”所指的地方——集中营, 我们就是在那里的采石场工作时遇上的。萨尔瓦了解我的过去，知道我所经受的苦难，我也知道他曾经的遭遇。我们以为一切就这么完了。我们被释放时，形容枯槁，恐怖吓人, 所以只好穿上西服戴上帽子,略作遮掩。可是，仅仅六个月之后，萨尔瓦就了解到，有许多个旨在追寻和抓捕纳粹分子的组织已经成立起来，而这也正是我们计划做的事情。由于当时我们已经恢复自由，于是报名加入了追忆行动中心（Memory and Action Centre）。曾经有数千名西班牙共和主义者被送到了集中营，我和萨尔瓦也在此列，但我们不希望得到别人的同情。我们也没有觉得自己是英雄，说我们是瘟疫流行的受害者更合适。没有人需要受害者，也没有人需要失败者。其他人只是保持沉默，像所有幸存者一样，遭受恐惧感、羞耻感和犯罪感的折磨；我们却变成了猎手，萨尔瓦比我更像。可以说，我完全是在他的愤怒和复仇精神的带动下，才参与了追捕行动。
追捕纳粹分子是他的主意。我们离开集中营之后，我只想过平凡的生活，融入到普通人的行列中。他却说那是不可能的，我仍然需要努力挣扎才能活下去。他说得对，我再也无法关着门洗浴，再也无法忍受小便的气味，甚至连自己的小便气味也难以忍受。在集中营时，萨尔瓦二十三岁，我十八岁，但体格却比他健壮。我们被释放时，萨尔瓦瘦骨嶙峋，体重只有三十八公斤，脸色苍白忧郁，但思维却高度灵活。有时，我只得分给他一些勉强称得上食物的东西，煮熟的土豆皮或者发霉的面包屑。我这样做不是出于同情，而是因为我需要萨尔瓦带给我生存的希望。我记得有一天我对萨尔瓦说：“既然我们知道自己无论如何都是死，却苦苦挣扎着活下去，真不明白这究竟是为什么。”他却反驳我说：“我们大家都难逃一死，包括那些住在大房子里，坐在扶手椅中抽着雪茄，品着美酒的人。”在萨瓦尔看来，香烟和美酒代表着每个人都向往的美好生活，幸福就是能够找到令自己感觉如同漫步云端的女子。他还认为，每个人都有权利在人生的某个时刻漫步云端。
为了克服恐惧，萨尔瓦非但没有闭上眼睛逃避，反而始终睁大双眼，收集尽可能多的信息：卫兵的姓名和面目特征、官衔、其他军官到集中营来的相关情况，以及整个组织的状况。他要我尽力记住这些信息，因为总有一天会派上用场。事实上，在我们集中精力记住这一切的同时，我们的恐惧便减少了几分。我当即就明白了，萨尔瓦坚信他不会在那座采石场走到生命的尽头，也坚信只要我同他一起坚持下去，我也不会死在那里。
当集中营的大门被打开,我们可以离去时,我激动不已，狂奔而出，泪流满面，萨尔瓦多却是肩负着使命出来的。当时，他几乎无法站立，却承担了一项任务。他最终设法追查到九十二名纳粹高级军官的藏身之处，并将他们送上了法庭。至于对其他纳粹，我们除了将他们抓住、审判并处死之外，别无选择。与萨尔瓦相比，我的行动不够干练有效。恰恰相反，我从未成功地完成一项任务。最终，要么是别人逮住了我的追踪对象，要么是这些追踪对象从我手中逃脱。命运仿佛在捉弄我。在我确定了他们的藏身之处，一路追踪逼近他们，准备收网之时，他们却逃之夭夭，消失不见了。他们的第六感拯救了他们自己。
萨尔瓦的信中夹了一张剪报，是从白色海岸（Costa Blanca）的挪威殖民地出版的一份报纸头版剪下来的。剪报上有一对姓氏为克里斯滕森（Christensen）夫妇的照片。丈夫弗雷德里克（Fredrik）八十五岁，妻子卡琳（Karin）年龄略小。认出他们非常容易，因为他们从未觉得自己应该隐姓埋名。萨尔瓦在信中说，那篇文章没有揭露他们的身份，只是报道了这位貌似体面的老家伙举办的生日派对。派对是在他们家中举行的，出席派对的人中，有很多都是他们的同胞。我一眼就认出了那双眼睛，它们如同盘旋在猎物上方的鹰的眼睛一样，贪婪残暴。只要你还活着，这样的眼睛就会永远铭刻在你的记忆中。照片的效果不是很好，是在派对上拍摄的，刊登在报纸上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他们。说起来似乎有些令人难以置信，萨尔瓦刚好在那里，看到了这张照片。弗雷德里克向来嗜血如命，毫无怜悯之心，这或许是因为尽管他算得上是一个雅利安人，但终究不是德国人。因此，他只能不断地表现自己，以博得上司的青睐与信任。他曾经在党卫军几个不同部门就职，监管过灭绝数百名挪威籍犹太人的行动。为了成为唯一获得金十字架勋章的外国人，他有过很多残暴的行径。对此，我略知一二。
在照片中，夫妇俩人并肩坐在沙发上。弗雷德里克那双瘦骨嶙峋的大手搭在膝盖上。即便是坐着，他看起来依然硕大无比，因此难免引人注意。相比之下，他的妻子不太容易辨认。岁月令她的容貌发生了较大的改变，但我也不需要绞尽脑汁搜寻有关于她的记忆。在我的资料箱中，有许多和她类似的女人的资料。她们一律金发圆脸，眉眼天真，抬着手臂行纳粹军礼。
“我的眼睛有些看不清楚，双手总是颤抖，你肯定能够帮上我的大忙。如果你没有其他更好的事情要做，就来帮我吧。说不准，你会因此永葆青春。”萨尔瓦在信中说。他肯定是指我到他那里可以享受灿烂的阳光和美酒香烟。我不会辜负他的期望。毕竟，我运气好，娶了拉克尔，组织了家庭；而他却全心全意投入到这项追捕纳粹分子的事业中。拉克尔具有化腐朽为神奇的天赋，却先我一步离开人世。她的奇思妙想也随之从这个世界消失，而我的想法却仍存于此。我觉得这是上帝对我的又一次惩罚。然而，一段时间之后，我才意识到，拉克尔并没有完全离开我，因为对她的思念会令我心情平和，心头洒满阳光。
我女儿想和我一起过来，因为她担心我心脏病发作。可怜的女儿觉得，我这样的年纪做什么事情都更加困难。事实也的确如此。可是，我宁愿为这项事业献出生命，也不愿意整天自我折磨，担心血糖水平是否会升高。不过，话又说回来，这一次情况或许会发生变化，弗雷德里克?克里斯滕森有可能在我之前心脏病发作。无论他有多老，他都会一直认为自己还能活得更久。然而，假设就在他想方设法躲开我们这么长时间之后，我们却突然出现在他的生活中，终于令他开始畏惧上天的报应，他肯定会极度不安。
想到萨尔瓦和我会站到相片中的那张沙发前，弗雷德里克看见我们屁滚尿流的样子，我感觉棒极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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