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中式政道思维与西式政体思维的异同分析为立论基础，从中国政治现实出发，以国际比较的视野，审视了新中国60多年社会主义实践在政治、社会、经济方面一脉相承的艰辛探索及其巨大成就，并通过严谨细致的研究阐释分析了当代中国政治与政策发展变化的新趋势、新特点、新规律。全书分为上、中、下三篇，上篇为“中式政道思维”，中篇为“新中国的历史演进”、下篇为“当代中国的政治与政策”。
王绍光，1954年生于武汉，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讲座教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长江讲座教授，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1982年获北京大学法学学士学位，1984年获美国康奈尔大学政治学硕士学位，1990年获美国康奈尔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曾在1972—1977年任教于武汉市堤角中学；1990—2000年任教于美国耶鲁大学政治学系。已出版中英文专著与合著约三十本，包括《中国国家能力报告》、《分权的底限》、《民主四讲》、《袪魅与超越》、《安邦之道》、《人间正道》、《中国式共识型决策》等。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也谈到过政体问题，即“政权构成的形式问题”。他同意“没有适当形式的政权机关，就不能代表国家”。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他所说的“政体”并不是亚里士多德或孟德斯鸠意义上的政体，而是一种政道。 例如，他把其理想政体称为“民主集中制”。显然，西式的政体理论决不会把“民主集中制”看作一种政体，它不过是中国共产党的一种治国之道。
同理，在与黄炎培的“窑洞对”中，当毛泽东说下面这段话时，他提到的“民主”并不是一种政体，而是一种政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历史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可以说，中国共产党讲的“民主”从来都是政道层面上的民主，因此才会有诸如“民主作风”、“这个人比较民主”、“这次会议开得比较民主”之类的说法。如果仅从政体上理解民主，这些话毫无意义。
“民主”本来的意思是人民当家作主。既可以从政体的角度看民主，也可以从政道的角度看民主。从政体的角度看，民主与否的关键在于，政府是否有代表性 (representativeness)。但从政道的角度看，民主与否的关键在于，政府能在多大程度上回应人民的需求 (responsiveness)。
现在世界上最流行的民主观是政体思维的民主观，其依据是熊彼特1942年出版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在这本书中，熊彼特批判了所谓“古典民主观”；因为在他看来，原来的民主观把人民当家作主放在首位而把他们对代表的挑选放在第二位是不对的。他把民主定义为：一些个人通过竞争人民选票来获得（公共）决策权的制度安排。这就彻底颠覆了民主的原意。他对此也毫不讳言，“民主不是，也不意味着任何明确意义上的‘人民的统治’，民主仅仅意味着人民有机会接受或拒绝将要统治他们的人。但由于人民也可以用完全不民主的方式来决定谁做领导人，我们必须再加上另一个标准以收窄我们对民主的定义，即候选人自由竞争人民的选票”。在熊彼特手里，“民主”完成了从“人民统治”向“人民选择统治者”的转型：“人民”变成了“选民”；“民主”变成了“选主”，即人民每隔四五年在几个相互竞争的精英团体中进行选择。从这种观点看，凡是存在竞争性选举的政体就是民主的，凡是不存在竞争性选举的政体就是专制的，因为据说人民在前一种政体下“被代表”了。
然而，从政道的角度看民主，政府政策对人民需求的回应性更重要。当代西方最著名的民主理论家罗伯特道尔指出，“民主最关键的特征是政府对其公民偏好持续的回应性”。因此，他认为现实世界中没有真正的“民主”，只有一批“多头政体”（polyarchy）而已。 尽管道尔在西方学界名声很大，但他的这个观点在主流话语中几乎完全被遮蔽了。
从普通民众的角度看，是代表性重要还是回应性重要？当然，两者都重要，但老百姓最关心的恐怕还是政府出台的政策能否反映他们的需求。环视当今世界，我们不难发现，有些政治体制从形式上看，似乎有“代表性”，因为那儿有竞争性选举，但这类体制的回应性未必很高；有些政治体制没有多党竞争，但对人民需求的回应性比较高。
本文之所以花这么大的篇幅对比西方的政体观与中国的政道观，目的是为了说明：把西式政体的视角换为中式政道的视角，无论是回顾中国历史上的政治、评判当代中国的政治，还是展望未来中国的政治，我们都会有不同的感受。
从政体的视角看，政治体制某一两项特征至关重要。例如，是君主治国还是贵族治国？是否存在多党竞争？似乎这几个特征可以决定政治体制其他方方面面的表现。从政道的视角看，政治体制内形形色色主体的行为模式以及他们之间的互动模式都非常重要，都可以影响政治体制的表现；某几种形式上的安排未必能左右全盘。
从政体的视角看，复杂的政治现实会被化约为几个简单的标签，如“民主政体”、“专制政体”等，仿佛它们决然不同、非此即彼。从政道的视角看，所有的政治体制都是混合体制，包含了各种成分，只不过成分的搭配各不相同。所谓“民主政体”都或多或少夹杂着一些非民主的成分；所谓“非民主政体”都或多或少夹杂着一些民主的成分。
从政体的视角看，某些政体必然优于另一些政体。从政道的视角看，不管是什么政体，它们都面临着种种挑战，其中相当多的挑战是类似的，完全可以相互借鉴治国之道，很难说这个政体优于那个政体。
从政体的视角看，只要它所关注的那一两项制度特征（如是否有多党竞争）没有变化，其他政治体制的变化（如决策过程的开放程度）都可以忽略不计，是以静态的眼光观察动态的现实。从政道的视角看，治国之道必须随着条件的变化而变化，一切治国之道的变化都意义重大，是以动态的眼光看待动态的现实。
从政体的视角看，人们往往会寻求一揽子解决方案：既然政体被看得那么重要，有人就会以为换个政体（如开放多党竞争），一切问题都会迎刃立解。从政道的视角看，具体问题必须具体分析，换个政体也许可以解决某些现存的问题，但也可能带来一些新的、也许更大的问题，切不可幻想用简单的方法对付复杂的世界。
政体思维与政道思维最关键的不同是视野的宽窄。西式政体思维重政体，而政体只是各种制度的一小部分。中式的政道思维并没有忽略“制度”，如上文所示，“治术”即包括各种制度安排，当然也包括政治制度的形式。但制度只是政道的一部分，因此中式的政道思维不会陷入制度决定论，更不会陷入政体决定论。两者思维的差异高下立判。如此说来，摒弃狭隘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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