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之路：文学中的中国城市伦理_杜素娟著_9787301250785

　　随着中国当代社会越来越集中的城镇化发展，城市作为一种人口聚居的特殊空间，在社会发展格局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城市伦理相伴而生。　　《市民之路：文学中的中国城市伦理》立足于中国近三十年的城市题材文学，透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所叙述的中国城市发展历程、道德焦虑和伦理问题，由此分析近三十年中国城市伦理的发展脉络、内在结构和价值体系。在具体内容上，作者分七章，对城市伦理的源起与初步形成、当代发展与变迁、多元博弈与内在冲突、"非传统"问题、主体分析、空间构建、"现代性讨论"等进行了系统深入的阐述与探讨。　　《市民之路：文学中的中国城市伦理》从文学史阈的角度，使用文学解读与伦理学原理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力图挖掘文学的社会价值，发挥文学的人文建设价值，并由此展开对城市伦理的内涵、本质、结构等问题的研究，具有较强的创新性和实践价值，同时对于推动城市伦理道德建设的健康发展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城市伦理是指把城市作为道德主体的研究。由于城市社会人际关系和生存方式的特殊性，它所产生的伦理吁求和伦理价值，很多都并不能用传统的伦理视角和伦理价值标准去解读和衡量；单纯依靠传统的道德伦理体系，也许并不能维持城市空间真正的“正义”和“善”，达到真正的“和谐”。要做好城市的道德伦理建设，就必须尊重城市社会的实际生存状况，揭示城市伦理的独特结构及其多元吁求。在城镇化急速发展的今天，随着人口的城市聚集，城市的道德建设问题显得至为重要。如何揭示城市生存的基本伦理吁求，并发现城市伦理构成的薄弱环节和缺失，对于引导城市伦理的健康发展是一个新的课题。
　　本书的主旨意在对中国城市伦理的发展进行一番梳理和分析。中国城市从源起机制到发展轨迹，从结构到功能都跟西方城市存在诸多差异。在中国城市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也沉淀着只属于中国城市的历史基因和精神痕迹。在漫长的时期里，中国都是一个农业社会，农耕伦理不仅覆盖着广大的乡村，对于城市也有着深刻的影响，中国的城市伦理在相当长的时期里都受到宗法制农耕伦理的制约；中国又是一个注重依赖政治权威维持社会秩序的国家，城市伦理也从未能脱离政治意识的影响和浸染。在农耕伦理和政治伦理的双重约束之下，本应成为城市伦理核心主体的市民伦理、市场伦理都是零散而边缘的。产生并依赖于市场经济的市民概念和市民群体，不断被“国民”“大众”“人民”“革命群众”等概念所覆盖甚至替换，难以呈现清晰的实体，更难以表达自身的伦理感受和伦理吁求。这就使得中国的市民伦理走过了一条相当曲折、艰难且时隐时现的发展道路。中国的城市伦理就是在宗法农耕伦理、政治伦理的夹击之下，凭借市民伦理虽然边缘、多变但却绵延不绝的发展，不断寻找着用以维持自身人际关系、空问秩序的价值原则和行为规范，也不断构建着属于自身的对于公平、正义、平等的理解方式和演绎方式。
　　城市伦理本身是一个动态的研究对象，并不存在一成不变的城市伦理。即便当下的城市伦理，依然处于不停的调整和变动之中。要分析中国城市伦理，就必须面对中国城市伦理发展所携带着的这些复杂历史记忆和痕迹，寻找那些对中国城市伦理发展来说至为重要的关键词和核心问题，然后我们就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到中国城市伦理在结构和功能上的变迁，以及由此而来的伦理细节的更变。
　　基于这种设想，本书用六个阶段、从两个角度对中国城市伦理发展的轨迹进行分析和陈述。六个阶段，指的是古代时期、近代时期、民国时期、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阶段、“文革”后的二十年、新世纪。古代时期是城市伦理的源起阶段，此时期的城市执行的是农耕伦理，其功能也以政治军事功能为主，至于市场功能以及建立在市场功能之上的市民群体及其伦理吁求，都是以边缘、碎片的方式存在的，所以我们把它描述为“城市伦理因素的模糊性存在”的时期。近代时期是城市伦理的雏形时期，城市功能由政治中心转变为经济中心，随之而来的城市中的道德观念和价值理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由于此时的城市发展不均衡，部分新锐城市出现的新伦理吁求难以大面积普及，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体现为新伦理自我怀疑和自我否定的困境。民国时期是城市伦理发展的关键期，城市功能经济化，市民群体有比较完整的呈现，公共空间意识、阶层平等意识、制度正义意识以及日常生活价值意识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城市伦理所特有的关键词在这一时期均有提出，奠定了城市现代性发展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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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抑商·轻商：城市商业功能的底部滞留
　　如前所述，由于城市政治功能的强化，作为城市应有的经济功能——组织商品生产和贸易的功能——一直处于被抑制的状态，这几乎是中国古代城市必须接受的宿命。在这宿命的背后，隐藏着重重原因与纠葛。
　　（一）城市空间的贵族化造成商业功能发展的先天局限
　　与西方不同，中国政治化的城市形成模式带来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城市空间里的核心居民是贵族而不是平民。作为大大小小的政治权力中心，城市成为王公贵族、官僚富绅的居住地。这和西方封建时期的城市里，以平民为主体的状况是完全不同的。城市空间的贵族主体化，对城市商业功能的消极影响可从两个方面体现出来：
　　其一，造成商品市场的狭小。
　　对中国古代城市的商品经济来说，这算是一个怪诞的命运。在城市里集结的贵族和官僚群体无疑是购买力最为强大的群体，但他们的存在非但没有刺激正常市场的兴旺，反而成为城市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长期阻碍。这并不难理解，当上层群体住进城市并需要解决生活消费问题的时候，特权的运用让他们不必向民间的市场垂询。一方面他们依赖于土地所用权直接或间接接受土地的供奉，另一方面他们设立了官营手工作坊来解决这个问题。这种特权基础上的生活方式，造成了上层社会与民间市场的疏离。
　　对民问工商业来说，官营工商业的存在是命运怪圈的致命一环。官营手工业由官府财政供养，专门服务于上层社会，基本不面向民间市场。官营手工业拥有强大的资金来源，稳定的优质消费群，也拥有最优秀的技艺和最熟练的从业人员。这一切都是民间手工业所无法比拟的。官营手工业的强势存在，让民问工商业失去高端市场，小本经营也让其产品质量和生产技艺徘徊不前；而粗劣的产品质量，又让其进一步失去上层消费群体的信任。在这种恶性循环之下，民间工商业的市场十分逼仄，生产能力也十分有限，完全不具备与官营手工业抗衡和竞争的能力。在中国古代城市早期，城市的民间工商业甚至是被忽略的。《晋语·国语》在解释社会阶层与各自生活来源时，这样说道：“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皂隶食职。”在其划分和总结的各类人群中，是没有平民工商这一群体的，其中的“工商食官”一句的“工商”，指的就是官营工商业；而“食官”则指出了官营工商业的赢利方式——依靠官府来赢利。一个重要的信息是，在当时的社会中，对于“工商”的理解就是“官营工商业”，而非私营工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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