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维·斯图克勒（David Stuckler），牛津大学首席研究员。先后在耶鲁大学和剑桥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并成为哈佛大学一名政治经济学教授，他目前也在担任伦敦大学卫生与热带医学学院和英国皇家国际事物研究所的研究员。他先后在权威期刊上发表了100多篇关于经济和全球健康的同行评议研究论文，其研究被刊登于《纽约时报》和《经济学人》的封面介绍，并被BBC、NPR和CNN等多家媒体重点介绍。
桑杰·巴苏（Sanjay Basu），斯坦福大学预防研究中心医学助教和流行病学家，此前在耶鲁大学先后获得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身为纽约科学院成员，他与国际乐施会等组织均有合作关系。他先后在权威期刊上发表了80多篇关于全球健康的同行评议研究论文，其研究被《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波士顿环球报》以及《华盛顿邮报》等多家媒体重点介绍。
◆引言◆
奥利维亚仍然记得当时自己深陷火灾的情形。
8岁那年，她被盘子摔到厨房地上的声音吓了一跳。她的父母又在争吵。她跑到楼上自己的卧室，把头藏在枕头下哭。哭累了，她便睡着了。1
当她醒来时，感觉脸颊右侧疼得要裂开了似的，屋子里黑烟弥漫，床单也吐着火苗。她尖叫着跑出房间，正好撞到已经冲上楼梯的消防员的怀里，消防员把她紧紧地裹在毯子里。之后她在医院听到护士们窃窃私语，得知父亲醉酒后一怒之下放火烧了房子。
这件事发生在2009年春天的经济大衰退肆虐期间。奥利维亚的父亲是一名建筑工人，当时已被解雇。数百万美国人加入了失业者行列，有些人开始吸毒，还有一些像奥利维亚的父亲那样开始酗酒。2
奥利维亚的父亲后来被关进了监狱，而她自己的烧伤则需要长期治疗。而且，毋庸置疑，她需要数年时间来愈合那个可怕的夜晚给她带来的心灵创伤。
不管怎样，奥利维亚活了下来，而其他人就没这么幸运了。
3年后，也就是2012年4月4日上午，在千里迢迢之外的希腊，季米特里斯·克里斯图拉斯前往位于雅典市中心的希腊国会大厦，77岁的他实在没有其他出路。克里斯图拉斯曾是一位药剂师，1994年退休后却连药也买不起。曾经的生活还算美好，但随着新一届希腊政府削减养老金，现在的他过着痛苦不堪的生活。3
那天早上，克里斯图拉斯来到这座城市的中央广场——宪法广场。他走到国会大厦顶楼，用枪指着自己的头并宣称：“我不是自杀，是他们谋杀了我。”然后扣动了扳机。
后来，在他的小提包中发现了一张纸条。4在这张纸条上，克里斯图拉斯把新一届希腊政府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纳粹沆瀣一气备受指责的乔治奥斯·索拉科鲁政府相提并论：
“索拉科鲁政府”砍断了我所有的生路，尽管35年来我不靠国家帮助堂堂正正地独立支付了一大笔养老金。我年事已高，无法与之抗衡（但如果有个希腊人手持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反抗，我会追随其后）。我看不到其他任何出路，只能有尊严地结束自己的生命，这样我就不必再在垃圾桶里翻来翻去勉强糊口了。我相信看不到前途的年轻人总有一天会拿起武器反抗，像1945年意大利人对待墨索里尼那样，把国家的叛徒吊在宪法广场上。
后来一名抗议者说：“这不是自杀，这是谋杀。”一位哀悼者在克里斯图拉斯逝世地点附近的树上钉了张纸条，上面写道：“真是受够了！谁会是下一个受害者？”
奥利维亚和克里斯图拉斯也许相距8000公里，可他们的生活却因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而如出一辙。我们两个作者只是公共健康研究员，一个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斯坦福大学，另一个在英格兰的牛津大学，但我们都担心经济大衰退会对人们的身体造成伤害。我们从失去医疗保险的病人、朋友和邻居那里了解到了他们的一些故事。他们受到的危害远远超出了医疗诊所或药房领域，这些危害已蔓延到了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购买健康食品的能力以及避免失业和流离失所带来的压力等。我们想知道，经济大衰退对心脏病发病率、自杀率、患抑郁症的几率甚至传染性疾病的传播等到底有怎样的影响。
为了找到答案，我们挖掘到了世界各地几十年来历次经济衰退的相关数据。结果发现经济冲击会严重影响公共健康，其中一些研究发现已在我们的预料之中。人们失业以后，很有可能会吸毒、酗酒或者自杀。当人们失去自己的家园或者深陷债务泥潭时，他们常常会吃垃圾食品，要么是图一时之快，要么仅仅是为了省钱。
尽管他们的故事非常悲惨，但像奥利维亚和克里斯图拉斯这样的不幸却不足为奇。2012年，600多名希腊市民自杀。经济大衰退之前，希腊是欧洲自杀率最低的国家，而现在它的自杀率已经翻倍。5希腊并非个例。在其他欧盟成员国中，自杀率已连续20多年稳定下降的趋势在经济大衰退时戛然而止。
但在我们对全球经济的研究中，也看到了一些惊喜。虽然一些社区乃至整个国家的经济遭到摧毁，但那里的人们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健康。冰岛经历了史上最严重的银行危机，但国家健康状况却有所改善。瑞典和加拿大的健康状况也得到了改善。挪威的平均寿命达到史上最高，不过这和它的寒冷天气并没有关系。周期性经济衰退的长期影响使日本遭遇“失落的10年”，但现在它的健康统计数据却创世界最佳。
一些经济学家看了这些数据后得出这样的结论：经济衰退使“我们的生活因祸得福”，堪称健康受益的源泉。他们认为，由于人们在经济大衰退时失去了收入，因而抽烟和喝酒的次数减少，并且开始以步代车。他们发现，许多地方的死亡率下降与经济衰退有关。一位经济学家预测，如果用冷酷的眼光看待未来，美国的经济复苏会使60000人失去生命。这些奇怪且与直觉相反的声明与世界各地卫生部门的数据也大相径庭。经济大衰退期间，在美国的某些县，人们的平均寿命在40多年来首次出现了下降趋势。而伦敦市场动荡期间，心脏病患者增加了2000人，自杀和因酗酒而死亡的人数也在不断增加。6
这些数据是个谜。为什么一些人会在经济衰退期间更加健康，而另一些人却像奥利维亚和克里斯图拉斯那样悲惨收场呢？
答案就在经济大衰退的政治学里。从2012年美国总统大选我们可以看出，围绕着紧缩政策和财政刺激、公共服务和财政收入似乎存在着永无休止的辩论。结果呢？还是以紧缩政策的失败而告终。奥巴马总统竞选时宣称要对富人增加税收，投资社会服务项目，所以他赢得了竞选。当美国慢慢走出经济衰退，其他国家应该向它学习。而英国，自2010年保守党执政后一直实施紧缩政策，2013年1月，紧缩政策使它再次陷入经济衰退。
到底是选择紧缩政策还是财政刺激政策？是削减还是增加对富人征收的税费？是增加还是减少对穷人提供的服务？在过去的10年间，我们查阅了大量数据和报告以寻求答案。我们穿越西伯利亚最冷的古拉格集中营，经过曼谷红灯区，到达美国最大的重症监护病房来寻找答案。我们收集的数据毫无疑问使我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经济衰退肆虐势头得以有效防治的国家，几乎都有强有力的社会安全保障体系。
像奥利维亚身陷火灾和克里斯图拉斯无奈自杀这样的悲剧，并不总是在经济衰退时才发生的。相反，它们不过是政治决策的结果，这个决策为救助银行家而置千万民众的安全和健康于不顾。我们发现，只需几个关键的决策便可防止经济衰退的猖獗肆虐，而紧缩政策是最要命的社会下策。经济衰退只是伤及人们，而紧缩政策则会夺人性命。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顾问，一度是紧缩政策的主要倡导者，主张在经济衰退期间削减安全保障支出。最近的一篇报道表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变了政策。现在，它也发现紧缩政策实际上会减缓经济发展速度，加剧失业，并打击投资者的信心。在欧洲，企业看到它们的市场需求已然衰竭，也站起来公然反对紧缩政策。而我们主张的安全保障政策不仅仅能促进人们的健康，还能在经济不景气时帮助他们重返岗位，维持居民收入和正常的经济运转。7
总而言之，我们该思索到底什么是最重要的。债务、收益和经济增长固然很重要，但当你问人们最看重什么时，他们不会马上从口袋里掏出钱包，或谈论家里新置办的家具、自己的汽车品牌以及苹果商店里的最新手机配置。经过多次调查，我们发现人们所关心的东西是一致的，都是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假设我们重新组织一场辩论，将焦点放在“身体经济学”上，即经济政策对我们健康造成的影响。既然我们的经济决策对健康影响巨大，那么应该像其他影响健康的东西如药物一样，对它们进行严格的测试。如果经济政策是“安全”而“有效”的，那么就像准许患者使用药物一样，我们可能有机会使社会更安全、更健康。相反，在目前紧缩政策方兴未艾的国家，人们的健康正经受着前所未有的巨大考验，我们能做的也只有等着统计死亡人数了。
紧缩政策付出的代价是人类宝贵的生命。即使股市会反弹，这些逝去的生命也已是无法挽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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