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窗偷得读书灯_流沙河_9787513314985_上海联诚图书有限公司

移民填蜀我寻根
    老成都历史上有三次大屠杀，成都人世世代代不可忘。
    第一次在西晋东晋之交。公元301年，蜀西氏族豪强李特，纠合流民两万余，自称“镇北大将军”，在绵竹（今德阳市黄许镇）造反，陷广汉，围成都，入城大屠杀。李特战死后，其子李雄称“成都王”，后又称帝。政权无文化，作恶不自知，前后播乱达五十年。
    第二次在宋元之交。公元1279年，元朝灭南宋，两度陷成都，先后大屠杀。旧《成都县志》载，明代赵防《程氏传》一文内，引用元代贺清权《成都录》云：“城中骸骨一百四十万，城外者不计。”又引用《三卯录》云：“蜀民就死，率五十人为一聚，以刀悉刺之，乃积其尸。至暮，疑不死，复刺之。”政权同样无文化，作恶又胜过李特父子。终元一朝，成都残破，毫无起色。
    第三次在明清之交，最为惨酷。明末崇祯十七年（1644年）阴历三月十七李自成陷北京后，八月初九张献忠陷成都。入城，张献忠命令屠城三天，即止大杀，不算太凶。张献忠号静轩，原在县衙门当壮勇，升小队长。粗识文字，非农家子。与李自成亦不同志，互相水火为敌。是年阴历十月十六，登极称帝，国名大西，年号大顺。蜀王府改称为皇宫，蜀宫城改称为皇城。也有左右丞相，也有六部尚书。四个干儿子都挂将军印。第二年（1645年）还开科取士，无非装模作样。大杀早已停止，小杀天天非有不可。据当时依附大西政权的欧洲传教士利类斯和安文思二人所著《圣教入川记》一文，张献忠每日杀人一二百，为时一年又五个月，累计杀人十万，亦不算多。这是他的政策，盖以此求政权之巩固也。怎知江山仍坐不稳，清军打来，只好逃跑。逃跑前宣布说，必须杀尽蜀人，烧光房子，鸡犬不留，以免资敌。果然说到做到，先杀市民百姓，次杀军队家属，再杀自己的湖北兵，又再杀自己的四川兵。成都所有民房，早就给军队拆作柴烧了，不留一柱一椽。最后烧蜀王府，片瓦不存。然后率领败兵数十万逃出城，一路杀往西充。逃跑前大屠杀，死男女数十万，剐之割之，制成腌肉，以充军队口粮。盖自明末大乱以来，蜀中田地荒芜日久，早就颗粒无收，仓廪无存，锅釜无粮，不得不吃人也。
    小时候听说有张献忠七杀碑，刻大字云：“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德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似乎蜀人自作恶不可活，他倒是在替天行道。旧时说张献忠剿四川把人杀光了，才有“湖广填四川”。蜀中饥饿死人，逃亡死人，瘟疫死人，估计应占死亡总数百分之八十几。张献忠杀死的也只占百分之十几吧。就这样也空前绝后了啊，不知为何数十年来还有不少左倾史学家奉他为“农民起义领袖”。惟其如此，所以说成都人不可忘。
    史书所载两个细节，读后惊吓不已。一是欧阳直遗书《蜀乱》载，张献忠学朱元璋剥人皮，“先施于蜀府宗室，次及不屈文武官，又次及乡绅，又次及本营将弁。凡所剥人皮，渗以石灰，实以稻草，植以竹竿，插立于王府前街之两旁（今之天府广场），夹道累累，列千百人，遥望如送葬俑。”另一是沈荀蔚《蜀难叙略》载，“王府数殿不能焚，灌以脂膏，乃就烬。盘龙石柱二，孟蜀时物也。裹纱数十层，浸油三日，一火而柱折。”
    张献忠把成都彻底毁了。清朝官员在城内找不到作廨署的屋舍，四川省治只好改设在保宁府（今阆中县），到顺治十六年（1659年）才迁回成都来。当时全川人口大约八万，其中青壮男丁仅一万六千多。成都全城居民才数十户。闾巷不存，旧街难认。到处丛莽，兔走雉飞。有人在南门城墙上向外望，一天之内看见锦江对岸先后共有十三只老虎相继走过。
    康熙初年（1662年）以后，青神县人贡生余本，从扬州回四川。他是明末化装成道士逃亡出川去扬州的，待战祸终了才回来。在成都有诗作《蜀都行》一首，如下。

    自我之成都，十日九日雨。浣花草堂益萧瑟，青羊石犀但环堵。生民百万同时尽，眼前耆旧存无几。访问难禁泣泪流，故宫荒废连禾黍。万里桥边阳气微，锦官城中野雉飞。经商半是秦人集，四郊廓落农人稀。整顿凋残岂无术，日积月累成可期。但得夫耕妇织无所扰，桑麻树畜随所宜。数十年后看生聚，庶几天命有转移。

    此后不久，另一位姓余名良，生于1631年的小武吏，那时已有三十几岁，带着一妻四子，离开扬州府泰州县大圣村军旺庄老家，随着湖广填四川的移民队伍，从湘西入川来。余良农家子，文化低，怀揣“调动手续”，到成都来任武吏职，亦为糊口养家而已。见成都竟如此残破，仕途便灰心了，辞职，迁去资阳县，那里也比成都好。资阳住几年，又迁去彭县隆丰场，住家化成院侧。余良的第三子余允信，康熙三十六年（1697）二十四岁，迁来金堂县外北甘泉乡大小寺附近，插占荒地百亩。又娶本地黄姓女子为妻，下田共作。
    当时地广人稀，平畴荒芜，荆榛遍野。官方任人插占耕种，免税五年。像余允信这样的省外移民，遍布成都四郊，日日劳作田野。雄鸡晨啼，炊烟暮起，这小小平原上逐年恢复生机。毕竟水好气候好，农夫易致丰穰，城市恢复也快。不到五十年，成都又热闹起来，大城修缮完备，满城也筑好了。八旗兵丁都住在满城。满城所在与古少城旧址确有部分叠合，称呼少城亦可。明代蜀王城毁完了，清代在旧址上建贡院、致公堂、明远楼，成都人仍呼为皇城。谁的皇城？当然是前蜀和后蜀的皇城了，成都人念旧。
    金堂县外北甘泉乡大小寺的移民农夫余允信，耕耘一生，只活到五十岁，卒于康熙六十一年腊月初七（1723年）。此时雍正已继位了。甘泉乡，今之大同镇，属成都市青白江区。大小寺余家老院子至今尚在。余允信的子孙蕃衍不绝，三百年间，迄今已有十四代，代代都有读书人。第八代有一个读书人，刚写完这一本《老成都·芙蓉秋梦》。

少年读《水浒传》

    影响我至深的文学名著，最少也有三本，一是《水浒传》，二是巴金的《家》，三是《庄子》。读《家》时是高中学生，脑左血热。读《庄子》时已是右派恶人，凄凄惶惶。这些都不说了，只说说《水浒传》。
    一九四五年暑假期间，我十四岁，在故乡读初中二年级，受一位姓曾的同班同学传染，迷上了《水浒传》，躲在故家小室中，昼夜狂读，仿佛着魔。那些江湖好汉，简直就是我的兄长。他们闯祸逃亡，抗官落草，攻州牢，劫刑场，我都尾随他们，目击其事，身历其境，惊心动魄。偶尔清醒，返回现实，听见树上蝉吟，窗前人语，倒觉得很陌生，赶快又跑入书中去。看哪，沧州路上的大雪，草料场中的猛火，大泽桥上的快刀，野猪林中的飞杖，何其痛快淋漓！令我伤心的是，水亭的响箭，山寨的反旗，聚义厅的“替天行道”，这一切终不免“英雄惊恶梦”，溘然幻灭。读者可知，我读的是七十回本，结尾的回目是“忠义堂石碣受天文，梁山泊英雄惊恶梦”。记得那是上海大达书局印行，四卷本，封面褐黄，绘武松打虎。有同学告诉我，一百二十回本后面受了招安，结局很惨。我就决心拒读。又听说还有部《荡寇志》专写梁山英雄吃败仗，被擒被斩，我更厌恶，觉得作者太坏太毒，与吾为敌。
    《水浒传》应该是我读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后来还读过古今中外的许多小说，其中能读下去的佳作也不少。《水浒传》则不同，不但能读下去，而且能读进去。读进去有异于读下去。对故事感兴趣，由此广我见闻，自然能“读下去”。更进一步，与人物同悲欢，遂至移我心性，就是“读进去”了。我本柔弱少年，不好嬉戏，打架更不行，又怕鬼怕黑，读书用功，极守规矩，一副老成相。自从混入水泊山寨，结识李逵、武松、鲁智深之后，下得山来，心性大变，常常觉得正义冲动，血中燃火，恨这恨那，有太多的不平，就想造反，挥刀于幻象之中，放火于梦境之内。《水浒传》只读过那一遍，却影响了我青少年时期，使我言语文字有失检点，自招奇祸，蹭蹬了大半生。从前说作家是“灵魂的工程师”，后来又不说了。那些枯燥乏味，愚人不得，反而愚了自己的宣传之作，只能惹烦读者，哪能塑造什么灵魂。现在又听说小说供娱乐，管什么教育不教育。我看教育未必，影响作用却肯定是有的。好影响有，坏影响也有。
    《水浒传》给了我许多快乐，令我感激终身。首先是开眼界，让一个未涉世的少年乍见社会下层真相，懂得一些人情世故，知悉生存艰难。至于故事转折回环，引人入胜，愉情快感，消我暑假，亦大有益。还有一个快乐，当年我在班上，同学提出七十回目中的任一回目上句考我，我都能回答出下句来。例如提出“急先锋东郭争功”，我便回答“青面兽北京斗武”。不但七十回目回回背得，连楔子的“张天师祈禳瘟疫，洪太尉误走妖魔”这样索然无趣的回目也背得，使同学们不敢小看我，我就得意了好一阵。少时对《水浒传》之熟稔，于斯可见。
    我这人谈话啰嗦，下笔简明，善用口语，能造短句。文采缺乏，不敢说写得好。但是，写得再拙，都能一目了然，容易看懂。读鄙人的文字，保证不苦。这点点可怜的看家本领从哪来的？可追溯到《水浒传》的文字，那短促有力的古代口语。这也该是好影响吧。

千呼读书乐

    二十年间，起眼一看，凋谢了多少读书版，令人暗自惊心。拿成都来说吧，曾经有四家报纸开辟过读书专版，早已飘零，随流水而远去。一叶落而知天下秋。全国其他省会城市想亦如此，不必劳秀才出门去调查。二十年前的读书盛况，今生恐难复睹矣。园林碧树因之而凋谢的秋风，古人又叫商飙，是宫商角徵羽之商，属音乐范畴。现在看来，却像商业之商，要属社会范畴了。
    值此寒秋，“读书乐”专版挺立二十年，真是“庭中有奇树，绿叶发华滋”，使我冰凉的心头添三分暖意。不凋谢的秘密完全是公开的，一瞥版面就明白了。一是内容的普及，二是文章的短小，三是联系的周到。这里所谓联系，乃指编者米舒与读者的联系、与作者的联系。与读者的联系，每期有米舒的答读者问；与作者的联系，我无从知悉，仅知我自己被他盯得紧。
    算来与米舒的认识已有二十年了。二十年前即一九八六年在上海锦江大厦十三楼恭逢宴聚，一位眼镜青年递上名片，是新民晚报的记者，前来采访。采访又合影，他就是米舒。此后二十年来，对我这样的一个懒作者，米舒都不嫌弃，信函电话，频频联系。逢年过节，还寄贺卡，真是周到，使我愧受。对懒作者如此，对那些勤作者联系之周到，可想而知矣。米舒无意之间为“读书乐”专版积聚了一笔无形的资产，谓之敬业，谓之努力，皆可。
    想起一件有趣的旧事。多年前，内子茂华写了一篇短文《漂亮女人不读书》，寄给“读书乐”专刊。信上没有自我介绍是男是女，唯留电话号码。不多日，有长途电话来“请找茂华先生”。我不知晓谁打来的，就叫内子接听。内子听见电话那头一男士说：“文章收到了。原以为你是先生呢，结果是女士！”又说：“看见信上地址，知道你和流沙河同一个院子。他也给我们写稿呢。”又问：“你和他该是邻居吧？”茂华说：“同住一个房间呢。”我这才知道那头是米舒，赶快旁证确有其事，以释悬疑。那年年底他又有贺卡来，结尾就祝贺“俪安”了，这敬业的上海人。

愿做职业读书人

    逛一回书店，惊一回心。天哪，又有新书上架了。我连那些旧书都还没有翻过呢。我是说三年前买回家的那些旧书，扉页上写了鄙人某年某月某日购于某某书店，还盖了印章，挺艺术的。可就是来不及翻，而流年却暗中偷换了。再这样下去，这辈子是没指望的了。其实这也是愚蠢透顶的话，毫无自知之明的话。你就读完那些旧书，再买几本新书回家去，不过是读成更肥的一条蛀书虫而已，还能读出个啥明堂？
    想想也是，确实读不出一个明堂来。明堂者何？千钟粟也，黄金屋也，颜如玉也。熟诵四书五经，通过科举考试，运气好也能够捞到那些明堂。不过这是禄蠹，士君子所不齿，贾宝玉都不要，你要？
    “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说得真好。为己就是充实自身，完善自身。不要一看见“为己”就认为那是为己谋私利。为人就是卖给权贵，货与帝王家。不要一看见“为人”就认为那是为人民服务。
    读书就是应该“为己”。若这个世界人人都能“为己”读书，就成为文明的乌托邦了，那该多好。如果确有困难，不能人人，那至少士君子应能做到“为己”读书。其上乘者，充实自身之学识，完善自身之道德，或执教于杏坛，或研究于翰院，或逞辩于稷下，或著述于漆园，皆能欣然自得，尽一己之材力，嘉惠士林，客观上也就为人民服务了。其下乘如鄙人者，学识道德都谈不上，但总算不欺骗不剽窃；虽为人民也没有服什么务，但总算不害民，不过是“为己”读了几本闲书，读时娱己，讲时娱人，写时娱众而已。肥肥一条蛀虫，蛀的不是国帑，是自家买的书，虽蛀而非害虫。偶尔二三知己，读书遇拦路虎，打来电话不耻下问，亦不过一些鸡毛蒜皮小问题，那条瘦蛀虫回答了，放下电话，要欢喜十分钟之久，还去照镜子。此则“为己”读书之一乐也。
    “读书之乐乐何如？陶醉南窗门不出。”蛀虫打洞过程中，自有快乐。只有为他人读书者，才说十年寒窗苦。瘦蛀虫回忆大半生，最快乐是“劳动改造思想”之余暇偷偷读“封资修”的书。那漫长的二十年戴帽子，总算PASS了。
    回头说书太多读不完，这是现代人的苦恼。应该有职业的读书人一大群，他们读了，写些心得，传给众人。其实已经有了，黄裳、张中行、谢泳、张远山、周泽雄、龚明德、陈子善诸君子皆是也。鄙人这本《书鱼知小》曾连载于上海《新民晚报》，多属蛀古书心得，窃比蝇附骥尾，都怕没有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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