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的起源：第一次性革命的历史_法拉梅兹·达伯霍瓦拉著，杨朗译_9787544752190

在西方的大部分历史中，所有的婚外性行为都是非法的，教会或国家会对违反者施予惩罚。在1600年至1800年间，这一完整的世界观被革命化的新思想所破坏，这一思想指出，成年人拥有支配其身体的自由，只要其愿意，就不能通过强制力来使其遵守道德。本书是一部开创性的著作，它通过生动的细节描述，探讨了三百年前在英国首先开始的性观念革命，如何影响了西方人的性态度，以及相应出现的有关性行为的社会变化。本书指出，现代性文化的出现是启蒙运动的核心部分，并有助于创造一种新的西方文明的模式，即平等、隐私和个人自由的原则。

性行为是一种普遍的人类活动。不过，性同样有其历史。我们如何看待它，我们赋予其何种意义，我们在社会中如何对待它；所有这些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在西方历史的多数时候，对于非法性行为的公共惩罚乃是常态。虽然在细微之处不无差异，但每个地处欧洲的社会都提倡性戒律的理想，并惩罚自愿发生偷情行为的人群。这正是基督教文明的一个核心特征，从中世纪早期以来，其重要性日益突显；而如今我们对此种做法极为反感。此乃前现代与现代世界的一个主要差异。因此，在17世纪晚期和18世纪出现的现代的性观念，应当被视为一次重大的革命。《性的起源》的目标即是阐述这一革命何以产生。《性的起源》旨在描述性观念及性行为世俗化转变这一重要变迁，并将之与同一时期重要的政治、思想文化与社会潮流联系起来。性的历史通常被视为私人生活或身体经验之历史的一部分。然而，这种认识本身乃是源于将性作为完全个人私事的启蒙运动的观念。作者试图将性的历史还原为一种重要的公共事务，说明过去人们认识和处理性的方式，乃是被当时最深厚之思想文化与社会潮流所塑造。其主旨是展现性革命实乃欧洲与北美启蒙运动的一个核心部分：它参与创造了一种西方文明的全新模式，而其中的个人隐私、平等及自由诸原则至今仍是我们文明的显著特征。《性的起源》所述的不仅在于新的思维方式，而且关涉到生活方式的变化。作者试图展现人们的信念如何被社会环境所影响，以及商业、交往与社会组织的新形式如何改造了性的观念与经验。在传统的乡村共同体内，社会与道德的一体化举措很容易被强制施行；而在大城市的生活则与此不同，其规模庞大，人际生疏，各种信息与观念转瞬即逝，性冒险也触手可得。这种生活对于性戒律的强制实施带来了越来越大的压力。伦敦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都会，对于全球讲英语的人群而言，它是政治权力、文学与文化以及新观念的中枢。现代都市的生活方式与态度，社会、思想文化和性方面的新潮流，都在这儿被首先创造出来，而其影响将会遍及四海。

罪与罚
1688 年之后，即使对于性罪犯的简易判决也愈发受到质疑。在整个中世纪、16 世纪以及17 世纪，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妓女经常因其罪恶生活而被立即惩处。改革社团继续坚持这一做法，它们有系统地使用所谓“空白搜查令”（general warrants），这样就能赋予警察逮捕任何可疑人物的权力。不过到了18 世纪头几十年，这一做法已经引起了极大争议。
我们能从公众对于逮捕站街女的反对潮流中得窥一隅。在18 世纪的伦敦，士兵与水手的数量不断增加，这意味着道德监管所面临的对抗也变得更加强硬与普遍。在1702 年以及1709 年，改革派警察两次在试图拘捕站街女时当场被刺身亡。在1711 年春季，科文特花园发起的一场反对“放荡妇女与她们男伴”的运动遭遇挫折，因为“警察受到重创，其中一位被一群无赖外加四十名守卫士兵重伤致死，这些人联合起来保护那些妇女”。还有一次是在伦敦东区，一千多名水手包围了地方治安法官，强迫其释放一群要被送往感化院的有罪妓女。
伴随这股公开对抗道德监管之汹涌潮流的，是一股逐渐上涨的不满其法律意义的暗流。1709 年，对于三名杀害改革派警察的士兵之审判转变为一场争论，即官员是否能够合法逮捕一名妓女，如果她只是在拉客而非发生性行为。在1688 年之前，这一问题是不可想象的：没有人怀疑妓女应该立即受到惩处，也没有人很在意扣押她们所涉及的法律细节。然而，社团的行动第一次使得这一问题得到严肃争论，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法律可以被延伸用于纠正妓女与无赖的品行。人们对于法律的意见越来越趋于怀疑。“什么！”首席法官大人约翰·霍尔特爵士在面对一项多数同僚支持的法律解释时惊呼：“难道一个女人，尽管她很放荡，就没有安静上街的自由吗？……什么！难道一个女人不能在自己城市的街道上行走吗？……为什么，一个低贱的女人和其他人一样都有在街道上行走的自由。”人们不再认为“一个人的自由应该取决于警察的良好印象”，不再认为逮捕一名妇女“基于她生活淫荡的嫌疑……这难道不是违反了《大宪章》吗？”正是基于相似的原因，改革运动在1725 年遭到了致命一击，当其使用空白搜查令逮捕可疑的妓女时，威斯敏斯特法官裁定其不正当与不合法。
不出所料，改革者们相信这一法律挑战来自对于道德监管观念的反对意见。许多治安法官明显不喜欢检举者，拒绝协助社团，或阻挠其事业。不过，这种反感经常集中在运动的手段而非目的上—一些最被痛批为改革敌人的法官，实际上自己明显是反对不道德行为的积极
者。更一般地说，社团所面临的困难反映了法律原则更深层次的转变，这影响了18 世纪对于各类罪行的处理方式。一个关键的变化就是，惩罚更多地依据特定不法行为之证据来确定。在早先，依靠对于不道德行为的看法往往就足矣：如果男性与女性被认为“淫荡、懒散及妨碍治安”或“名声不佳”，那么根据法律，他们就可以被逮捕。如今依据的范围则逐渐限定在特定的行为上，而非个人的一般品行，并且治安法官、法官及议会关心的是更准确地定义罪行。一个相关的进展就是，随着18 世纪的法律越来越依靠简易审判权（summary jurisdiction），法官与基层官员的权力受到越来越严厉的监督，程序更加规范，限制也更为明确。在这一空前审慎的氛围下，社团的行事方式就显得极为随意。当1698 年一位长老会派的改革者接受国务大臣詹姆斯·弗农的质问时，他承认他们有些做法违背了“法律的正式规定”，而是“来自上帝赋予的特权，他的荣光能够证明这些极端做法之正确”。这是17 世纪50 年代新教主将们的观念。即便在那时，这已属于特殊看法，而到了18 世纪初，这一观念已逐渐失去了支持。
这一趋势的一个结果，即是人们逐渐怀疑妓女究竟是否有罪。这并不意味那些女性不再遭到骚扰、逮捕与监禁：权力的均衡依然对她们不利。不论如何，这毕竟是一个显著的进展，扭转了数个世纪的法律传统，并且—至少在原则上—给予了她们前所未有的权利。到了
18 世纪中叶，人们已经坚定地认为妓女卖淫本身不应当受罚。在1750年左右，小说家兼治安法官亨利·菲尔丁将此视为一种弊端，必须马上革除。虽然“法律以前是另一副模样”，他有些沮丧地写道，但如今已不可能只因为妓女拉客以及她们普遍的“猥亵之行”而对其施加惩罚。1770 年，他的同父异母兄弟约翰·菲尔丁爵士通过一个议会委员会确认，存在“很大困难去惩处那些罪犯，因为如今的法律不允许，一如妓女这类人在任何法律规章之中几乎都可以逃避制裁”。一代人之后，公共道德守护会发现，甚至公开拉客，以及“妓女……走上街头满口污言秽语”都可以不受司法管制。
在19 世纪，仍然不断有人试图纠正这一明显缺陷，但他们的努力都付诸东流，这表明法律之根本假设已经完全远离其前现代的源头。1822 年的《取缔流氓法》短暂地恢复了詹姆斯一世的司法解释，明确规定“所有妓女……如不能为自己提供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将被视为无所事事及妨碍治安分子”。但两年以后，另一项法案重新确立了以下原则，只有确实妨害治安，才应受到惩罚。19 世纪60 年代通过的三部《传染病防治法》授权警察可以在特定的军事区域鉴别出“卖淫”的女性，然后强制登记。这一批准与管制卖淫的制度结果引起了极大争议，而在一次全国性的运动之后，这部法案于1886 年被废除。
最后也是最显著的变化是，对于妓女与老鸨的惩处法律呈现出式微之势。直到17 世纪末，对于这类罪犯的诉讼仍然非常普遍与有效。在17 世纪70 年代早期，首都每年可能有四百或五百名妓女在主要郊区被开庭审理，占到所有罪犯的四分之一。到了17 世纪90 年代，改革社团的力度更大，尤其是在伦敦城内，其每年都要使数十名妓院老板被判刑。然而在18 世纪前半叶，诉讼的数量持续下降，到了世纪中叶，法律实际上已经不再处理此问题。1748 年，霍尔本新来的高级警员桑德斯·韦尔奇雄心勃勃地试图恢复法律这一功能，他亲自起诉了伦敦三个名声最坏的妓院老板：“明星”妓院的彼得·伍德，“王冠”妓院的伊丽莎白·欧文以及“葡萄串”妓院的安妮·艾弗莱特，都在斯特兰德。他自己手下的小警员充当证人。另外，还有大约一百名妓女在这一年遭到指控，其中有人还被多次指控。然而无人被定罪。
这更加值得注意，因为在18 世纪早期的时候，老鸨与妓院还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敌意。当时的流行做法是低调处理妓女自身的个体责任，而严惩背后的唆使者。首都的妓院同样被挑出来，作为抢劫、盗窃及严重不法行为的重要源头。结果就是，18 世纪中叶出现了更大的努力以根除这一问题。1752 年，议会通过了一部新的“法案以更好地阻止盗窃与抢劫……并惩罚那些经营非法场所的人”，意在解决法律上的困难。其宣布最常见的诉讼策略不合法，并提供高额奖励，强制教区承担诉讼费用；但其效果却微乎其微。1758 年，桑德斯·韦尔奇已经是一名治安法官，他对于法案甚至没能够打压“公开与无耻的妓院”而感到沮丧。也是在同一年，尽管桑德斯自己孜孜不怠，但在拥有七十万人口的整个伦敦市内，可能只有不到十或十五起针对妓院的成功行动。接下来的十年中，这一法案对于改革风俗的新社团而言同样失去了效用。因此到了18 世纪晚期，即便还有同情者的支持，有狂热者的努力、私人
的慷慨资助以及定制的立法，但都已无法有效地压制妓院。造成这一后果最明显的原因就是费用。早在17 世纪90 年代，各种针对不道德行为的提案就已经试图解决这一问题。尽管改革社团筹集并支付了高额法律费用，但它们从来就没有足够的资金处理每一桩案件，更不用说对其监控的所有妓院提起诉讼。多数妓女对其狠狠回击，不仅坚称自己无罪，而且还对改革者发起了麻烦的反向指控，在法律上阻碍他们，在经济上拖垮他们。相对而言，其他道德罪行的诉讼就较为容易，花费也更少。当新的改革社团于18 世纪50 年代晚期最早成立后，它每年能够指控六千多名不守安息日者、赌徒及酒鬼，并分发四万多本书籍与小册子，花费大约七十英镑。而当它开始参与反对卖淫后，其资金状况日益捉襟见肘。其年度支出有三百到四百英镑，而其中至少一半用来应付来自经营非法场所老板的恶意诉讼。反诉的压力
如此巨大，以至于这一新社团在1763 年被打垮，当时赞善里一家妓院的鸨母利用伪证赢得了社团的惩罚性赔偿。
因此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经验老道的性罪犯对于法律知识越来越熟悉。针对这类人群的诉讼一直以来就特别困难，而到了18 世纪，胜负的天平似乎已经决定性地倒向了这些人。一位牧师在1734 年抱怨，自己很沮丧地看到妓院如何通过“唆使虚假的证人，以及在庭上出示伪证”来蔑视正义。与自己的对手比较起来，老鸨们和她们的合伙人钱袋越来越鼓，操纵法律越来越得心应手。一个重要的因素似乎是律师的加入，其影响力在世纪之交就非常明显，他们在程序上向一些针对妓女与老鸨的诉讼提出了挑战。到了18 世纪30 年代，事务律师与讼务律师已经普遍在各类案件中代表罪犯出庭，参加审判，希望提出申诉或得到赔偿。在威斯敏斯特，法官经常为了应付妓院老板与常客对于警员的恶意诉讼而花光了钱。在18 世纪中叶，甚至连妓女有时都会求助于律师，而到了18 世纪末，她们中有些人对于走法律程序已经信心满满。在1791 年，一名年轻女性被邓加文子爵搭上，当他们之间的交易出了问题后，她马上告他盗窃。她没赢下官司，但是这场诉讼旷日持久，进行了六个月。在早先，一个不识字的伦敦妓女因为此种事而把她的贵族顾客告上法庭，这是不可想象的（她的名字叫伊丽莎白·威尔登，别名特劳顿与史密斯，当遭到盘问时，她坦率与自信地谈论着自己的生活与职业，而她的律师是由一个理发师推荐的）。
经验老道的性罪犯越来越喜欢打官司，这阻碍了警察与治安法官对她们的惩罚。道德改革者的行动也步履维艰，以至于18 世纪30 年代改革社团完全放弃了法律手段。与此同时，其他人，例如祛邪会的早期领袖们，也求助于造假与伪证的手段。总之，普通人已经很不愿意参与到道德监管之中。即使在17 世纪90 年代，户主们还普遍对于法律制度很熟悉，并且积极地监管妓女娼妇。然而仅仅几十年后，他们就变得极不情愿，因为害怕遭到辱骂，不愿承担费用，担心恶意指控。大多数受尊敬的教区居民早已不再日复一日地监督他们的邻居，他们更愿意与这类危险敌人保持一定距离。公共戒律的推行越来越困难，即使是对那些名声最坏、非议最多的性罪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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