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圣的囚徒_姚艮,姚立文　著_9787501450220

《朝圣的囚徒(中国版古拉格群岛)》是作者姚艮在八十岁高龄时完成的自传体小说。书中真实叙述了1932年至1939年他在苏联远东、中亚、北极劳动营的苦难遭遇。1932年，时任中共北平通州区委书记的姚艮，被组织派往东北进行抗日活动。为了寻求军事指导和武器援助，只身来到苏联，却被苏联保安部门以莫须有的间谍罪抓捕入狱，后又被送进劳动营。在那个年代，成千上万的中国人遭遇了和他同样的命运。长达七年的劳动营苦役里，他捕过鱼，修过路，架过桥，挖过煤……经历了九死一生的磨难和屈辱。他以亲身经历见证了苏联肃反扩大化的错误，《朝圣的囚徒(中国版古拉格群岛)》可称之为一部中国版的《古拉格群岛》。

姚艮，1912年生，黑龙江省双城县人。
1930年在北平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中共北京通州区委书记。“九一八”事变后，回到黑河地区进行抗日组织和宣传工作。1932年8月为了请求苏联当局给予东北抗日义军军事援助，只身来到苏联，被苏联保安部门以“日本间谍”罪名抓捕入狱。七年里，从远东到中亚，再到北极，历尽苦难和屈辱，九死一生，终于在1939年4月获释并回到祖国。1946年，从新疆来到重庆，找到党组织，并由组织派遣到东北中长铁路从事党的秘密情报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从东北社会部调到公安部工作，曾任编译处处长，群众出版社总编辑，办公厅副主任、主任，部党组成员，咨询委员会主任。曾翻译出版多部前苏联的长篇小说和电影剧本，其中《金星英雄》获斯大林文学奖一等奖，这部小说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曾风靡苏联和中国，对新中国文学产生过重要影响。
“文革”期间，受“四人帮”残酷迫害，被扣上“苏修特务”等罪名关了八年监狱。粉碎“四人帮”后被彻底平反。1982年12月离职休养。1991年6月被公安部政治部授予“人民警察一级金盾荣誉章”。
在八十岁高龄时，完成了自传体小说《朝圣的囚徒》。2010年9月24日病逝于北京，享年九十八岁。

姚艮，1912年生，黑龙江省双城县人。
   1930年在北平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中共北京通州区委书记。“九一八”事变后，回到黑河地区进行抗日组织和宣传工作。1932年8月为了请求苏联当局给予东北抗日义军军事援助，只身来到苏联，被苏联保安部门以“日本间谍”罪名抓捕入狱。七年里，从远东到中亚，再到北极，历尽苦难和屈辱，九死一生，终于在1939年4月获释并回到祖国。1946年，从新疆来到重庆，找到党组织，并由组织派遣到东北中长铁路从事党的秘密情报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从东北社会部调到公安部工作，曾任编译处处长，群众出版社总编辑，办公厅副主任、主任，部党组成员，咨询委员会主任。曾翻译出版多部前苏联的长篇小说和电影剧本，其中《金星英雄》获斯大林文学奖一等奖，这部小说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曾风靡苏联和中国，对新中国文学产生过重要影响。
   “文革”期间，受“四人帮”残酷迫害，被扣上“苏修特务”等罪名关了八年监狱。粉碎“四人帮”后被彻底平反。1982年12月离职休养。1991年6月被公安部政治部授予“人民警察一级金盾荣誉章”。
   在八十岁高龄时，完成了自传体小说《朝圣的囚徒》。2010年9月24日病逝于北京，享年九十八岁。

齐必由劳动营
   公路段的工程完结了，我又被调回齐必由，那里有许多老乡，特别是有我的隋老爹在那里等我。五年来我有千言万语要向他述说啊！
   回到齐必由，我放下行李立刻跑到洗衣房去看隋老爹，他正在那里熨衣服。见我进来，他没有动，也没有停下手里的工作，他指了指旁边一个凳子叫我坐下，他脸色灰黄，皱纹也增多了，他显然有许多话要说，但一下子咔在喉咙里说不出来：
    “你完全调回齐必由来了吗？那太好了。”
    “你身体怎么样，还好吧？”我问。
   “咱们要说的话多着呢，没有闲工夫说这些客套话！”他很严肃地看着我，把烫好的衣服叠好，紧握着我的手。他的朦胧的老花眼里淌出泪来。
   “人老了，感情脆弱得很，动不动流泪，简直像孩子。我想你们俩呀！我……想你和瓦莉娅啊！我革命一辈子，当了一辈子工人、大兵、囚犯，给你尼娜大娘带来多少苦，那是我们两厢情愿！可孩子们就不同了，一想起无缘无故叫你们这代人随着我们受委屈，受磨难真难受极了！总觉得我们这代混账们对不起你们呀！”他无奈地笑了笑。
    我向他讲述了在沃得洛乡公路段修建洗澡塘子和洗衣房的事，他听了哈哈大笑，说：
   “我是个不学无术的人，念过几天四书五经，学着写过些歪诗，最后才学了点马列主义。最近我在搓洗着咱们‘泽克’换下来的、布满虱子、虮子和痔疮血迹的衣服时，我觉得在我衰老的时候、快死的时候、坚持做个好人，临死前还能为人做些好事，心里觉得很满足。”
   回到齐必由后我决心留在洗衣房干活。这个洗衣房很大，要给劳动营上万人洗衣服，此外还要经常派出洗衣工，到住在自由居民区的劳动营的高级首长家洗衣服。
   人们告诉我这个浴室和洗衣房是隋老爹到来以后亲手改造的。浴室很大，与浴室并列的洗衣房由一座大锅炉供给蒸汽，洗衣房分成三部分；一是洗涤车间，里面靠北墙放着十个一米二高的大木桶，高压热气经过管道通到木桶地底部。这些木桶是用来蒸煮洗涤衣服的。屋子中间也放着十个同样的大木桶，里面可以灌入清水和加入漂白粉，是专为漂洗与消毒用的。在靠南墙的窗下，有十个大木槽做成的洗衣池。每个洗衣池里配一个半米宽、一米长的搓衣板。隋老爹按照一些曾在莫斯科等地开过大洗衣店的老乡们的建议，规定了严格的操作程序。他在向我介绍他的这个洗衣房和浴室时，比讲他在远东打小鬼子、当红色游记队长还自豪。隋老爹对我说：“要理解那些‘泽克’们的意见和希望，大家都来帮助这些最不幸的人，当他们在浴室里换上干净衬衣时，如果能够感到我们人间、我们社会、我们革命的温暖，增加他们生活和劳动的力量，就可以减少他们对人类、对国家、对同类的猜疑和不信任，这就是我们工作的意义。”
    隋老爹亲自示范，教我如何在窗口收脏衣服和立即分类，他还向我讲授和示范整个洗衣的程序。
头一天晚上就要把‘泽克’们洗澡换下的衣服放进白天蒸煮过衣服的大木桶里，用温水泡一整宿，那些特别脏的、还要在煮过衣服的肥皂和碱水里加进漂白粉来泡。第二每人把自己应该洗的定额衣服从肥皂水中捞出来，控干后放进洗衣槽里，倒进去新化开的肥皂水，一件件在那大搓衣板上搓。当洗够五十件时，就把这些衣服掷进蒸汽大木桶里用干净的碱水、肥皂水煮上一小时，在煮衣服的这一小时里，要把第二批五十件衣服洗完。紧接着把蒸煮过的衣服捞出来放进漂白桶里漂白、消毒。这些干完后再去洗第三批五十件，第三批投进桶里蒸煮时，就要把第一批漂白的衣服放在净水中洗净拧干，送进烘干室，衣服烘干后，烘干室的人把它们交给熨衣工。
我们‘基代岳茨’在齐必由这个劳动营集聚得越来越多。劳动营的管理人员尽量把中国人安排在一个很大的工棚里。齐必由的工棚盖得比较好。取暖、采光、照明还都可以叫人活下去。特别是在消灭臭虫、虱子、蚊子上，在吃饭、睡觉和洗澡等方面还是比较卫生的。管理人员的态度也不是那么恶劣。特别叫人高兴的是，有个图书馆，可以借到文艺、历史、政治等方面的书。
   我们工棚的‘基代岳茨’只有一小部分是从事土木建筑的普通工人，大多数人是从事服务性工作的。在食堂里除少数领班是俄国人外，绝大多数是中国人。这里‘泽克’的食堂分成三个等级：普通食堂，是专供一般‘泽克’的食堂，是按每人完成定额分配食品的。除了主食面包之外，菜和汤也是按完成工作定额好坏分成三级。完成定额百分之百以上的，除发给鱼或肉煮的汤以外，另加一块煎鱼，煮肉和一勺半稀半干的五十克小米或荞麦米饭。
   二是高级食堂，是专门供给那些高级的管理人员，高级工程人员的食堂。他们的面包定量是每日八百克，菜和汤大致和完成定额最好的‘泽克’们相同。
   三是特级食堂，是专供那些格伯乌的特派员、上级派来的或留用的特高级人员以及看守部队的首长们。他们用的是特级厨师，每日的食谱和城市里的饭店一样，只是价格比外面的低三分之一。原因是厨师是‘泽克’，不给薪金，再加上使用的煤、水、电都不花钱。特别是他们可以从‘泽克’的大灶中克扣一些油水。和我们住在一起，给特灶当厨师的‘基代岳茨’个个都吃的又肥又胖。他们下班回来时，还可以把那些高级人员吃剩下的肉饼、煎牛排等等偷偷地带回来。带回来的吃食，有的送给同屋的朋友们吃，有时也用来换些烟酒之类的东西。这些厨师可称为我们‘泽克’中的‘小贵族’。
   在我们之中有几位有特别地位的大‘贵族’，他们是在齐必由自由居民区的饭店和洗衣房当工头或管理人员、或者是给大首长家做饭、洗衣服当佣人的。这些人都是经过特别挑选的。到自由区干活的‘泽克’们每天可以从劳动营领到八百克面包，每月领一包马合拉姆，仅这两样卖出去就是一笔不小的收入。另外这些‘贵族’们各有各的生财之道。例如有一位叫房子玉的厨师，他每天都可以从饭店里带出来大批的吃食：咸肥猪肉、火腿、香肠、白面、大米、葡萄干，甚至成瓶的白酒。最后他自己跟我们讲了实话，他和饭店管食品仓库的管理员勾结在一起，管理员把平日大称进小称出，以次充好，多领少给等等手段弄到手的东西，交给伙计老房，每天下班回劳动营销赃。
   给大首长家做饭、洗衣服的‘大贵族’，多半挑的都是长得帅、性情温和、讨人喜欢、手艺高的‘泽克’。他们工作轻，丰衣足食，首长甚至向劳动营打招呼，叫他们每星期回去一次检查身体，不需要每天回劳动营报到。
   在沃得洛乡路段与我相识的二老尚，也回到了齐必由，他说那里已改成收容老弱病残、等待收尸的死囚营了。二老尚回来以后就被派到一位格伯乌监察人员家里当了厨师兼洗衣工和听差的。二老尚自从有了这个美差之后，就在‘基代岳茨’中端起架子来了。劳动营管理人员也个个向他献殷勤，把他美得忘乎所以。他说：“叫我二老尚一辈子干侍候那位夫人和少爷这个美事，一辈子一个钱不给，我也满足了！”可是二老尚的时运不太好，只干了半年就被赶回来了，并且送进了监管隔离区成了囚徒。当他从隔离区出来时对我说：
    “你发誓不对外人说，我可以告诉你我是怎样走桃花运的，又是怎样住上隔离区的。”
   事实很简单，他侍候夫人弥拉，弥拉很善良，对为她做饭、洗衣、看孩子、打扫卫生的‘基代岳茨’十分同情。有一天他干了一天活，累得直不起腰来，躺在饭厅的长椅子上睡着了。夫人弥拉过来给他盖上一件衣裳，吻了他的额头说道：
   “真可怜啊！真可怜！你这样好的青年能犯什么罪呢？”她吻了他，流下泪来。二老尚不敢动、不敢睁眼、不敢呼吸，夫人走了，他也睡了。
   万没有想到第二天开早饭，他把吃食端上桌子时，却挨了格伯乌首长一顿臭揍，脸打肿了，屁股踢青了。说他偷了他的钱包。叫人把他押进隔离区以前对他说：
   “你和臭婊子干的事我亲眼看见了，你只要承认偷拿了钱包，其他的事，透露出一句，我要你的狗脑袋！”
相对说起来厨师房子玉石是幸运的，他吃的肚皮越来越大。他每天可以把十公斤肥咸猪肉用布带狠束在腰里，从外边看不出任何破绽，偷拿出来。
   住在同一工棚里还有一些有外快可捞的‘泽克’，我和隋老爹就属于这类人。可是吃特灶、住特等房屋的那些‘泽克’，最怕传染病，最怕用公共的衬衣、公共的被褥。他们从自己家里送来的那些内衣、外衣、被单、褥单、毛巾、手帕等等，都经常洗换。他们与我们这些在洗衣房工作的人拉上关系，我们每个洗衣工包上三、四个人的衣物洗涤，这样每人每月可以收入三、五十卢布。因此我们‘基代岳茨’的工棚便成了“施卡拉”、小偷小摸的主要对象了。他们给我们的绰号叫做“基代岳茨肥猪。”他们暗语中“吃顿肥猪肉去，”就是来偷我们。这些小偷的帮头越干越胆大，后来竟派人来谈判，叫我们工棚里所有人按月纳人头税：每人每月二十卢布。大家商量不知怎么办好。隋老爹说：
   “这些小偷流氓贪得无厌，这个月每人给他二十卢布，下个月要你四十卢布！整个俄罗斯吃下去都填不饱他们的胃口，我们能满足他们吗？唯一办法是狠狠揍他们一顿！为此，先通过咱们那些给首长干事的人，给首长们打个招呼，然后再整治他们！”
   当我们得到劳动营首长“只要不打死人，你们干吧。”的回答以后，隋老爹对来催办的一位“施卡拉”的首领说：“每人每月拿出二十卢布、三十卢布都可以，但是你们几位‘阿大曼’要先光临敝舍跟大家谈谈，定个永不变更的数目才行！”
    当我们把战斗武装准备好了的时候，五位著名的‘阿大曼’大摇大摆地进来了。
    “欢迎！欢迎！请坐！你们要什么，谈吧！”
    “我们要每个住在这里的人，每月给我们二十卢布保护费！”
    “可以给，但以后你们再跟我们多要怎么办？”
    “咱们随行就市、水涨船高，以后你们‘基代岳茨’收入多了，再多给添点嘛！”
   “这么办吧，请你们签名立个字据。我已经写好了，同意就签名吧！”隋老爹说着，拿出字据和一叠卢布来。他把要签字的纸举在手里念道：“我们以下签名的五位阿大曼，要求基代岳茨每人每月交纳三十卢布的保护费。我们保证今后绝对不再偷、摸、抢他们的东西，或殴打他们！钱在这里，签了保证书，我们按保证书每月给钱。”五个“阿大曼”互相瞅着，最后下了决心说：
    “咱们签字，咱们讲的是哥们义气，既然你隋老头这样说了，咱们签字！”
    签完了字，隋老爹把字据和钱往兜里一揣说：
   “现在你们五个人签了名的字据握在我手里！现在只有两个出路：一是你们答应以后永远不再来欺负我们，二是我现在找格伯乌总监去，把你们送进禁闭室！明白吗？”
   “什么？你这该死的老‘基代岳茨’——伙计！你敢耍弄我们！”一个高大粗壮的汉子向隋老爹胸上击过一拳，当然这一拳命中是能把老人打死的。但他没有料到，隋老爹有高强的武术功夫，只见他身子一躲，顺手将那汉子抡过来的胳膊一拉，他就扑通一声栽倒在地。其余四个人刚要动手，被事先埋伏的伏兵擒拿起来。一阵拳脚之后，他们的胳臂和腿一个个都被我们打断了，不能动了。隋老爹把他们签了名的字据交给了劳动营的领导。从此‘基代岳茨’的工棚每个‘施卡拉’都绕着走，生怕挨揍。中国人一下子扬眉吐气了，那些从莫斯科等大城市递解来的‘泽克’知识分子们也都为自己是中国人而骄傲！一些俄国人说：
    “一个‘基代岳茨’像只小耗子，成帮的‘伙计’是专门吃‘施卡拉’的狮子！”
   中国老乡聚集在一起，生活稍微富裕了，就想到消遣了。他们想打麻将，但是没有麻将牌。有一位周木匠，他用木材作了一副麻将牌，用笔写上字，画上图，但没用两天就出了问题，牌上的子图模糊了，为此，互相争吵不休。特别是在有输赢时，更易发生争执。隋老爹为了调解纠纷，对我说：
   “我看你的字写得好，也会绘画，叫周木匠再作两副麻将，再打磨出两把刻刀，你给他们刻两副麻将吧！免的每天总吵架！”
我答应了，先用铅笔在平整圆滑的小木块上画上麻将的图案，然后精雕细刻起来。洗衣房的老爹帮助我干活，我挤出时间制作大家的娱乐工具麻将、牌九、骰子、筹码等等。只用了半个月时间我的杰作就完成了。大家看后都称赞我聪明能干。为此那些“小贵族”们也给我一点好处，时常地给我点咸鱼、香肠、糖果等。
   起先是大家娱乐，全屋的老乡分成几伙：两桌麻将、一桌押牌九、一桌掷骰子。每天下班后和星期日都非常热闹。人们有了娱乐也就减少了思念亲人和家乡的痛苦。大家对隋老爹和我说：“你们真给大家伙办了件大好事！”
    “好事倒是好事，可不要把好事变成坏事！那时你们可不要骂老疙瘩呀！是我求他干的呀！”
没出一个星期隋老爹的话就应验了。最初是大家把目光盯在房子玉厨师身上，尽管老房牌九打得很油，但牌桌上的，围在四周看热闹的，都合起伙来整他。把他每天偷带回来的咸鱼、香肠、米面都输光了，甚至欠下赌债。赌风一开，鬼点子越来越多，很团结的‘基代岳茨’又分成帮、分成派。有的甚至到管理员那里告黑状，有的雇小流氓当打手，对自己人进行报复！隋老爹非常生气，自己责备自己说：
   “刻麻将的主意是我出的，字是老疙瘩刻的，小木块是周木匠做的，咱们三个人是罪魁祸首。今天我带头抓赌。”
隋老爹这个人是说到做到的，当两桌麻将打得热热闹闹，忽然又闹起内讧时，隋老爹把一把尖刀往牌桌中间一掷，高声说：
   “你们吵闹不和都是我们三个人作的孽，我是首犯！现在我只好把麻将和牌九收回来，烧了。从今后哥儿们过个和气日子，没事干，抱着头想老婆孩子，也比成天赌钱吵架好吧？”
    他说完真的把所有赌具都收了，向火炉跟前走去，这时大家把他围住了，央求道：
    “从今后不赌输赢了！不吵了、不闹了！麻将和牌九刻出来不易呀！给大家留下吧！”
    “一言为定！我不烧了！下次谁要赌，再吵闹怎么办？”
    “扒他的皮，剥光了扔到外面冻死狗日的！”
   这场闹剧结束了。明目张胆的赌博刹住了，小来小去的，赌一盒烟、几块糖、几块咸肉、咸鱼的事还在悄悄进行着。隋老爹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装聋作哑了。
   到了一九三七年秋季，我在劳动营里已经整整五年了，尽管我写了好几封请求报告要求释放，但一点结果也没有。
从这年秋天以后，每天都从俄罗斯本土，特别是从莫斯科、列宁格勒解来几百人，有时上千人。他们有些留在附近的劳动营劳动，有些人则沿着伯绍尔河两岸去开矿、采石油、伐木、修路。每批都有几个或几十个‘基代岳茨’老乡。但更多的是些改名换姓的俄罗斯——‘基代岳茨’。‘基代岳茨’老乡一到就互相打招呼：“老乡！老乡！从哪儿发来的呀！”“老乡，老乡！你们是哪里人？来几年了？”
   而那些俄罗斯——基代岳茨，多半是俄国的姓，中国话说得是南腔北调，俄国话说得连俄国人也难懂。更令人奇怪的是，这些人警惕性特别高，一见到黄皮肤的人总是躲着。明明他是中国南方人，却说自己是蒙古人、韩国人、日本人等等。由于他们既不能和中国‘泽克’为伍，又掺不进俄国人的行列，成了劳动营中的孤儿。他们受尽了“自己阶级弟兄”、流氓无赖们的欺凌、侮辱！他们的罪名多半是“五十八条”反革命罪，细分类有的是帝国主义间谍，进行过反苏、反革命宣传；更多的是托洛茨基分子、布哈林分子、犹太复国主义分子，法西斯特务等等。还有一些以俄文字母为代表的罪名，如Лш（间谍嫌疑），Лсш（与间谍有联系者），Лфг（越境者），等等。
   我偶尔认识一位姓巴的人，俄国名叫巴布施根。人很老实，平时很少说话。一伙‘施卡拉’欺负他，在上工的路上逼他把外衣扒下来，他毫无反抗地脱下来了；第二个‘施卡拉’看上了他的衬衣，第三个看中了他的皮鞋和裤子，于是他最后只剩一条衬裤，赤身露体地打哆嗦。我和一个老乡要上去打抱不平，可另一个老乡却说：
   “他们大概是东方大学的，个个牛气，连中国人的姓都不要了，叫他们的俄国同胞扒他的皮好了，不管他！”
    “中国人就是中国人，咱们帮他一把，把他的衣服要回来吧！”
我们四、五个老‘泽克’凑到‘施卡拉’跟前，拧住一个小子的胳臂，并对另两个说：“快把衣服还给他，不然我叫你知道中国人的厉害！”
    另外两个想要逃跑，也被我们拽住了，把衣服还给了那个姓巴的‘泽克’。
从此我们相识了。从他的谈话中我发现他确实把马列主义古典著作背得很熟。我请求他当我的老师，有计划地教我。他起先对我的请求表示惊奇，然后说他懂得不多，不能当我的老师，又过几天，我看见他在垃圾堆里揀土豆皮吃，因为他完不成劳动定额，饿得不行，我很同情他，给了他一大块面包，告诉他捡垃圾吃会得病的，一泻肚就交代了，他很感激我，但对我的要求还是摇头，最后他对我说：“你呀！还是孩子气！学那些古典老教条，想当考茨基分子，还是想当普列汉诺夫分子，再不是要当托陈分子或布哈林分子？”
    “你为什么这样说啊？”我感到不解。
   “因为学习马克思的学说，很难避免历史性的、派性的争论。有时你说过的话别人断章取义，加以重新组合，一上纲，一扣帽子你的反革命宣传罪名就跑不了啦。暗地给格伯乌当差的大有人在！在压力下胡说乱咬的大有人在！还有一些人，他们嫉妒比他们知识多的，得到上级信任的人。他们从你的牙缝里、嘴角边搜集一星半点废水废料，积少成多，日积月累，最后是你自作自受，像一只野兔一样一头扎进法网。‘五十八’条的哪一款都可以给你扣上啊！你就由革命者滚进反革命者的阵营里了。你再也找不到你自己，连你的衬衣、裤子和最后一块面包都不属于你，而是属于“自己的阶级弟兄”施卡拉们的了。”
   “我们说的话到此为止吧！就算你没听见我说什么，我也没听见你说些什么吧！我饿得很！真饿得要发疯了，你小老弟能给我一块面包吗？”
    “可以给你！你什么时候饿，来我们‘基代岳茨’的工棚，谁都会给你一块面包的！”
    “我，我不敢去！我怕他们一双双厌恶我的眼睛，怕他们骂我假洋鬼子，臭知识分子！”
我忽然感到他陷进了多么悲哀绝望的困境中。他为了追求真理来到他理想中的圣地——莫斯科，却被他的“同志”扣上反革命罪送进了地狱——劳动营，他认为这里所有的人都是敌人！敌人！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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