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经学不仅仅是作为一种单纯的学术而存在,它还涵盖社会的方方面面，与社会中的政治、伦理、宗教、文学、历史、教育等方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这诸多方面也成为经学发展的注缘，推动着经学的演变。为了完整地展现经学在唐宋之际的转变轨迹以及它对新儒学兴起所产生的影响，本书从不同侧面来分析经学的转向，如葱经学与社会政治、经学与文学、经学的内在演化过程、经学与哲学等及部分来具体阐述经学的综合性发展。
在中国古代,经学不仅仅是作为一种单纯的学术而存在,它还涵盖社会的方方面面，与社会中的政治、伦理、宗教、文学、历史、教育等方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这诸多方面也成为经学发展的注缘，推动着经学的演变。为了完整地展现经学在唐宋之际的转变轨迹以及它对新儒学兴起所产生的影响，本书从不同侧面来分析经学的转向，如葱经学与社会政治、经学与文学、经学的内在演化过程、经学与哲学等及部分来具体阐述经学的综合性发展。
向世陵，四川仁寿人，1955年生，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教学培训部主任，中国哲学史学会理事、中国哲学史学会《中国哲学史》顾问、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中国哲学史学会理事、北京市哲学学会理事，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中国哲学》执行编委。主要从事中国儒家哲学和儒释道关系研究。主要专著有《儒家的天论》、《中华哲学精蕴》、《〈訄书〉选注》、《善恶之上——胡宏·性学·理学》、《中国哲学范畴丛书·变》、《理气性心之间——宋明理学的分系与四系》、《中国学术通史·魏晋南北朝卷》、《写给大众的中国哲学》（主编）等，另有合撰著作多部。主编《中国哲学智慧》、《智慧的故事》等系列教材，承担等多项国家级科研项目。
引论
第一章 儒家的经学与五经体系
一、经与经学之精神
（一）经的双重含义
（二）经学精神：传承与创新
二、孔子与五经
（一）经与儒
（二）孔子与五经体系
第二章 唐宋转型期的社会政治与儒家经学
一、中唐以前的礼乐文明
二、安史之乱引起的儒学反思
（一）天命与天人感应
（二）忠孝与心性
（三）章句与经义
三、唐宋科举制度与经学发展
（一）唐代科举制与儒家经学的发展
（二）宋代科举改革与经学转向
第三章 唐代文化的开放性和创新精神
一、唐统治者儒释道三教并重的治国方略
二、民族融合与唐代的多元文化
三、唐王朝的对外政策和文化交流
四、中唐以后儒释道三教互释与融合
五、中唐文学革新
（一）中唐以前的文学状况
（二）中唐文人所面临的政治任务
（三）古文运动的变革方式
（四）文学变革对经学的影响
第四章 文道关系的演进
一、从文质半取到文以明道
二、师其意不师其辞
三、文以载道与作文害道
第五章 疑经思潮的萌芽：舍传求经与疑古惑经
一、制礼过程中的疑经疑传
二、唐代实录史观对经学的影响
三、“新《春秋》学”的舍传求经
第六章 唐代五经体系的分化和学术转向
一、唐代学者对《春秋》经典的新解读
（一）经与史不同标准下的《春秋》
（二）《春秋》宗旨的回归：微言大义，解释现实
（三）由政治向心性的转变：关注性情，革礼之薄
（四）从“性情”问题到“理欲”问题的转变
二、唐代易学研究的不同路向
（一）孔颖达《周易正义》的时代价值
（二）柳宗元的佛易相融思想
三、《礼经》的转向与《大学》《中庸》篇的独立
（一）郑玄礼学改革及影响
（二）《礼记》地位的提升和分化
（三）唐代学者对《大学》《中庸》篇的挖掘与诠释
第七章 新经典的确立及“四书”的雏形
一、《论语》的经典化过程
（一）《论语》文本特征
（二）《论语》地位的变化
……
第八章 经学的哲学导向：超越经典，追寻儒“道”
第九章 “性”与“道”：性本体意识的萌发
参考文献
关键词索引
《长江学术文献大系·宋代经学哲学研究：儒学复兴卷》：
东汉学者蔡邕对礼乐多有研究，曾遍考经典而作《明堂论》，至为繁复。魏晋裴頠认为众说纷纭，难以决断，不如从简，只建一殿用于祭祀就可以。魏征认为这两种观点都不足采纳，前代学者的讨论也都没有确实根据，无法选择，建议根据实际情况，修建五室二层建筑，上层用于祭天，下层用于皇帝处理政务，实用又符合礼制，至于具体规格尺寸，根据修建情况来自己决定，抛开历代经传之言，以我为准，不必非去效法古代。这样，明堂不久便可建成，廓清千年疑虑，成为后代的样板。
出于慎重，魏征的意见没有被采纳，修建明堂的各种议论仍在进行而无法付诸实施，到贞观十七年（643），秘书监颜师古（581-645）上奏说明堂制度来自古代，而典籍中没有完整的记载，从黄帝、有虞氏，经夏、商，到周代，各立名号，分别创立规格。历代学者“众说舛驳，各执所见，巨儒硕学，莫有详通”，虽然文字注疏繁多、词采华丽，却不知裁断。其实，经过春秋战国及秦朝的焚书坑儒，“典籍废弃”“经礼湮亡”，今天所流传下来的，只是“传记杂说”而已，用作标准，实在是不合道理。根据《尚书·周书》的记载，明堂有四面，有应门、雉门的规制，那么明堂应该是帝王的居所。再考察《文王居明堂》《月令》《周官》《尸子》等当时可见的经典，都证实明堂是“路寝”，即帝王的正殿，可以处理政务的地方。
根据这些经典，颜师古对《大戴礼记》提出质疑：“《大戴》所说，初有近郊之言，复称文王之庙，进退无据，自为矛盾。”又列举了汉儒孔牢、金褒、蔡邕、郑玄、淳于登、颖容等人的观点，认为他们是“苟立同异，竞为巧说”，都出自主观臆测，并没有可靠的流传依据。颜师古的意见是：自古天子平定天下，功成之后制礼作乐，起初创造阶段比较简单，后来逐渐完善修订。所以，“旌旗冠冕，古今不同，律度权衡，前后不一，随时之义，断可知矣”。对于前代注疏，颜师古主张：“假如周公旧章，犹当择其可否；宣尼彝则，尚或补其阙漏。况郑氏臆说，淳于謏闻，匪异守株，何殊膠柱？”所以建议皇帝不考虑经籍传注所言，按照自己的想法修建大唐的明堂，使其传于万代。
在这篇奏议中，颜师古怀疑传注的态度是鲜明的，在他眼中，传注很多都是注家凭借想象而来的主观臆断，那些笃守郑玄、淳于登之言而不敢有所突破的人，无异于拘泥固执，不知变通的守株待兔者。他甚至提出，即使对周公的旧典也要辨别是否可行来进行选择，对孔子所定的原则，也还可以补充其不足。这意味着对圣人的经典也应该有自己的判断和发挥，而不是一味盲从。魏征与颜师古都是唐代著名的儒者，对于经学颇有造诣，他们以经驳传，勇于怀疑甚至抛弃传注的思想说明唐代经学并非只有“疏不破注”的呆板模式，即使在唐朝前期《五经正义》编写之时，优秀的儒学人才对于经典和注疏也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
当然，不可否认，对礼学传注的辨别和怀疑很大程度源于政治上建设礼乐制度的需要。昊天上帝、禘祭、明堂等现实问题引发了经学上的讨论和争辩，而当这种辩论和质疑产生之后，势必会启迪人们思考传统经学的解读方式，对经学的转向有所推动。“自我而作，何必师古”是儒者们对于明堂修建给出的答案，这一观点却来自对经典的充分讨论和取舍，何尝不意味着他们对于典籍传注的潜在态度呢？这一思想趋向在中唐以后至宋代发展成经学的疑古思潮，直接推动了宋明理学的产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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