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囚_马塞尔·普鲁斯特_9787567529083_上海联诚图书有限公司

《女囚》为《追寻逝去的时光》第五卷。主人公将女友阿尔贝蒂娜囚于家中，直至某一日醒来，发现她已逃之夭夭。故事取材于作者生活中的一大感情波折。尽管阿尔贝蒂娜在第二卷《在少女花影下》业已出现，但到了此卷，才栩栩如生，卓然特立，成为贯穿第五卷《女囚》与第六卷《失踪的阿尔贝蒂娜》的中心人物，甚而延续到末卷《寻回的时光》。《追寻逝去的时光》是一部与传统小说不同的长篇小说。全书以叙述者“我”为主体，将其所见所闻所思所感融于一体，既有对社会生活、人情世态的真实描写，又是一份作家自我追求、自我认识的内心经历的记录。除叙事以外，还包含大量的感想和议论。它大体以叙述者的生活经历和内心活动为轴心，穿插描写了大量的人物事件，犹如一棵枝丫交错的大树，可以说是在一部主要小说上派生着许多独立成篇的其他小说，也可以说是一部交织着好几个主题曲的庞大交响乐。

　著译亲和：文学的感召与天赋
　　继《追寻逝去的时光》第一卷《去斯万家那边》和第二卷《在少女花影下》之后，周克希先生又独立完成了该书第五卷《女囚》的翻译。这是普鲁斯特汉译的一件可喜之事。周先生曾经表示，他立志翻译《追寻逝去的时光》，无非想尝试看看，能否“走上一步，两步，甚至三步”。《女囚》新译的竣工，为这“三步曲”画上了一个完美的休止符。
　　《女囚》在全书中的地位较为特殊，这煌煌七卷巨著中的第五卷，发表于1923年，即普鲁斯特去世后的第二年，可称第一遗作。这一卷的酝酿，后于《追寻》的原初计划。1913年首卷《去斯万家那边》自费付梓时，小说遵循的是《逝去的时光》和《寻回的时光》这样首尾相应、两极均衡的构架。首卷发表以后，普鲁斯特才想到扩充中间部分，由此充实了大量新的材料。《女囚》因此而诞生。
　　《女囚》的情节简之又简，主要内容是主人公如何将女友阿尔贝蒂娜囚于家中，直至某一日醒来，发现她已逃之夭夭。故事取材于作者生活中的一大感情波折。1907年始，普鲁斯特每年去诺曼底滨海卡堡消暑，经同学比才引荐，摩纳哥汽车出租公司的阿戈斯蒂耐里（Agostinelli）成为随身司机。两人感情弥笃，1913年夏季至岁末，在巴黎度过一段非常的封闭型恋情生活，此后阿戈斯蒂耐里因无法忍受普鲁斯特的专制，突然不辞而别，远走南方，1914年5月30日在地中海海域驾习飞机失事身亡。悲痛之余，普鲁斯特对亡者身前行迹明察暗访，同时又反躬自省。几经熔铸，阿尔贝蒂娜（Albertine）这一人物脱颖而出。尽管阿尔贝蒂娜在第二卷《在少女花影下》业已出现，但到了此卷，才栩栩如生，卓然特立，成为贯穿第五卷《女囚》与第六卷《失踪的阿尔贝蒂娜》的中心人物，甚而延续到末卷《寻回的时光》。《追寻》为之补叙千页，增幅达三分之一强。学界将此新增的内容称为“阿尔贝蒂娜系列”。
　　毋庸讳言，普鲁斯特极力倡导“深层自我”。小说的自我与现实的自我是剥离的，与生活原型截然不同。同性交往已变为异性相恋，男友的空难也演化成女友的坠马。情节处理早已使生活经验面目全非。更应指出的是，虚构改写，使《女囚》成为阿尔贝蒂娜系列的核心，作为《追寻》的一个有机部分而融入整部小说，对其主题和形式建构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简化的故事包含着深厚的主题信息。阿尔贝蒂娜从入住到出走，时间压缩在六天之内。空间也呈封闭状态。主人公偶尔出门参加韦尔迪兰夫人沙龙音乐晚会，除此之外，与阿尔贝蒂娜厮守巴黎寓所，寸步不离。这种浓缩的时空，颇具古典悲剧的氛围。正如拉辛的《贝蕾妮丝》（Bérénice）和《菲德尔》（Phèdre），其时空窒息，让人切身感受到嫉妒的强烈压迫。嫉妒介于爱情与痛苦之间，叔本华哲学的生之痛苦，在此找到了印证。但普鲁斯特似乎更进一层，他对这一现象采用了近乎生理心理学的剖析。爱情和痛苦并蒂莲生，嫉妒为其表征。究其原因，是恋爱者永远无法占有恋爱对象。肉体可以占有，心思却难以测度。阿尔贝蒂娜昔日的行踪，眼下的所思所想，都是解不开的疑团。人近在咫尺，却若隐若现，永远是一个稍纵即逝，难以捉摸，无法企及的“遁避的生灵”（être de fuite）。鉴于阿尔贝蒂娜的蛾摩拉前科，主人公将其软禁家中，断绝其与一切女友的来往。就此而言，这一卷卷名（La Prisonnière）似亦可译作“囚女”。意即身系樊笼，却难得其心，及至不告而别，销声匿迹，始终是花非花，雾非雾。恋爱双方互为陌生人，但又渴望了解对方，这就必然嫉火中烧。普鲁斯特在自传体小说《让·桑德伊》中已有定言，“最可怕的是不谙底细”。《女囚》对这一心态作了淋漓尽致的剖析。主人公事事过问，因知情而生痛苦，而越痛苦就越想知情。他对阿尔贝蒂娜，欠缠绵缱绻，多刨根问底。爱情的表白往往代之以“宗教裁判所式的”感情宣泄。如此反复，恶性循环。结果出现了黑格尔所言的反主为仆的戏剧场面，囚人者自囚，主人公最终无法脱身，赴威尼斯的计划一拖再拖，困在为他人设计的牢笼里而无法自拔。
　　这场嫉妒型爱情翻演的是“斯万的爱情”（《去斯万家那边》第二部）。斯万对奥黛特昔时的不轨充满狐疑，备受煎熬，每每兴师问罪，欲罢不能。其爱，犹如主人公对阿尔贝蒂娜的眷恋，并非出于对姿色才华的倾心，而是为求洞悉其秘密，搞个水落石出的本能冲动。对普鲁斯特而言，嫉妒较爱情更胜一筹，它是穿破谎言，窥探人物奥秘，揭开事物真相的一把钥匙。嫉妒并非意味丧失理智，而是超越事物表象的一种意志呈现。事物的表层符号满是欺伪，细看细读，方能接近真相。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嫉火正是寻找真理的激情之火。揭穿谎言，探寻对方的隐秘，有助于深化我们对人类心理的认识。同时，这种嫉妒型的爱情又是一种病状。在普鲁斯特笔下，医学临床词汇比比皆是，这种病态心理时时被喻为“病症”和“恶瘤”。似乎只有时间才是唯一的良药。主人公从斯万和自身的双重经历中领悟到，囚禁强占均徒然无益，从中一时获取的，至多是虚幻的慰藉。唯有青春流逝，年迈心衰，创口许可愈合，激情才会退却，心灵方能获得超度。
　　《女囚》与《去斯万家那边》在嫉妒上的主题呼应，足以证明《追寻》是一座结构严谨的宏伟建筑，犹如一座巍巍壮观的大教堂，各类构件对称和谐，交相映辉。除了嫉妒之外，另有不少主题的处理，也显现出某种对称的原则，甚或某种镜像关系。有人谓《追寻》是一部典型的“上流社会喜剧”。这一点，通过韦尔迪兰夫人的沙龙，就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前几卷中，小说“两边”并进，双管齐下，分别描绘了以“斯万家”和“盖尔芒特家”为代表的两种上流社会，一属资产阶级，一为贵族阶层。这两种社交世界泾渭分明，门槛森严。斯万家境富裕，趣味高雅，艺术鉴赏力超人，遂被巴黎高级贵族沙龙纳为座上客。而其夫人奥黛特，身为半上流社会女子，从未能涉足其间。斯万最终不得不屈尊下就，跟随她出入附庸风雅且俗不可耐的韦尔迪兰夫人的市侩沙龙。《女囚》重写韦尔迪兰夫人沙龙举办的音乐晚会，旨在深化这一主题，表明上述那种井河两分，其实并非截然不变，久而久之，会渐渐出现分裂、移位和重组的现象。按照塔尔德（Gabriel Tarde）的模仿规律说和“社会多棱镜”理论，有些事物看似整齐划一，亘古不变，其实盘根错节，瞬息万千。社会价值更是如此。盖尔芒特沙龙和韦尔迪兰沙龙，初看起来各有洞天，老死不相往来，其实不然。两种社交圈互斥互并，相辅相成。《女囚》中韦尔迪兰夫人举办的音乐晚会，就是两家串门，首次联台的最佳表演。为了给宠儿小提琴手莫雷尔扬名，盖尔芒特公爵之弟夏尔吕先生借韦尔迪兰公馆，亲邀贵族名流赴会。贵宾莅临捧场，却把主妇韦尔迪兰夫人冷落一边。盛怒之下，韦尔迪兰夫人造谣中伤，迫使莫雷尔与夏尔吕一刀两段，以此雪清这奇耻大辱。饶有意味的是，这种“阶级报复”恰恰形成了扭转局面的契机。这次晚会首次促成两边人士的共处，韦尔迪兰夫人的社交生涯由此获得了决定性的升迁。小说末卷，主人公前去盖尔芒特亲王夫人家参加午后聚会，惊奇地发现这显贵不是别人，乃是昔日被盖尔芒特家族嗤之以鼻的韦尔迪兰夫人。原来资产者寡妇与贵族鳏夫早已喜结良缘。另外，为贵族圈不齿的奥黛特，在斯万过世之后，也攀附嫁给福什维尔伯爵。连女儿吉尔贝特也摇身变为圣卢侯爵的夫人，最终跻身盖尔芒特族门。至此，两个互相漠视、互相睥睨的社会阶层，终于降心过从，握手言欢。普鲁斯特描写这些社会变迁，其用意不在感叹贵族的家道中落，日趋衰败，或庆幸资产阶级的中兴扶摇。他想表明的是，社会规律无异于自然规律，既存的事实都有其暂时性与相对性，都处于常变之中。
　　感情与社会层面的描写，为文学的感召作了铺垫。从某种意义上说，整部《追寻》所叙述的，正是主人公漫长的文学道路，洋洋洒洒，难以尽述他如何克服千重障碍和诱惑，历经考验后看破社交、爱情与友谊，最终获得感悟，提笔从文。有如圆桌骑士寻找圣杯，感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从开篇玛德莱娜小蛋糕触发的隐约感觉，到末尾盖尔芒特亲王夫人府邸一系列“无意识回忆”，主人公幡然顿悟，欣然下笔，其实一路草蛇灰线，发挥并不充分。第一卷中马丁镇教堂的钟楼与玛德莱娜小蛋糕这两段描写有异曲同工之处，在主人公心理上确已产生不可言喻的喜悦之情。《盖尔芒特家那边》中主人公与好友圣卢同行，又一次心潮澎湃，似乎也隐隐感到创作时机已经成熟。但只有到了《女囚》，这一含蓄的动机才又重新得到充分的展开。
　　《女囚》用了大量篇幅来描绘凡特伊的七重奏，这是对首卷中凡特伊奏鸣曲的延伸和升华。七重奏色彩之绚丽，画面之壮阔，既唤起贡布雷的鸟语花香，又展示了埃尔斯蒂尔画笔下的一幅幅海景。整部小说对音乐的礼赞至此达到高潮。除了圣桑和瓦格纳的影响，罗曼·罗兰发表于1904—1912年间的《约翰·克里斯朵夫》也起到了不少启迪和催化作用。音乐的转写蕴含着文学的寓意。凡特伊华丽的乐章，使主人公猛省，缠于爱情，陷于嫉妒，与沉湎于社交并无二致。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切都会成为过眼烟云，唯有文学艺术的创造才赋予生命以不朽。凡特伊虽死犹生，其七重奏就是一部遗作，经其女儿的女友发现并破译，获得新生。作家贝戈特甫走出博物馆，忽然仆地而卒。主人公不禁发问：“他死了。就此永远死了？”主人公发出这一质疑，可能不是想说躯体可没，灵魂不死，他所强调的是，真正超越死亡而流芳百世的，不是所谓人的灵魂，而是文学艺术家的创作：“他的书三本一叠地摆放着，犹如展翼的天使守护在那儿，对逝者来说，那仿佛就是他复活的象征。”作家贝戈特在博物馆中，为十七世纪荷兰画家弗美尔的那幅《德尔夫特小景》所吸引。他凝视着“一小块黄色的墙面”，将其比作一件“珍贵的中国艺术品”，悟出遣词造句当仿效此画，层层修彩，不断推敲，精益求精。《女囚》结尾，主人公与阿尔贝蒂娜一席长谈，纵论陀斯妥耶夫斯基的语言风格，这段文字更突出了普鲁斯特对文学创作的总体见解。自《驳圣勃夫》起，普鲁斯特就拟写一部理论与叙述并重的著作，更何况时任《新法兰西杂志》编辑的雅克·里维埃又鼓励他于小说之外多写评论。《女囚》收笔处插入这段议论，似乎意味着作者已预感到大限将至，对人对己都需要了却此一夙愿。这一系列的夹叙夹议，明指暗喻，标志着马塞尔这一人物开始发生决定性的转折。他终将负起文学使命，从故事的主人公蜕变成故事的叙述者。

　《追寻逝去的时光：第五卷女囚》：
　　这天晚上，就像温度计的温度蹿了上去一样，晴暖的天气又往前跳了一下。春天的早晨催人早醒，我躺在床上，听见电车在馥郁的芬芳中穿行，空气中热量渐渐聚积，直至凝结得像南方地区那般致密浓郁。我的卧室里反倒比较凉快，稠腻的空气渗进以后，将盥洗室的气味、衣橱的气味和长沙发的气味隔离开来，形成三道泾渭分明的竖直的带子，相互并列而又彼此不同，半明半暗的珠光给窗帘和蓝缎扶手椅的折光平添一种清凉的意味，我从中依稀感到（这并非天马行空的想象，而是因为那确实是可能的）自己漫步在近郊某个新建的街区——有点像布洛克在巴尔贝克居住的街区，但在阳光照得人眼花的街道上，看见的不是了无生气的肉铺和白晃晃的方石，而是我兴许一会儿就要去造访的农舍餐厅，扑鼻而来的是高脚盘中的樱桃和杏子，以及苹果酒和格吕耶尔干酪的香味，各种各样的香味悬浮在凝冻般闪着幽光的阴影中，给它添上有如玛瑙那般精致的纹饰，餐桌上的棱柱形玻璃餐刀架，则在幽暗中呈现出彩虹的颜色，往桌布上投下孔雀羽饰那般美丽的斑点。
　　我满怀欣喜地听着窗外的汽车声，它们犹如风声一阵比一阵来得响。我仿佛闻到了汽油味。在爱挑剔的人眼里，这味儿让人讨厌（这些人看重的是物质的东西，对他们来说，这味儿污染了洁净的空气），在某些爱思考的人（他们也看重物质的东西，只是用的方式有所不同）眼里，同样也是如此，这些人注重事实，一心以为我们要是眼睛能看到更多的色彩，鼻子能闻到更多香味，那么我们就会更加幸福，就会生活得更有诗意，这无非是一种披上了哲学外衣的不切实际的想法，这种想法天真地认为，要是大家都脱下黑色的衣服，换上艳丽的服装，生活就会更美好。而对我来说（有些气味本身也许并不好闻，比如樟脑丸和香根草的气味，但它们会唤起我对到达巴尔贝克当天那片湛蓝的大海的回忆），在当初我上古尔镇圣让拉埃兹教堂去的那些大热天里，这种汽油味，和着机器里冒出的的烟气，消散在蓝得发白的天空中，在那些下午，它仿佛陪伴着我散步，而阿尔贝蒂娜在那儿画画，现在虽然我身处幽暗的卧室，但它在我身边催开了朵朵花儿——矢车菊，虞美人，绛车轴草，它很像乡间的一种令我陶醉的香味，这种香味不像山楂树前凝聚的香味那样稠密，那样经久不散地漂浮在树篱跟前，而是一种流动不居的香味，大路随它逸向远方，泥土因它改换容貌，它令城堡趋前，让天空失色，使精力倍增，它是跃动和活力的象征，它重新激发了我在巴尔贝克时对登上玻璃和钢铁的吊舱的想望，但这一次并不是携着一个熟稔之极的女人去拜访旧友，而是去新的地方和一个陌生女子幽会。与这种香味时时相伴的，是路经的汽车的喇叭声，我像为军营起床号那样为它填了词：“巴黎人，起来，起来，去乡间用餐，到河上泛舟，在美丽姑娘身旁，享受树荫的凉快，起来，起来。”这些遐想使我心里感到很爽，我暗自庆幸多亏有“严刑峻法”，才能让那些“战战兢兢的子民”，任她是弗朗索瓦兹，还是阿尔贝蒂娜，未经我的召唤，谁也不敢擅入“深宫内院”来打扰我，真所谓
　　君命威严
　　不准臣民在此露面。
　　蓦然间布景换了；那不复是昔日印象的回忆，而是早年一个愿望的重现，近日福迪尼的蓝金长裙唤醒了这个愿望，它在我眼前延展成另一个春天，那是一个不复有青葱翠绿的春天，树木、花草骤然间都消失了，从中显现的是我适才念叨的那个名字：“威尼斯”，这个渐次清晰起来的春天，浓缩成了精华，春日的绵延、趋暖和花儿般的绽放，转化成了漫长岁月的孕育，孕育的并非污浊的泥土，而是纯洁的蓝色活水，它虽没有花蕾，却同样春意盎然，用碧波荡漾的倒影回应五月的召唤，水光潋滟的暗宝蓝色湖面，犹如横陈的胴体，拥抱着美好的五月。季节嬗变不曾改变运河没有绿荫的面貌，时代变迁也没有给这座哥特式城市带来任何变化；这是我知道，却又无法想象，或者说是竭力要去想象的，这个儿时就有的愿望，在我热切地盼着动身的那会儿，却被病魔给摧毁了。我渴望能置身向往已久的威尼斯，凝神看那被分割的海面怎样蜿蜒曲折，宛如迤逦而行的海河那样，紧拥这精致的城市文明，它精致而高雅，但蔚蓝色的河道让它与世隔绝，它在孤傲中发展，自立绘画和建筑学派——这美妙的彩石水果、禽鸟之苑，大海时时给它带来蓬勃的生机，拍击那些石柱的柱身，向雕刻精美的柱头投去蔚蓝色的忧郁目光，光影斑驳，流动变幻。
　　是的，到了该动身的时候了。阿尔贝蒂娜看上去对我不再生气了，而从那以后，对她的占有似乎就不再是我心心念念想要得到、甘愿以其他的一切去换取的东西了。或许这是因为，我当初之所以要得到它，是为了摆脱一种忧伤，一种焦虑，而现在忧伤不再，焦虑也缓释了。当初曾以为无法迈过的那道坎儿，现在已经跨过去了。暴风雨平息了，安详的笑容重又回到我们脸上。由一种看似无缘无故，甚至漫无尽头的仇恨所引起的莫名的焦躁，终于消解了。于是，原先被暂时撇在一边的那个问题，那个关于我们知道不可能有的幸福的问题，又摆在了我们面前。现在，跟阿尔贝蒂娜继续生活下去有了可能，而我感到，既然她不爱我，我在这种生活中得到的只能是不幸，那还不如趁她能同意的时候早点分手，这样至少我还可以有机会回味这段温情的时光。是的，该是时候了；我应当弄清楚安德蕾离开巴黎的确切日期，通过蓬当夫人采取断然措施，确保到时候阿尔贝蒂娜无法去荷兰或蒙舒凡。要是我们善于分析爱情的话，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爱一个女人往往只是因为有一个作为平衡块的男人存在，让我们想去和他比个高下；一旦平衡块撤除，这个女人的魅力就会一落千丈。对此有一个令人痛心而又不无裨益的例子，就是有的男人专爱在认识他以前失过足的女人，尽管这样的女人使他感到充满风险，他爱她一天，就得担一天风险。另一个恰恰相反，而且毫无戏剧性的例子是，一个男子一旦感到自己对所爱的女人的吸引力有所减退，就不容分说地把当初曾帮她解脱的那些约束，统统重新加在她身上，而且为了向自己证实仍爱着她，特地把她放在一个非常危险的环境中，让自己非得天天都去保护她不可。（有的男人正相反，他不许他所爱的女人去剧院，原因仅仅在于他是在舞台上看到她时爱上她的。）
　　于是，当分手已成定局之时，我就得挑选这样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这样的日子当然有的是——这天我应当对阿尔贝蒂娜毫无牵挂，心中自有成百上千别的欲求；应当不和她见面，让她先出门，我再起身准备停当，留个字条给她，既然在这段时间里她去不了让我不放心的地方，我即使外出旅游，也不用担心她会做什么出格的事情（何况那会儿我对她做些什么已经不在乎了），那我就该趁这机会，不再跟她相见，直接去威尼斯。
　　我按铃叫弗朗索瓦兹，想让她去给我买旅游手册和火车时刻表，就像我小时候准备要去威尼斯度假那会儿一样，当时心情之急切，并不输于此时此刻；我忘了其实有过另外一个愿望，去巴尔贝克的愿望，我实现了，却并不感到开心；而威尼斯，既然也是一个出名的旅游胜地，说不定也跟巴尔贝克一样，未必能让一个难以形容的美梦成真——这个在春意盎然的大海上打造的哥特式艺术瑰宝之梦，不时以它那欢快、温柔、不可捉摸、神秘朦胧的景象在轻叩我的心扉。弗朗索瓦兹听到铃声进来，她看上去在担心，不知道我听到她即将说的话、知道她刚才做的事以后，会有怎样的反应。她对我说：“今天先生这么晚才按铃，我真是急死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早上八点钟那会儿，阿尔贝蒂娜小姐吩咐我把她的箱子都拿出来，我不敢说不拿，我怕来叫醒您，您会骂我。我心想您不一会儿准会按铃的，就叫她再等一个钟头，可我说了没用哪。她不肯等，只说叫我把这封信交给先生，九点钟就走了。”听她说完——一个人对自己心里到底在想什么，还真可能并不知道，我还满心以为我对阿尔贝蒂娜已经根本不在意了呢——我差点儿接不上气来，我双手捂住胸口，一阵燥热袭来，手心里全都是汗，自从阿尔贝蒂娜在小火车上把她和凡特伊小姐的事告诉我以后，我已经很久没有这样大汗淋漓了，我好不容易才勉强说出下面这几句话：“噢！很好，弗朗索瓦兹，谢谢您，您没来叫醒我当然做得很对。请让我一个人待一会儿，过后我会按铃叫您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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