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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桂满庭芳——无锡钱氏家族文化评传 
定 价：36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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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化世家”向世人展示了中国当代具有代表性的文化家族群体。丛书第一辑共4册，分别为《风雨饮冰室——新会梁氏家族文化评传》、《倚树听流泉——唐河冯氏家族文化评传》、《中国现代文化世家丛书·丹桂满庭芳：无锡钱氏家族文化评传》和《中国现代文化世家丛书·丹桂满庭芳：无锡钱氏家族文化评传》，展示了以梁启超、梁思成、林徽因、冯友兰、冯景兰、冯沅君、钱钟书、俞平伯等文化科技名人为代表的不同家族的人才群体形象，探索了家族兴盛的不同风格和路径，揭示了近百年来影响人才成长的各种环境因素，进一步印证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社会发展和家族振兴过程的实力和作用。
《中国现代文化世家丛书·丹桂满庭芳：无锡钱氏家族文化评传》叙述了无锡钱氏家族百余年来的发展演变过程，通过这个家族几个有代表性的人物成长成才的历程，展示这个文化世家发展的全貌，探讨其文化传承的成功原因与特色，对于当今的人才培养，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无锡钱氏是近代著名的文化世家，出现了钱基博、钱钟书等文学大师，也出现了像钱钟韩、钱钟泰等著名科学家，钱孙卿、钱中汉等社会活动家。中国传统的家学渊源，在近代西学东渐过程中完美的结合，既有严格系统的家教，又有学术上的民主自由，形成了良好的成才环境。《中国现代文化世家丛书·丹桂满庭芳：无锡钱氏家族文化评传》叙述了无锡钱氏家族百余年来的发展演变过程，通过这个家族几个有代表性的人物成长成才的历程，展示这个文化世家发展的全貌，探讨其文化传承的成功原因与特色，对于当今的人才培养，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上，“家”与“国”总是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社会有机体相伴而存。历史的长河滚滚向前，更迭不已的朝代衍生的名门望族难计其数。这些显赫家族中的一部分在繁衍存续中以文化为纽带，形成独特的群体，成为文化世家。这些文化世家及其杰出人才为华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发挥过巨大的示范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中国历史与文化发展的进程。如，齐鲁大地上以孔子肇始的孔氏世家，享誉儒林两千余年，堪称“中国第一文化世家”；义宁的陈氏家族以陈宝箴、陈三立、陈寅恪而富盛名；杭州钱塘的钱氏家族，因千余年来文风昌盛、人才辈出而被誉为江南望族；安徽桐城方氏家族，自明末至今一直享誉文坛，有“中国近世三百年第一文化世家”之称。
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降，中国进入新的文化复兴时期，国人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加重视科技、教育和文化，也更加珍视人才。事实表明，代表先进文化最高水平的社会群体，正是那些位居学术最高领域的专家、学者等文化精英。中国现代转型以来，那些文化、思想领域的领军人物，对推动社会变革和学术创新等方面贡献巨大。研究发现，这些专家、学者和精英人物，大都出身于文化世家，有着良好的家庭文化背景和丰厚的学养。文化世家所呈现的人才辈出的现象，成为中国现代史上一道亮丽的景观。 在我国文化典籍中，“世家”一词早有所见，其注解也多有不同。 《孟子·滕文公下》中出现“仲子，齐之世家也”之说；《史记》以“世家”记述王侯诸国大事，有《世家》30篇；欧阳修所撰《新五代史》，沿用司马迁《史记》的体例，书中也开举《列国世家》10篇。我国古代王侯开国，子孙世代承袭，所以称世家。后来，人们将世代显贵、以某种专业世代相承的家族或大家泛称为世家。 《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对“世家”有如下三种解释：“封建社会中门第高，世代做大官的人家”；“《史记》中诸侯的传记，按着诸侯世代编排”；“指以某种专长世代相承的家族”。 根据研究和多方因素理解，“世家”当指有特殊职业或专长、社会地位显赫，或代表某一领域、阶层特色并世代传承的家族。考虑到文化的特殊性，文化世家则是文化在家庭、家族中长期积淀，并经过多代人不断赓续、传承而形成的特有文化现象，是以家风、家训、家教等文化单元为标志，以家族杰出人物群体为代表的世代相传的家族体系。 现代文化世家则是源自19世纪末，成长于20世纪初，繁盛于20世纪中期并延续至今的，以家族文化传承为基本特色的不同家族的集成。中国现代文化世家总是以家族的一个或多个、能够影响或引领某一时代或某一领域发展的杰出人物为代表，进而形成一个具有浓郁的家族特色、对社会产生广泛而重要影响的群体。 中国现代文化世家的兴起和成长大致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至今100年左右的时间。历史地看，20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化留给我们许多值得深思的空间。1840至1949年这段充满屈辱的历史，国入经受的痛苦是空前绝后的；然而，这一时期的中国却呈现出文化多姿、人才辈出的局面，所谓“国破山河在，家脉代代传”。这是中国根亲文化的魅力和生命力之所在。 实际上，中国现代文化世家的家族脉络根须还可以上溯至更早300余年的明末清初。那时，中国开始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商业资本的发达不仅带来经济繁荣和人口大量流动，也促使人们思想的开放和转变。封建的小农经济依然占统治地位，人们在获取物质的有限满足后，也伴随着精神上更加新异的追求。特别是到了清朝末年和民国年问，西方列强的入侵和洋务运动的助推，让许多有钱人家对家族的振兴和子女的抚养有了颠覆性的设想。尽管“学而优则仕”的思想根深蒂固，但富家子弟求学读书并非单一的科举及第。由于视野的开阔，富裕人家往往不惜重金聘请名师对子女进行一对一的培养，或让年幼的子女体面地进入私塾，或挤进洋人的教堂，甚至远渡重洋，为的是让子孙后代冲出家门，获取更加宽阔的人生发展空间，去施展抱负，光宗耀祖。这样，官富子弟不仅躲避了战乱的袭扰，更能浸染异域文化，从而成就了大批人才。 晚清至民国时期，中国历史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动荡局势。一方面，清廷的腐败无能引起民众造反，另一方面，外族入侵加剧了中国的贫弱。相对而言，社会贫富悬殊，阶层急剧分化。当时的局面应当是，寻常百姓不仅生活窘迫，甚至生死难测；富豪家族生活安逸，甚至花天酒地，更可破财消灾，让自己的子弟躲避人祸，享受现代优质教育。即使是落草为寇的军阀，也往往处心积虑地让自己的亲属弃武从文，期望发迹于文化世家。时局动荡，社会倒退，却难以遏制文化的萌动与繁荣。 而乱世时期的富家子弟往往不乏有志之士，他们倾心文化功名，客观上造就了家族文化的繁荣，使文化世家风起云涌。 从人才学的角度进行考察，文化世家的整体成长往往又伴随国运兴衰而行，其历程也往往变幻纷呈，瑰丽多姿。中国的历史就是这么怪异，有时越是动荡不安，文化越是奇异多姿。春秋战国时期是这样，三国两晋南北朝是如此，近代的清末民国时期也概莫能外。 20世纪初，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皇帝被赶出宫廷，伴随频仍的天灾和人祸（战乱和政治腐败），裹挟中西文化泥沙的巨浪席卷中国大地，中国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国时期虽时局动荡，军阀混战，但文化却一直未能断裂，反而出现极度繁荣的景观。 这一时期，军阀的利益、地盘纷争不断，文化的发展空间相对宽松；军阀的粗野庸俗，反而衬托出文化的精细高雅与尊贵，追求风雅成为时尚，文人地位也随之攀升，这在客观上促进了人才成长和文化繁荣的局面。现有史料足以证明，即使在1928年那样战火纷飞的动荡年月，成立伊始的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仍然做着遴选院士的长远计划，并终于在20年后的1948年成功地评选出中国首届81名院士。首届院士不乏文化世家子弟，如梁思成、梁思永兄弟，冯友兰、冯景兰兄弟等。这一现象值得我们研究和探讨。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由于时局稳定，加上国家恢复生产和经济建设都亟需大批各行各业的人才，许多流亡于海外的专业人才多为旧时代文化世家子弟纷纷回国。他们在参加新中国建设的同时，因为其卓越成就和高尚品德，成为科技文化领域的典范，从而使家族文化成为优化社会环境的重要因素，促进了家族文化繁荣时期的来临。随着时局的动荡变迁，特别是“十年动乱”，许多家庭遭遇灾难，甚至出现家族内部政治斗争，相互陷害，亲戚无存、文化割裂；加上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家庭结构的变化，家族文化遭遇内外夹击，影响了家族文化的繁荣与发展。时至今日，已经难以见到中国传统家庭四世同堂、子孙满院的格局，而文化的一度断裂，也从根本上影响了文化世家的发展，我们也很难见到20世纪中期那样的文化世家了！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20世纪90年代至今，随着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中国对科技和人才的重视程度前所未有，迎来了科技发展和人才成长的最佳机遇。同时，随着时局的稳定、和谐社会的发展，人们在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现代化便捷生活的同时，也渴望回归自然，怀念旧日民族文化传统。从20世纪乡土文学受热捧，到同乡会、同学会、恳亲会、姓氏寻根、家谱赓续等活动，无不带有浓郁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色彩，同时也为家族文化的凝练创造了良好的氛围。中国家族文化在和谐发展的当世焕发出勃勃生机。 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家族文化必然也会有新的发展。虽然嫡亲家族还需等待时日，而松散的家族联系必然也能够成就新兴的文化世家，成为新的人才成长的独特环境。况且，随着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和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谐社会的健康发展，新时期中国文化世家也必然会以新的形态展现并在人才成长链中发挥出榜样和示范的作用。 中国现代文化世家根植于中华民族的肥沃土壤，浸润着民族文化的深厚根基，有着鲜明的特色。 中国现代文化世家中的家族文化根基源自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我们选入的所有现代文化世家，都弥漫着中华民族的文化氛围。不管是新会的梁氏家族，还是无锡的钱氏家族，或者是唐河的冯氏家族、湘乡的曾氏家族、义宁的陈氏家族，他们首先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要特征的书香门第。这些家族的杰出人物不仅有着良好的家风和深厚的家学渊源，而且其中的杰出代表人物从私塾开始多有大师引路，并大都出国留学，深受异域文化的影响，可谓学贯中西，所以在他们身上总能闪现出新异文化的光芒，通透着文化的锐气。如东至周氏家族中的周一良，在其出生的次日，母亲萧琬即患急病猝然离开人世，幸被父亲周叔残的德国朋友牧师卫礼贤抱回家让夫人用牛奶喂养了一年才送还周家，再由周一良的三姑母（旧式的文化女性、孀居而又无子女）扶养。周叔弢对儿子煞费苦心，不惜重金请来名宿大儒坐馆家塾。周一良的老师如张悫、毓康、温肃、唐兰等，或为当世鸿儒，或是文化名流，或与“大清天子同学少年”（陈寅恪语），还有外籍教师教学外语，使其通晓英、德、日等国语言，成为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又如，义宁的陈氏家族中，陈寅恪是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诗人之一，还是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被称为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之一。其父陈三立是著名诗人，“清末四公子”之一；其祖父陈宝箴曾任湖南巡抚。因陈寅恪身出名门而又学识过人，在清华任教时被称作“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 综观中国现代文化世家展示的家族文化，有着明显的世代传承特色。每一个家庭中的杰出人物都不是单打独斗的，而是呈现出群英荟萃、相映生辉的局面（这一点在梁启超的子女中展示得更加明显）。他们或是科举精英，或是乱世怪才，有人甚至当上了皇帝的老师（翁同龢曾是同治、光绪两代帝师）。这些家族成员文化层次极高，职业新潮，特色明显。比如东至周氏家族中的周馥为一品监生，周学海为两榜进士的良医，周学熙曾任民国时期的财政大员，周明夔（叔迦）为佛学大师，周绍良是著名的红学家、敦煌学家、佛学家、收藏家和文物鉴赏家，周一良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又如新会梁氏家族中的梁启超自然是国学大师，他的子女梁思顺、梁思成、梁思永、梁思忠、梁思庄、梁思达、梁思懿、梁思宁、梁思礼等，也都成为当世英才。再如唐河冯氏家族的冯沅君、冯友兰、冯景兰、冯宗璞，分别在文学、哲学、史学、地质学等方面成就卓著。这些代表人物堪称时代精英，他们从事的职业、徜徉的领域都留下了时代光辉；他们的成果都能够荣登当世的最高境界。他们身上的人文精神也成为时代楷模，激励了一代甚至数代人在人生的道路上健康成长，并在后人的追捧中不断发展、完善。 中国现代文化世家中的家族动辄几十甚至几百年的家族史，在当地声名显赫、德高望重，也大多恭行自律、家教严谨、讲究门风，形成独特的家训。如无锡钱氏家族的“姓钱但不爱钱”，常熟翁氏家族的“读书”“为善”，湘乡曾氏家族的“耕读传家”等。中国现代文化世家以姓氏血缘为纽带，各个家族都有自己严格的宗祠家谱，家族特色明显；重视独特文化的凝练和世代延续，在传承中注重创新。如湘乡的曾氏家族能够在继承中兴名将遗风的同时，不仅人才辈出，还使良好的家风得以传承和创新。家族文化的兴衰与家族精英关系密切，一个家族的文化兴盛与衰落往往都离不开精英人物引领潮头、发扬光大。 中国现代文化世家的兴盛年代处于晚清、民国向现代转型时期，许多世家穿插了家学深厚、贤良德高的优秀女性。旧式中国社会，虽说女性的地位总体不高，但人们往往又把家风的树立、门户的筑垒寄望于良家女子，所谓“妻贤夫祸少，子孝父心宽”。这些家族中的女性不仅践行家族文化，而且以卓越的成就承担起家族文化的传承与创新。那时，相对稳定的大家庭模式和女性主内的家庭管理方式，客观上给女性施展管理才能提供了平台。殷实的家境使妇女可以免于生计所迫，让她们安心在家操持家务，教育孩子；有些女性从幼年即经受先进文化的熏陶，接受良好教育，成为女中豪杰。同时，女性受到的良好教育，形成更加浓郁的文化氛围，并通过生活中悉心关心幼年家庭成员，以其无微不至的人文关怀、女性崇高的品德和良好的言行举止，影响家族成员健康成长。 在家庭成员成长过程中，女性发挥作用最典型的当属曾氏家族中曾国藩次子曾纪鸿之妻郭筠（字诵芳）。郭筠一岁即由父亲郭沛霖（曾国藩好友）做主许配曾家，12岁不幸丧父，幼年已成曾家女主人。因忙于家务无暇读书，直到和曾纪鸿完婚郭筠才有饱读诗书的机会。更为不幸的是，郭筠34岁又丧夫成寡。令人钦佩的是，郭筠持家教子有方，成为曾家富厚堂拿得起放得下的第一夫人。在富厚堂，曾家子孙几十口人都听她的号令1郭筠写有《曾富厚堂日程》，并有以自己的艺芳馆书斋名目、王闽运作序而传世的《艺芳馆诗存》。郭筠晚年立有六条“家训”，策勉男女儿孙谋求自强自立，同时不要求年幼女性缠足，不赞成八股文章，也不愿孙辈去考秀才，却要他们学外国文字，接受新式教育。正是曾家有了这位贤惠的郭夫人，使得曾氏家族能够在曾国藩等长辈中的晚清中兴名将虽过世经年，仍然呈现一派繁荣昌盛的景象，并且这种景象在传承曾国藩治家精神的同时，又有新的、与时俱进的历史性转变。 中国现代文化世家的精神动力来自兼容并蓄的开放心态和中西贯通的文化精神，这种精神催生人才的花丛枝繁叶茂，使得家族文化总能跟上时代的步伐，文化生命力强健。 中国现代文化世家开放的文化心态使得家族文化深受异域文化浸染，形成文化锐度，易于人才的脱颖而出。由于其时间跨度正处于中国社会的转型时期，时局的动荡、中西文化的碰撞，彻底颠覆了国人一贯的保守矜持、故步自封的性格，生存的需要逼迫他们在被动了解西方文化（其实早期更应该是科学和宗教文化）的同时，开始审视中国传统文化。他们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智，溅出奇异的光华，形成高锐度的思想和科学成果。这样，这些家族的子弟往往能够在同一时代、同一群体中或特立独行，或鹤立鸡群，或脱颖而出。 中国现代文化世家宽阔的文化视野形成兼容并蓄的文化发展路径，使得家族文化总能跟上时代的步伐，文化生命力强健。经济实力的增强往往能够带动精神境界的进一步提高，国家是这样，民族是这样，家庭也同样如此。成长于跨世纪的中国现代文化世家，由于世代显赫，随着经济、政治地位的提高和家族影响力的增强，其文化心态也逐步开阔。 其家族代表不仅对中国传统文化批判、审视和合理吸纳，也同时关注西方文化，做到兼容并蓄；同时，新的事物、新的思想也成为他们的关注对象，所以他们总能成为时代的弄潮儿，紧跟时代步伐，在守成的同时不乏创新，使家族文化具有极强的生命力。现代文化世家群体彰显的中国家族文化，是中国现代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其涵盖的勤奋进取、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爱国爱家、亲情友谊等人类先进文化的重要因素，将贯通时空，成为民族富强、家庭兴旺、个人成才的重要动力。 “中国现代文化世家”丛书已列入国家出版基金项目。根据策划者的总体目标，这套丛书要汇集20～30个在中国现代史上文化渊源比较深厚、影响力巨大的家族。这是一项内容丰富、任务艰巨的工程。为兼顾学术高度，丛书所选作者大都在各自承担家族的研究方面积累有丰富的史料和扎实的学术功底，具有较强的书稿撰写和文化品位把握能力。在承担丛书任务时，他们对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认真梳理，并多有创新。 这些，都为丛书的品牌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孔庆茂，1964年9月生，河南济源市人。1986年7月毕业于河南大学中文系，1990年获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硕士学位，1996年师从南京师范大学陈美林教授攻读明清文学，1999年获文学博士学位。2006—2009年在东南大学艺术学博士后流动站从事博士后科研工作。曾任江苏高教杂志社编辑，中共江苏省委《江苏南北经济通讯》编辑，现为南京艺术学院教授、文化遗产保护系主任。199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钱钟书传》《辜鸿铭评传》《魂归何处一一张爱玲传》《杨绛评传》《林纾传》多种。现主要从事艺术史及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对文学、历史、宗教、古籍版本亦有较广涉猎，著有《科举文体研究》《智慧孟子》《八股文史》《中国符号口色彩升平》《裴休研究》等学术著作多部，论文30多篇。《八股文史》获得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小引
第一章 二十世纪初的时代与家庭 诗礼之家的家学渊源 孪生兄弟：钱基博与基厚的少年 传统与新学 初出茅庐，跃跃欲试 第二章 新的一代及其教育 钱锺书与钱锺韩的童年 钱基厚跻身政坛 从圣约翰到光华大学 钱基博在无锡国专 钱锺书与钱锺韩的中学时代 钱锺韩：走出传统的文史之路 第三章 大学时代 "横扫清华图书馆" 石遗老人的座上客 敢与权威论短长 初识杨绛 父子相聚在光华大学 钱锺韩在交大 第四章 国外留学 英伦聚首 钱锺书在英国 在"东方的剑桥" 西南联大最年轻的教授 第五章 上海沦陷时期 坚持民族气节 "谢家宝树" 父子同为系主任 沦陷区里的钱锺书 《谈艺录》成书始末 在暨南大学 第六章 钱孙卿在无锡解放前夕 抗丁与抗税 仗义执言 改选面粉市场场长风波 转向共产党 第七章 殊途同归向光明 留在国内 迎接解放 投奔共产党 由苦闷到光明 第八章 政治热情与右派 上书中央忠肝沥胆 严格的家教 为共和国出力 第九章 反右与"文化大革命" 钱锺书参加"毛选"英译 选本名著《宋诗选注》 翻译毛泽东诗词及其他 "文化大革命"劫难 《管锥编》：中国文化的宝库 第十章 新中国的第一代科学家 上课多面手 从反右到"文化大革命" 科学狂想曲——钱锺韩在"文化大革命" 后期的思想 科学的新生 第十一章 晚年岁月 "钱学热"中的钱锺书 甘添白发守校园 为霞尚满天 结语·绳武堂的启示 后记 钱氏家族简表 主要参考文献
钱基博与钱基厚二人，后来走的路不太相同。兄长基本上是以治学为主，成为一代国学家；而弟弟虽不废学问，但更多的精力，投身于地方的社会事务之中，成为一名对地方卓有贡献的乡绅和领导。两人性格的不同，在青少年时代即已看出来。钱基博说：“惟吾孙卿，慷慨敢任事，不仅欲以文字见，排难解纷，居乡有所尽力，乡人亦雅重之。……凡地方大利害，主者有所设施，不知于地方人士意何如，必且曰：‘且以咨钱某’。地方人士于主者有所建白，亦必曰：‘咨钱某’。作官民交通之枢，宣主者意而导地方人士之隐，实惟吾孙卿是赖。
”从这一段简短的话中，我们当能窥见钱基厚性格的一斑。虽然兄弟二人后来走的路有所不同，但他们有着相同的一面，就是对社会对政治十分关心。初出茅庐，所走的路仍是相近的。 转眼之间，他们已逾弱冠，各自都要成家立业了。光绪三十三年（1907），兄长基博结婚，娶的是本邑王莘锄的侄女儿。王莘锄先生名王縡，同治二年（1863）癸亥科进士，光绪二年曾任福建乡试同考官，制举文很有点名气。他的弟弟名演，无锡县附贡生，候选训导。由于弟弟与弟媳去世很早，其女儿由兄长养大。因为她从小孤苦伶仃，在伯父家长大，似有一点寄人篱下的感觉，所以虽然没有多少文化，但性格非常好，安分守己，勤俭持家。她就是钱锺书的母亲。锺书的母亲比父亲小一岁。 1910年，钱基博的长子钱锺书出生。据说，钱锺书出生时，适逢有人送来一套《常州先哲遗书》，故名仰先，字哲良。 第二年，弟弟钱基厚也结婚成家。那时，基厚还在苏州木渎两等小学堂任数理教习，平时不常回家，他的父母也不经过他的同意，在家中自作主张为他物色好了妻子，然后召他回来完婚。他事先一点都不知道，回到家中才知道他的妻子是当地名流、县副贡生高映川先生的长女。这桩婚事是他的父母请他的朋友吴锦如介绍的。高先生是本地德高望重的长者，在县衙任事。钱基厚记得很清楚，他们弟兄俩曾经有一次演讲时当面冲撞高先生，对高先生很无礼，但高先生笑笑，并不以为忤，现在又以女儿相许，这说明高老先生很有眼光，不计较小事得失而慧眼识人。以后在为地方利益奔波的岁月中，翁婿合作共事多年，非常融洽。 兄弟各自成家立业，有各自的事情。白天各忙各的事情，晚上回来互相探讨学问，渐渐地，两人的兴趣倾向显示出来了。基博的古文已经非常出名，当地许多碑铭诔记等文章皆请他写。基厚应廉泉（南湖）的聘请，至上海曹家渡小万柳堂坐馆授课，教他的三个孩子。小万柳堂在苏州河畔，河上风帆片片，有风物之美，可以赏玩。更可贵的，廉泉可是晚清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他字惠卿，号南湖，清末官部郎，为官正直，诗歌自成一家，是著名诗人。他的妻子吴芝英是清末大文豪吴汝纶的女儿。廉南湖的诗歌、吴芝英的书法，都有名于当时。吴芝英还是革命烈士秋瑾的密友。秋瑾被清廷杀害之后，作为清朝命官的廉泉与妻子非常佩服秋瑾的侠义精神，亲敛其遗骸，葬于西湖之滨。这件事当时在社会上掀起轩然大波。廉泉被京御史弹劾，差点为此去职，一时义声震朝野。像这样的人，在清末的官场上是不多的。钱基厚很钦佩这样有肝胆的人，所以才乐于为其西席。 这时，兄长基博被江西按察使陶大均聘为书记，江西一省的碑版文字多出其手。陶大均为晚清高官，早年受业于黎庶昌，为曾国藩的再传弟子。他看过钱基博的文章，非常欣赏，惊为“龚定庵（自珍）复生”，托廉南湖的介绍，招之入其幕府，筹办司法改良。月俸白银百两，这是相当优厚的待遇。钱基博把所得的俸钱悉数寄回家中交给父亲，依然敝衣旧服不改当初。别人问他何苦如此节俭，他说：“我自知嗜欲过人，稍一放纵，就不能回头。故手中不留一文余钱，以此约束自己不陷于淫谣。”有一天半夜已经入睡，大均突然使人召之入见，他以为有要事相商，急忙披衣过去。到了幕府，众宾环坐，热闹非常，大家正在欣赏歌舞。陶大均指着一名美人，对他说：“此女即是花榜状头，驰名久矣，白天召之人言可畏，故晚上请你过来欣赏。”钱基博一时默然，缓缓道：“公为纠弹官吏、掌管风宪的按察使，长夜召妓，何以仪型百官？”说完转身离开。同座笑为迂腐，大均说：“此人是真君子。”次日，大均登门长揖，谢日：“君少年如此，乃令我辈愧死。然微君不能诤我，亦非我不能容君。”从此再不召妓，对少年钱基博更加敬重。（《钱基博自传》）钱基博在江西，本想做两件事，一停止刑讯，一改良监狱。但当时司法腐败，停止刑讯根本不可能，他只好致力于改良监狱，虽然做了很大的努力，只是减少一些酷刑而已。 不久以后，陶大均病故，钱基博就辞职回乡了。 直到宣统二年母亲病革时，二人才各自从外地回来，兄弟又聚于一起。1911年，钱基厚曾在南京两江法政学堂法科学习一段时间。到了南京一看，钱基博不觉失望。这里的提学使为江西吴某，总教习为湖南何某，官僚习气甚重，上课的教师都是日本法政速成毕业的学生，教材也是抄袭翻译日本的速成教材，错误百出，钱基厚的日文水平只是粗通一点而已，都能看出其破绽。钱基厚常常拿原书对照，引证材料诘难，教师个个答不上来，对他颇为侧目。他觉得这些人并没有什么水平，正好局势不宁，就趁机回去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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