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帮”上海余党覆灭记_李海文，王守家著_9787515331911

　　《“四人帮”上海余党覆灭记》以丰富的第一手资料见长，纪实笔法，叙论结合，全面介绍党中央决策“四人帮”问题，以及其后秘密、紧急派出工作组稳定上海形势，一举解决“四人帮”上海余党问题的全过程，以及在这过程中，上至党中央领导华国锋、叶剑英等的决策，下至工作组成员、“四人帮”上海余党涉案人员的不同反应及此后结局。

　我花了十几年的时间，写了一本关于在历史的转折时期华国锋与粉碎“四人帮”问题的专著(待出版)。为此收集并参阅了当时的文件、档案、报纸、回忆录，采访了华国锋等90多个当事人。华国锋说：粉碎“四人帮”后，他重点解决上海问题。他认为：只要制服“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其他都是小玩闹。因为各地的“四人帮”爪牙以上海最强，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都来自上海，他们在上海经营了10年。上海又是中国最大城市，中国工商财政重地，在中国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而，我将中共中央的决策和中央工作组的工作情况作为一个重点，对“四人帮”上海余党覆灭历史写了8万字。之所以能写这么多，是因为得到严佑民的支持。1976年10月，严佑民参加中央工作组，1976年10月20日到上海，负责公安、清查等工作，后任上海市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在上海工作5年。2001年7月1日病逝上海。病重前，他将保存的资料全数交给我，要我将这段历史真实地记录下来，传之后世。同时，介绍我顺利地访问到中央工作组、公安部的诸位领导和成员，如倪志福、彭冲、林乎加、赵行志、韩哲一等。但是有两个遗憾，一是受篇幅所限，关于上海的这段历史不能展开，许多资料没有采用，只能写8万字。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史实因缺乏材料而没有写清楚。
　　早在1977年春，江小华江小华：（1942－2012）湖南江华瑶族自治县人，1961年入伍，1968年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198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师副参谋长，武警水电指挥部副参谋长，大校。告诉我，在粉碎“四人帮”之初，中央派国务院的一些同志到上海了解情况，中央掌握上海的动向。后来，在陈锦华发表的回忆文章中得到印证。2005年陈锦华在《国事忆述》一书中说，10月6日粉碎“四人帮”后，在中央工作组到达上海之前，中共中央决定由国务院各部委派一些人到上海去，以研究、准备1977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名义，了解社会动向，了解“四人帮”余党有什么新动作，及时报告北京。谷牧副总理亲自同这些同志谈话。但是派出的第一批同志有多少人、具体姓名、什么时间到达上海、他们到上海收集到什么情报等情况却无从查起，只好阙如。
　　2008年初在山东八路军研究会主办的学术讨论会上，我见到谷牧的长子刘念远大校，机会难得，向他请教。他说：奉党中央命令，1976年10月8日，谷牧派秘书曹大澄等八同志到上海。他侃侃而谈，介绍了谷牧与王一平的关系，曹大澄如何到王一平家取得上海“四人帮”余党策动武装叛乱的情报。他强调：这些同志冒着生命危险，深入虎穴，为解决上海武装叛乱、稳定上海乃至全国局势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们是有功之臣，应载入史册。
　　写历史要有第一手的资料。我迫不及待地问：曹大澄在哪？他说：1986年曹大澄带了几位青年到深圳、香港创办华艺设计顾问有限公司，定居香港，曾在香港的报刊上发表过回忆文章。什么时间发表在什么报刊上均不清楚。
　　2010年5月，在山东八路军研究会的会议上，再次见到刘念远。他当场介绍杨培青大姐，说：她与曹大澄住一个楼里。会后，我从杨培青处得到曹大澄的电话。我喜出望外，经联系，急匆匆去采访，受到曹大澄热情接待。他提供了大量的资料及他当年写的5万多字的《余党末日》及回忆材料，详细讲述了当时的情况。
　　《余党末日》登在1977年5月13日新华社的《内部参考》，这是《内部参考》破天荒头一次发表纪实文学。同时，编者按评价：这篇文章“有助于加深我们对揭批‘四人帮’的这场斗争的严重性和必要性的认识”。原中宣部副部长、理论界的前辈于光远在2002年8月16日个人网站上发表文章《我关心曹大澄的〈余党末日〉》。于老写道：
　　在我个人档案当中，一直保存有“本报通讯员曹大澄”写的《余党末日》。它从上世纪80年代初起，一直保存在那里。可是时间一长，就记不起是谁和为了什么原因送来的了。只是觉得其中有些史料，而且同1975—1976年我们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工作和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运动”有些关系，所以没有处理掉。由于我对粉碎“四人帮”前后的情况比较熟悉，我敢判断，文章中所写，基本上符合我所知道的事实。至少同我所知道的事实没有不一致的地方，而且写得比较具体，我想应该找到一个地方把它发表出来。否则它就会湮没，如果那样，我就觉得很可惜。
　　我当即决定和曹大澄合写一篇文章。
　　曹大澄又介绍一起到上海的战友王守家。王守家至今保存着派遣到上海时的4本工作日记，共13.5万字。曹大澄、王守家已是耄耋之年，回想起当时的情况仍然记忆犹新，颇有几许“地下”活动的手段，惊心动魄。
　　花了数年的时间，终于找到谷牧派出的第一批8位同志中的两位，找到历史当事人，得到第一手资料，大大丰富了我所写的关于解决上海问题的那段历史。我的喜悦如同久旱逢甘雨。当即决定根据这些资料及回忆，由我执笔和曹大澄、王守家合著一本口述历史，所涉内容是从1976年10月8日到1977年1月底王守家离开上海时为止。着手写第一章，即他们8人到上海的活动，从10月8日到20日，苏振华、倪志福、彭冲所率中央工作组到上海之前。在送曹大澄修改时，他提出不署名。第一章主要内容2011年8月在河南党史研究室办的《党史博览》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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