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_[德] 阿莱达·阿斯曼著；潘璐译_9787301263945

　　何谓“记忆”？它的机制、媒介、功能是怎样的？诸如此类的问题，近年来已经引起历史、生物科学、信息科学、政治学、哲学、宗教和艺术学等诸多学科的关注。阿莱达·阿斯曼在本书中运用各种研究工具，以文学经典、装置艺术等具有象征形式的传承的全部内容为研究对象，细致考索了文化记忆的种种功能和媒介的形式及变迁，为“文化记忆”搭建了丰富、深刻而又颇具解释力的理论框架。
　　《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本书与《文化记忆》一起，被视为“文化记忆”理论的奠基之作！

　　译后记
　　最早接触阿斯曼夫妇的记忆理论是在2000年左右，当时我正在德国读博士，论文题目是德国战后文学中的历史反思与中国“文革”后文学反思的比较，主要考察君特·格拉斯和莫言的作品。格拉斯的研究文献已经汗牛充栋，如何提出新的角度真是让人颇费心思。后来我读到阿莱达·阿斯曼的一部著作，深受启发，进而顺藤摸瓜，研读了莫里斯·哈布瓦赫、扬·阿斯曼和哈拉尔德·韦尔策等人关于记忆理论的著述，茅塞顿开，论文也就水到渠成。2006年我回国不久就结识了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岳秀坤编辑，他当时正负责耶尔恩·吕森和张文杰先生（已故）主编的“历史的观念译丛”，其中收入了记忆理论的几本重要著作，已经翻译出版韦尔策的《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当时出版社原拟节选扬·阿斯曼的《文化记忆》和阿莱达·阿斯曼的《回忆空间》中若干重要章节，合并为一本书出版。我力劝秀坤编辑，阿斯曼夫妇的这两本著作是德国记忆理论的基石，值得全文引进，并自荐翻译《回忆空间》。后来由于北京大学德国研究中心的杂事繁冗，小儿怀德又横空出世，所以翻译工作一拖再拖，直到2014年才脱稿，而这时秀坤编辑已经在首都师范大学获得教职，离开了出版社，编辑工作转交陈甜女士。2015年11月，阿斯曼夫妇受北京大学和歌德学院北京分院之邀，来华讲学，《文化记忆》和《回忆空间》两书能以此机缘次第出版，堪为幸事。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美的记忆研究如火如荼。德国的记忆研究作为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更是硕果累累。记忆研究之所以在德国颇受重视，与记忆这一主题在其政治生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有着密切的关系。十三年的纳粹统治给人类社会造成的累累创伤是德国人无法忘却也不可以忘却的历史经历。如何对待这段历史？能否像德国前总统里夏德·冯·魏茨泽克所言“诚实与纯净地纪念”这段往事，“使它成为自己内心的一部分”？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如今70年的时间里，德国人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从战争刚刚结束时的心理防御机制，到后来阿登纳政府提出的“克服过去”(Vergangenheitsbew?ltigung)的口号，这些以遗忘过去为目标的做法虽然让人在短时间内规避了揭开伤疤的痛苦，但在社会和家庭领域却留下了很多长期潜伏的后患。1968年学生运动后，人们对待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的态度才渐渐积极起来，直到1970/80年代，“整理过去”(Vergangenheitsaufarbeitung)才开始在阿多诺所言的意义上成为人们新的行动方针。在德国乃至在欧洲，一种“回忆文化”渐渐生成，针对纳粹历史的回忆工作(Erinnerungsarbeit)已经成为德国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日常部分，正是这样的基础才使记忆理论研究获得了在其他地方无法比拟的推动力。
　　在德国的记忆研究中，扬·阿斯曼和阿莱达·阿斯曼夫妇的成果可谓是记忆理论的柱石。扬·阿斯曼是古埃及学家，他对地中海周边的古代高级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面对这些古代文化的深厚积淀及其对身份认同的影响，扬·阿斯曼提出了文化记忆这个概念，第一次把记忆这个原本只用于个人的、生理学上的现象，拓展到了文化现象之上。文化记忆这个概念既避免了“传统”“传承”等概念的褊狭，又去除了“集体记忆”概念中的模糊性，甫一出现就得到了学界的高度认可。扬·阿斯曼还进一步把文化记忆分为“热回忆”和“冷回忆”两种类型，以描述不同的记忆内容对社会变迁造成的或推动或阻碍的影响。
　　在阿莱达·阿斯曼这里，文化记忆的研究对象的范围又获得了极大的拓展，其内容不仅是“神话传说，发生在绝对的过去的事件”，而是“具有象征形式的传承的全部内容”，其中不但包括流传有序的文本正典，还有后现代的小说；不仅有古罗马的残垣断壁，还有刚刚完成、甚至尚在进行的装置艺术。文化记忆的时间结构也不再是“神话性史前时代中绝对的过去”，而是这些传承的全部内容在历史的嬗变中“要仰仗不断的阐释、讨论和更新”。如此庞大驳杂的内容，哪些在建构身份认同、证明合法性、作为行为指南或价值标准上发挥着功用？哪些又沉睡在历史的黑暗之中？阿莱达·阿斯曼又区分了回忆的两种模式——功能记忆和存储记忆。功能记忆是有人栖居的记忆，是经过选择、连缀、编排，使其具备结构和关联，并从这一建构行为中获得意义的记忆；而存储记忆则存放着暂时无用的、变得冗余的知识，没有利用的机会，也没有其他可能性，它不是任何身份认同的基础，它的作用在于包容比功能记忆所允许的更多或不一样的东西，作为当前功能记忆的校正参照。存储记忆被放置在图书馆、博物馆和档案馆等存储器中，它们所具备的动能是潜在的，“存储记忆可以看作是未来的功能记忆的保留地。它不仅仅是我们称之为‘复兴’的文化现象的前提条件，而且是文化知识更新的基本资源，并为文化转变的可能性提供条件”。对文化的未来来说，两种模式能够同时并存、并保持相互之间的高度渗透性至关重要，只有这样文化才能保持其更新的能力。
　　功能记忆和存储记忆这一对概念的厘清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首先，它们消除了尼采、哈布瓦赫、皮埃尔·诺拉等坚称的历史与记忆之间的二元对立，使历史研究和记忆研究有了融会贯通的可能；其次，它们揭示了历史或者过去如何对当下发挥功用的机制：一个主体通过激活来自过去的一部分信息建立起一个功能记忆，自己则成为功能记忆的载体或承担主体，在这个功能记忆中它为自己架设一个特定的过去的建构，并以此建构自己的身份认同；另外，这一对概念还解释了回忆与遗忘的关系问题：此刻被回忆的东西会因为失去了重要性而沉入遗忘的深渊，而此刻被遗忘的东西也可能因为获得了新的重要性而被重新记起。回忆与遗忘两者并不是对立的现象，而是相辅相成、互相依存的。
　　如果读者想要在本书中寻找某套完整的记忆理论的话，恐怕是徒劳的。此书成书之时，记忆理论正在创建之中，很多思想仍在经受磨砺。书中的基本理论框架在阿莱达·阿斯曼后来的著述中又有所补充和修正。正如作者自己所言，此书“写作的兴趣点在于尽可能多地展现对于复杂的回忆现象的不同观点，同时展现较长的发展脉络和问题的持续性”。也正是由于书中内容的丰富性，才使不同学科的读者都能从中获得启发，这也是这本书得到广泛接受的原因。
　　阿斯曼夫妇的研究虽说分别以古代文明及文化史的内容为基础，但是对现实也富有积极的指导意义，扬·阿斯曼的研究挖掘了中东地区尤其犹太教与伊斯兰教之间冲突的根源，给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可能的方案。阿莱达·阿斯曼的研究更是对于当下的社会和政治问题给予大量的关注。她对于德国的记忆工作、两德合并所遗留的问题都运用记忆理论进行了阐释，给人很大的启发。随着时间跨入21世纪的门槛，经历了中国跌宕起伏的20世纪的一代人渐渐离开历史舞台，很多第一手的、鲜活的历史记忆就这样随之而去，许多学者、艺术家甚至普通人都意识到了这一点，纷纷以口述史、老照片、私人博物馆、自传等形式试图挽回和留住这些记忆。希望从古代地中海文明和近现代欧美文化中汲取营养的记忆理论能给中国的记忆研究以启发和推动，实乃译者初衷。
　　对书中引用较多的莎士比亚、华兹华斯、海涅等名家作品，译者参考了朱生豪译本（译林出版社，《莎士比亚全集》8卷本）、丁宏为译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序曲或一位诗人心灵的成长》）、钱春绮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罗曼采罗》），在此一并表示感谢。考虑到所引译文在本书中是作为论据出现，译者对部分文字做了稍许改动，主要是将某些关键词改为直译。其他文学作品引文的翻译也以准确性为首要原则，有时难免累及其文学性，在此特别加以说明。
　　译者还要对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岳秀坤老师对本书的选题立项、北京大学出版社陈甜编辑认真缜密的审校工作表示衷心的感谢。本书的翻译工作得到了歌德学院翻译计划的资助，谨致谢忱。最早负责此项目的歌德学院北京分院郭玲女士在项目进行期间韶龄早逝，令人唏嘘。现此书完成，芳魂有知，当以为慰。
　　潘璐
　　2016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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